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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类雕类图案是将雕类排列成对称的或是一向行走的队列。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那件著名的织金锦佛衣，虽然其上的大部分都可确定为明代产品，但带饰上的一段鹰纹织金锦还可断为元时产品。其上的鹰纹是一排左向、一排右向行走，布局明显与其他雕纹不同。又如内蒙古达茂旗明水墓地的对雕纹织金锦风帽，采用的也是成排对称的、对雕面对面排列的图案，其风格与背靠背、回头相向的对雕纹样有很大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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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雕外，纳石失上的对兽纹也非常流行，但其中主要的是人面狮身的斯芬克司和鹰喙兽身的格力芬。内蒙古达茂旗明水墓地出土的一件狮身人面的纹样（如图3.20所示）也是典型的西域题材，同类造型还在蒙古时代的中亚—伊朗陶器和铜镜上屡见不鲜。更为典型的对狮纹样可以克利夫兰博物馆的黑地团窠对狮对格力芬织金锦为例，其团窠内的对狮背向跃起，十分矫健。这种背靠背、回头相向的造型与上述对禽基本一致，在同一时期的纳石失上还可以看到对格力芬等题材。对豹的纹样见于上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的黑地瓣窠对兽织金锦上，它的尾巴上也带有一龙头，属于典型的中亚风格。对格力芬的纹样不仅可以在前述黑对团窠对狮对格力芬织金锦上的团窠圈外看到，还可发现在新疆盐湖古墓中出土的织金锦及大量当时织金锦中（彩图：红地团窠对格力芬织金锦，元，蒙元文化博物馆收藏）。此外，当时的彩色织锦上也有大量的对格力芬，如内蒙古元集宁路故城遗址出土的格力芬锦被采用的也是中亚地区曾经十分流行的格力芬题材（如图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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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风和大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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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随着东方航线上的海外贸易日益繁忙，大量中国的生活奢侈品运往欧洲各国，这其中又以茶叶、丝绸和瓷器为大宗。其中充满异国情调的丝绸和瓷器图案，给他们带来了关于中华帝国的形象化的联想。加上入华传教士书信中透露的信息，来华经商的西方商人的渲染，一股对中国奢侈品的狂热爱好便席卷欧洲。这就是装饰艺术中的“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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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法语称为“Chinoiserie”。作为一种艺术装饰风格，它首先出现于17世纪。18世纪中期，因法国路易十五宫廷的提倡获得了突出的发展，并迅速传播和流行到欧洲的其他地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风”与真正的中国原产物品上的装饰风格不同，它不是对中国装饰风格的直接模仿，而是以中国这一遥远而神秘的国度为灵感来源，选择一些中国事物（人物、背景或物品）作为素材，经过欧洲人丰富的联想，与他们传统的构图方法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典雅、华丽、充满异国情调的装饰风格。很多装饰史家都认为，当时在法国宫廷及欧洲其他地方流行的罗可可装饰风格，其中就有“中国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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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丝绸中的“中国风”主要体现在18世纪的法国，里昂、都尔、巴黎等城市是这类丝绸织物的生产重镇。当时装饰艺术中罗可可样式兴起，设计师们将罗可可艺术的纤柔华丽与欧洲人想像中的中国风情相结合，于是身穿长袍的中国人物、雕梁画栋的楼台亭阁、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春夏秋冬的风花雪月等中国题材，便大量出现在法国的丝绸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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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在纺织领域的表现，首先体现在壁挂中，包括壁毯与刺绣壁挂。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伦敦的Soho壁毯与刺绣壁挂体现出中国风情，稍后法国戈贝林与博韦织毯厂在18世纪20年代后生产过以中国为主题的大型系列壁挂，对同时代的丝绸纹样产生过重大影响。法国丝绸织物上最初在“奇异纹样”上体现出东方影响，但不很明显。所谓奇异纹样是1795～1815年间流行的一种主题相当抽象的怪异纹样。大约到1840年左右，法国又集中出现了一批“中国风”丝绸织物，尤其以里昂生产的织物最为精美，成为法国路易十五时期“中国风”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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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中国风格丝绸织物的辉煌，与法国著名图案设计师扬·罗菲尔（JeanRevel）有关。扬·罗菲尔本人也是一名画家，擅长描绘花卉，但以染织图案设计闻名。他的贡献主要是发明了色彩浓淡渐变渗化的织造方法，晕染效果均匀自然，使绸面上的花卉获得如绘画般真实的生动效果。他还发明了“坐标纸设计法”，用坐标纸将织造点一个一个地标出，以区分经线或是纬线起花，在织物设计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工艺的发明，使得丝绸图案得以表现栩栩如生的画面，追求绘画般的效果。根据社会的流行时尚，里昂的染织设计师从当时以表现中国题材闻名的艺术家，如布歇、毕芒等作品中吸取灵感，尤其是毕芒，直接为里昂的丝绸提供纹样设计，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国风丝绸图案。图面以表现中国人的生活为主，他们穿着中国长袍，或散步，或饮茶，或聊天，或垂钓，怡然自得，人物场景往往置于绮丽的中国花园中，有楼台楼阁，玲珑的宝塔、奇形怪状的假山洞窟，让人充满联想的棕榈树，并配上阳伞、贝壳、中国用具以及各种代表中国的奇禽异兽，给人以异国情调的强烈感受。构图的方式则是西方的传统，有菱形骨架的花卉与中国题材的结合，也有独特的水面与浮岛式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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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生产的“中国风”作品中有一类是对中国传统图案的直接模仿。这类纹样的题材有云龙、花鸟、竹石等，表现手法也很相近，有时几可乱真。故宫博物院有一块“湖色罗纹地竹叶纹绸”，被认作中国产品而加以收藏。从织物的纹样（竹枝竹叶）、色彩（浅湖色）、组织（平纹地经浮花）和结构来看，都可视作晚清的作品。但是，细加观察之后，发现布头背面打有一淡紫色印记（用的是Stamp Pad而不是中国印泥），在一鸭子商标四周有“Registered Trade Mark, L Permezel & Cie, Lyon, Yards86”的记载。这说明上述织物是法国里昂的产品，不知如何进入宫廷以代“御用”了。第一类“中国风”纹样与中国纹样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相对而言粗糙草率一些。工笔花鸟图案有时也会被表现为带有速写风格的单线平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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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欧洲本地外，17～18世纪欧洲各国还以来样加工的方式，向中国定制了大量“中国风”的丝绸织物，有提花、印花、手绘等，根据欧洲的流行时尚，由欧洲设计师设计好纹样，中国工匠加工生产。在故宫博物院中保存着一种大花卉的彩织缎，这类花纹在英国18世纪的戏装上可以看到，其色彩也与英国的原物非常接近。同类织物在瑞士、美国等地也有保存，但被认为是中国的产品，主要是织造的技法及织物的幅宽与欧洲的产品仍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被认为是中国织工生产的向欧洲输出的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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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销丝绸中还有一类是手绘作品。这些织物大多是来自苏杭等地，运到广州后，在广州的作坊里进行手绘加工，绘上欧洲流行花样后出口。大部分的丝绸的底色以浅色或本色为主，面料大多为薄纱和缎纹、平纹织物。纹样大多是花卉植物，有的以柔软的花卉枝条为骨架，填上一束束花朵或西方的仕女人物，或以卷曲的绸带作骨架，以西方人热衷的各种中国物品点缀其中（如图3.22所示）。还有一部分是整体独花纹样，中国风格的主题有假山、花坛和花卉植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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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地，欧洲的丝绸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的丝绸在康乾时期也有不少的进口。欧洲丝绸或许是由传教士们带进来的。在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中，有不少乾隆时期的织物带有极为强烈的西方色彩。如有一部分是玫瑰花的产品，比较法国生产的同类设计可知，这类玫瑰是极为典型的西方设计，而且其所用金、银线的材料，其所用组织结构，其设计中的明暗效果等都是中国丝织所不具备的，因此，这些织物无疑是西方的进口产品。特别要指出的是，这其中有不少被认为是金宝地的产品，被人们看作是南京云锦产品，这显然有误。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正是欧洲输入的大量用金产品激发了中国织工的灵感，才使后来的云锦产生了金宝地，正是欧洲现代美术的影响，才使得中国的丝绸图案设计中慢慢引进了立体的效果。有意思的是，故宫所藏的一件织物，正与一幅绘画中乾隆马鞍上的坐垫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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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开始，中国丝绸上出现了一些大洋花图案，通常作卷草大花型；花型壮大，配色特殊。明清时期，这种织物越来越多。清代中期以后，大洋花图案日益增多，使用玫瑰、牵牛、月季、牡丹、莲花等大型花卉，并对其造型进行变化，如牡丹变成尖花瓣、莲花变成圆花瓣等，与中国传统有所区别，故被称为洋花（如图3.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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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Zhao Feng, Jin, taquete and samite silks: The Evolution of Textiles Along the Silk Road,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AD),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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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邹县文物保管所．邹县元代李裕庵墓清理简报［J］．文物，1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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