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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8月23日，扶风县法门寺塔倒塌了一半，从而导致了198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法门寺地宫的发掘，使埋藏1000余年的大量唐代皇室丝织品重见天日。据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碑文可知，最后一次开启地宫迎送佛骨是在唐懿宗时期，此后地宫就被关闭，因此，地宫中供奉的丝绸大部分是懿宗时期晚唐的产品，其中最为精美的是红罗地蹙金绣随奉真身菩萨佛衣模型一套五件，以及包裹佛指用的锦套一件。另在一个腐朽的白藤箱里，堆积的丝绸有23cm厚，达780层，如将其揭开铺展，可达400多平方米（如图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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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敦煌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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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王圆箓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在其中发现了无数的写经及各种用丝绸制成的佛幡绣像。后来，斯坦因和伯希和来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骗取了大约2/3的文物，这些文物被运到英法两国后，主要被收藏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巴黎的集美博物馆，包括不少丝绸制成的佛幡、经帙、绣像及各种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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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又对莫高窟前部分洞窟进行了维修，在维修过程中又发现两批丝织品。一批是北魏时期的刺绣，另一批是盛唐时期的，于1965年在莫高窟的K130、K122、K123窟前出土。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发表报告时对其作了初步的鉴定，盛唐时期的织物以绫、绢为主，并施以碱印、夹缬、拓印等印染加工方法。近年在莫高窟北区洞窟的考古过程中，又有不少元代的纺织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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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丝绸之路与东西纺织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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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养蚕技术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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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丝绸对世界的贡献首先在于中国的丝绸生产技术随着丝绸的外传而传播，尤其是养蚕技术的传播。不过，这种传播是分阶段的，第一步是养蚕技术传到中亚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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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有一段关于传丝公主将蚕种传入瞿萨旦那国的故事：“昔者此国，未知蚕桑，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词下礼，求婚东国。……命使迎妇而诫曰：……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遂入瞿萨旦那国。”斯坦因从新疆和田一带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一块传丝公主画板中也可以看到这一故事（如图3.8所示）。从出土实物来看，这一过程发生在公元3世纪前后，于是当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夏事采养”，中亚一带开始有了桑蚕丝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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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蚕技术从中亚向欧洲的传播据说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在查士丁尼（Justin，483～565年）统治时期，波斯人控制着丝绸之路的要道，使得东方的丝绸要转手波斯才能到达罗马。此时有一位波斯僧侣将蚕种藏于手杖之中带至罗马，这一故事被记载在泰奥法纳（Theo-Phane，750～817年）的书中。据他介绍：一位波斯人曾在拜占庭介绍过有关蚕虫的起源问题。在此之前，罗马人对此尚一无所知。这位波斯人来自赛里斯人之中，他曾在一个小盒子里搜集了一些蚕卵，并且将之一直携至拜占庭。当春天到来时，他用桑叶来喂虫，在蚕虫吞食了这些树叶后，便长出了翅膀。查士丁尼曾向突厥人传授对有关蚕虫的诞生和织茧的工序问题，突厥人对此感到惊讶不已，因为突厥人当时控制着赛里斯人的市场和港口，而这一切过去均属于波斯人。可能正是因为蚕种的正式传入，才使得人们对丝绸生产的秘密才有了解读，把蚕归入蛾类昆虫，而这些虫子在希腊文中应该称为Bombyx，这就是今天蚕蛾的拉丁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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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花技术的传播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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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蚕桑技术，缫丝和丝织提花技术也对西方的纺织技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的提花机就是一个极好的实例。但这一观点在西方却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除了李约瑟、库恩等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外，很少有人将提花机的发明权给予中国。这倒并不一定说是西方人的欧洲中心论在起作用，很可能是因为东西方本身对提花机定义的差异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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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提花机的定义是通过某一种事先设定的程序来控制提花机的开口，从而控制提花机织出的图案。这种程序可装置于现代贾卡式提花机的龙头中的纹针和纹版，可以是最为先进的电子计算机，也可以是古代提花机上的花本，当然也可以是一种不为我们所熟知的装置。从湖北江陵马山战国墓出土的舞人动物纹锦上的重复的错花现象来看，当时的织锦图案已经使用一定的方法或装置可以控制提花开口，也就是说，图案沿经线方向可以得以重复。这样，人们从原始的挑花方法发展到了提花，由此避免复杂的挑花工作，避免重复的记忆，即使是一个对提花一无所知的人，也可以坐在提花机上较为简单地操作踏脚板或是操作花本综片织出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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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战国时期的提花机究竟是什么类型的，人们还是有不少争论。最主要的观点有两种：一是与后世相同的束综提花机，上有花楼，花楼中安置花本，由花本来控制提花，这种与西方人所说的提花机drawloom的概念基本一致；另一观点是多综多蹑提花机，由多片综片中的穿综来控制提花，这种织机在英文中不能译成drawloom，因为它没有一个拉花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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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我们对汉唐时期中国与丝绸之路沿途生产的纺织品的研究表明，东西方的织花织物之间在技术上有着一个极为明显的差别。这一时期中国的经锦无论是马山楚墓的织锦还是尼雅出土的汉锦，所有的图案都只有经向循环而无纬向循环，即使是表观具有明显纬向循环的杯文罗和几何纹锦，它们在纬向也不是真正的循环。因此可以肯定，当时的提花机只能织出经向循环而无法制造纬向循环，这种提花机并不是像我们后来所看见的那种可用多把吊产生纬向循环的束综提花机。非常可能的机型之一是多综多蹑机，也有可能是由一人控制的低花本提花机。但是，在西方的纬显花织物中，它们都有着极为严格的纬向循环而一直没有经向循环，这正说明西方的织机采用的是一种能够控制纬向循环、但无法控制经向循环的装置。这种织机很有可能是与现存伊朗的兹鲁织机相似，织机没有花本，但有综线，每次提综，织工都需要重新开始挑花，在挑花之后，它可以控制多根经线提升，形成纬向的图案循环。在提升的时候，织工用的是一个提花的动作，因此可以被称为draw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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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推测，中国丝织品特别是织锦在传到中亚包括中国的西北地区时，当地的人们开始模仿中国的织造技术。但西域织工将中国的织锦方向调转了90度，不仅是在组织结构上有了变化，同时还将中国织锦图案循环方案也作了90度的改变，结果是西域当地生产的织锦在纬向有着很窄的循环，但在经向却没有固定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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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织工后来又从中亚织工那里得到了启发，学习了控制纬向循环的方法。这种织机以线制花本为特征，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一件灯树对羊纹锦就是图案在经纬向均有循环的实证，而隋末唐初时大量涌现出的小团花纹锦更是十分明确的带经纬两向循环的束综提花机产品，这也说明了真正的提花机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这时出现的应是一种小花楼织机，我们可以在宋人的画作中清楚看到它的形象，这种提花织机机身平直，中间隆起高悬花本的花楼，一拉花者坐在花楼之上根据纹样要求用力向一侧拉动花本，花楼之前有两片地综，由坐在机前的织工直接用脚踏控制，并由他负责投梭打纬织造。这种花楼织机最为核心的技术就是织造织物图案所需的循序，称为“花本”。这算是丝绸之路东西方纺织科技交流带来的一个发明、一段佳话。也可以说，科技的发明是在交流之中产生的（如图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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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丝绸对世界科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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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还表现在中国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是中国人最容易引为自豪的若干项科技成果，而这四大发明中就有两项与丝绸有着直接的关系。纸字的最初含义就是制丝绵过程中的茸丝的积淀物。《说文》云：“纸，絮一苫也。”《通俗文》云：“方絮曰纸。”也就是说，纸是丝绸在水中漂洗过程中产生的絮积淀在竹编的箔上形成的一层薄纸。印刷术的发明也直接与丝绸上的凸版印花术有关，因为马王堆出土的印花丝织品已是大面积的多彩套印，这比正式出现的唐代雕版印刷品要早将近1000年，完全可以说，丝绸上的凸纹版印花是后代雕版印刷术的鼻祖。此外，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也直接促进了指南针的实践和完善。因此，有人提出，中国的四大发明其实是三大发明，丝绸可以替代其中的纸和印刷术两项。观点新奇，但也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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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织机更是一个极为精巧的机械结构，从踏板通过连杆传递到综片开口的机构是中国人对世界机械史的贡献。而丝绸提花的原理，也就是将花纹图案通过综片与踏杆的配合，或通过编制花本的方式储存信息并将其转化为提花程序的过程，包含着深刻的数学思想。它在传入欧洲之后，不仅对欧洲丝织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法国里昂的贾卡在中国织机提花原理的基础上，发明了贾卡织机（如图3.10所示），而且对近代电报通讯技术、甚至是计算机原理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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