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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较为高贵的纺织面料，特别是其中的丝绸，更为重要的一面是它与中国传统礼制之间的关系。中国历代就有布衣的说法，也就是说一般无官无职的人只能穿着麻衣，因此被称为布衣，但丝绸本身就是高贵与身份的标志，由于它具有丰富的色彩和图案，更可以作为标志等级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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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等级首先是皇帝的服饰。《尚书·益稷》中已见对早期冕服十二章的记载，十二章可以根据等级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数量。东汉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定天子用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早期的十二章纹饰并无图像传世，现在可以见到最早的十二章纹是在敦煌壁画上描绘的皇帝图像，但不全。真正带有十二章的实物是北京定陵出土的明神宗的缂丝衮服（如图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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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纹也是皇帝服饰中的专用图案题材。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出土实物来看，龙纹最迟于辽代已用于皇帝服饰（如图1.6所示），到元代，五爪大龙被专用于皇帝服饰，而较小的三爪龙仍然可以用于一般场合。明代起，则有五爪龙和四爪蟒的分别，还有与龙十分相似的飞鱼、斗牛，除五爪龙之外，蟒、斗牛和飞鱼都用于赐服（如图1.7～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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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图案外，色彩也是分辨等级的重要因素。史载秦时期祭服装尚黑，西汉尚黄，东汉则尚赤。但汉代又根据时令为服色之别。《后汉书·舆服志》载五时色朝服为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紫色亦有贵者燕居之服，而绿色则为民所常服。《旧唐书·舆服志》载，唐代高祖时天子用赭黄袍衫，遂禁臣民服用赤黄之色，并规定亲王及三品以上服大科绫罗紫色袍衫；五品以上服朱色小科绫罗袍；六品以上服黄丝布交梭双紃绫；六品七品用绿。至太宗时命七品服绿色，龟甲双巨十花绫，九品服青丝布杂绫。大抵紫、绯、绿、青四色为定官品之高卑，即始于隋唐。自中唐起，皇帝还用雁衔绶带锦和鹘衔瑞莎锦赐给观察使和节度使等高官，这种雁衔绶带锦的纹样一直保存到辽代，在辽代墓葬中还有发现（如图1.10所示）。宋代官服色彩等级与唐相同，但时服中亦区分织锦图案。据《宋史·舆服志》记载，第一等用天下乐晕锦，第二等用簇四盘雕细锦，第三等用黄狮子大锦，第四等用翠毛细锦，第五等用红锦，其余将校则赐窄锦袍，有翠毛、宜男、云雁、狮子、练雀、宝照大和宝照中锦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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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武百官更多用补子表示品级。据《明史·舆服志》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常服补子品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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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侯伯、驸马：麒麟、白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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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㶉、八品黄鹂、九品鹌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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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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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职练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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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宪官：獬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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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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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补子有圆、方之分，圆补主要为龙、蟒之类，用于王公贵族；方补用于百官，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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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一品鹤、二品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㶉、八品鹌鹑、九品练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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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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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丝绸图案中，丝绸艺术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展示其流行和时尚风格的变化。青铜器、陶瓷、漆器、金银器等装饰纹样也均曾跟随丝绸装饰之风，或与丝绸风格互相影响，体现着共同的时代特征。如在青铜中期开始，各种礼器上出现的动物纹样的周边和间隙之处填满了各种小几何纹如回纹、雷纹等，可能正是由于几何纹暗花织物上加以动物主题刺绣的影响所致。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中国的丝绸艺术与西方的纺织艺术互相交流，形成了大唐时期最为华贵的丝绸图案，影响丝绸之路沿途的地区和国家。宋元之后设计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锦地开光图案，以小几何形的琐纹如曲水纹、锁甲纹、球路纹等作地，上布带环的窠状纹样作主题，无疑也是来源于丝绸图案设计，并大量出现在瓷器、金属器、漆器及建筑等几乎所有的艺术品上。明清时期，丝绸纹样更是成为人们表达吉祥如意向往的重要手段，五谷丰登、吉庆有余、岁寒三友、福寿三多、莲生百子、百年好合等都成为丝绸图案中的重要题材（如图1.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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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纺织科技发展的三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