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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和田地区洛浦县的山普拉墓地中也出土了不少有趣的纺织品，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两只裤腿上所用的面料，它用缂毛技术织成，一只裤腿上织有较大的武士人像，另一只裤腿上织有吹着短笛的马人形象（如图3.12所示）。这马人就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坎陀耳（centaur），他的出现，进一步证实了希腊化艺术对这一地区的影响。而武士人像则与斯坦因得于楼兰的毛织品上的赫密士头像极为相像，也与中亚河中地区卡尔查延遗址出土的希腊风格的彩陶人像非常相似，而且很有可能与贵霜早期的赫来士家族相关。所有这些，无疑都是犍陀罗文化对中国西北地区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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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盘出土的毛织物更为令人注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人兽树纹罽、罽鹰蛇飞人罽、卷藤花树罽等。对人兽树纹罽系M15墓主人的外袍面料，它采用的是双层组织，以红黄两色显示花地。更为奇特的是其图案，整个纹饰设计规整对称，每一区由六组以石榴树为轴两两相对的人物、动物组成（一区纵长0.8米），每一组以二方连续的形式横贯终幅（幅宽1.18米以上），各区图案又以上下对称布局。图案中人物共四组，形象一致，均男性，裸体、卷发、高鼻、大眼，各组人物姿态互异，手中分别持兵器，两两相对，表现出不同的对练姿态，细致生动。两组动物，对羊和对牛，前蹄腾空，身躯矫健敏捷，极富动感。袍上的整体纹样同样体现出希腊化艺术的影响，上面的裸体男性可能就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厄洛斯，其发式与米兰或库车等地流行的西域艺术中厄洛斯的发式不同，采用古典艺术或犍陀罗艺术中厄洛斯像的表现形式，可见这件长袍显然来自大夏或犍陀罗等希腊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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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尼雅发掘时曾出土过一条十分完整的栽绒毯，作缠枝葡萄叶纹，明显地也是西方的母题。1995年的尼雅墓地也是如此，大部分棺盖上都会有一层毛毯或是毡毯覆盖。营盘墓地的情况也非常接近，也出土了不少毛毯，主要为粗纺的平纹毛毯，幅宽不到1米，长在1.5米左右，多用来包裹尸体或覆盖木棺。最为精彩的是一件栽绒毯，覆盖在M15的彩绘木棺上，它采用单经扣的方法，绒毛长1.5～2厘米，其主体纹样为一伏卧的狮子，四周有双边框。狮的造型别具特色，腰部细缩，前身后臀隆起，形成大的起伏，体现出强烈的动感。此狮子的形象明显带有异域的风格（如图3.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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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域母题对在中国织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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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唐时期，不仅是带有西方母题的织物直接从西方输入中国西北地区，同时，这些母题开始被中国的丝织工匠所吸引，用于自己生产的丝织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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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波斯艺术中也常见狮子之像，有人认为这是密特拉神（Mithra）的化身，是波斯主神阿胡拉（Ahura）的主要侍从。吐鲁番出土方格兽纹锦中有狮子图案，另一件香港私人收藏的锦缘绫袍上也有云山狮纹锦，均可以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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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象亦产于南亚地区，是南亚热带丛林中极为重要的交通工具。此外，象背也是人们表演的场所，所谓“象舞”，也就是在象背上表演的舞蹈。方格兽纹锦中的象，其实就是一个撑着华盖、铺着莲座、上有坐人的舞台。中国丝绸博物馆藏有一件簇四卷云联珠对兽锦上也有象戏的形象，在大象背上有乐师正在弹奏琵琶（如图3.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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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北朝之时，西亚长角之羊的形象来到中国，通常作站立或蹲踞姿势。比较波斯器皿上羊的造型来看，可知这是一种山羊（goat），或许还有一种是野山羊（ibex），一般体形健壮，能做跳跃状。因此，波斯艺术作品中还有将此类山羊插上双翼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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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鹿的情况与羊相似，北朝至唐的鹿纹与中国传统鹿的造型亦有较大区别。这是一种马鹿，又称赤鹿（stag），体态健壮，体长可达1.8米，肩高约1.5米，雄鹿有角，多达8叉，身上可骑人，波斯所见鹿纹图案，均为牡马鹿（grap），与中国传统的鹿亦相去甚远，故此类鹿纹当来自西亚，初唐的大鹿纹锦即为马鹿纹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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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亚之马自汉以来就为东方所珍视，汉武帝数次征战大宛以求汗血宝马，唐朝也在边关进行绢马贸易。波斯的马在当地亦被视为神灵，身上生翅，可称天马。一说它为埃及之太阳神，一说它为波斯之Tishtrya神。北朝末期天马行空来到中国，频繁地出现在织锦图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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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人称沙漠之舟的骆驼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运载工具，原非中国所有。北朝起开始大量出现有牵骆驼贸易的壁画、画像砖、陶器及丝织品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吐鲁番出土的隋代的胡王牵驼锦及都兰出土的对波狮象牵驼纹锦（如图3.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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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猪通常只以猪头的形象出现，青面獠牙，是西亚和南亚分布极广的野猪，也经常出现在金银器和石刻艺术上。一般呈两种形态，或是在狩猎中被追杀，或仅作猪头状，后者被认为是波斯袄教中的伟力特拉格纳神（Verethragh-na）的化身。隋朝中原已在石棺上出现此类造型，唐代织锦中已发现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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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南亚产物，十分漂亮。约在汉代或更早为中原所知，北朝时已见“金钱孔雀文罗”的记载和对狮对孔雀锦的实例出现。此时的孔雀大多均口衔缓带或花，是一种独特的姿势。这种姿势或与后来粟特锦中含绶鸟的形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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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高昌条例出钱文数残奏》（574）中多次提到“提婆锦”的名称，应是产于内地并具有“提婆”图案的织锦。提婆（Deva）是雅里安人原始宗教中的主神之一，即天神。到吠陀时代，提婆在印度和伊朗两个民族中仍是神名，但其地位却有很大的不同。在伊朗，提婆被称为Daeva，视作恶魔之化身，而在印度，提婆则被认为是战胜恶魔的善神。从一般教义均是善神战胜恶魔来看，“提婆锦”中的提婆不会是伊朗的恶神而应是一位来自古代印度的神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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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神赫利奥斯：赫利奥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他不同于后来赤身裸体的阿波罗。传说他是提坦巨神许珀里翁及其妹兼妻子特伊亚的儿子，每日驾四马金车在空中奔驰，从东到西，晨出暮没，用阳光普照人间。当赫利奥斯出现在北朝到隋之际的织锦上的时候，其所含的文化因素来源就更为复杂了。出土于青海都兰热水墓中的红地簇四云珠日神锦是西北地区所出各种日神锦中最为典型的一件（如图3.16所示）。其簇四骨架由外层卷云和内层联珠组合成圈，圈间用铺兽和小花相连，圈外是卷云纹和中文“吉”字，圈内是太阳神赫利奥斯。他头戴宝冠，上顶华盖，身穿交领衫，腰间束紧，双手持定印放在身前，双脚相交，头后托以联珠头光，坐于莲花宝座。宝座设于六马所驾之车上，车有六轮，中为平台，六马均是带翼神马，三三相背而驰，车上有两戟卫士，似为驾车者，还有两人仅露面部，似为执龙首幡者，整个图案对称、平衡，显得庄严、安详。仔细分析，可知这一赫利奥斯身上含有来自希腊、印度、波斯、中国等文化圈的因素。希腊的神、希腊的题材，但其造型却明显具有印度佛教的意味，华盖、头光、幡、莲花宝座等均是佛教中特有的因素。至于联珠圈等装饰性纹样及整个簇四骨架构图则是萨珊波斯的风格。此锦产地判定为中国内地，其上带有的中国文化因素就更多了：中国文字“吉”和“昌”的存在是最明显的标志，铺兽和龙首幡也是特征，此外，该锦采用的平纹经二重组织结构也是中国文化因素的一个方面。由此看来，赫利奥斯从西方走到东方、从上古走到中世纪，其遭遇也相当奇特，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致我们在判断其原型时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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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葡萄据说是由张骞通西域时带回国内的，它似乎在东汉末期已经出现于丝绸图案之上。新疆民丰出土的鸟兽葡萄纹绮就是一例，另据《西京杂记》载，汉时已有蒲桃锦。魏晋时则应用更广，新疆吐鲁番出土了龙雀葡萄纹刺绣，记载中也说后赵石虎生产蒲桃锦。葡萄纹样的流行，在唐代更甚，在敦煌壁画、铜镜等艺术品中也都得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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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样文字：唐代文献上曾有禁织异样文字的法令，这类异样文字应该就是外国语。外国语出现在丝织物上最早应属公元3世纪前后的佉卢文。在新疆尼雅、楼兰、营盘等地发现的汉式织锦残片上，已经发现了一些写有佉卢文的墨书残迹，其中一件意为“织有汉字的锦”。而发现于营盘的一件兽面纹织锦上除织入汉字“王”字之外，还织有佉卢文一行。这件织锦的技术明显是汉式的，即生产这一织锦的织工应是汉人，他在锦中同时织入汉字和佉卢文的用意显然是为了在汉人和使用佉卢文的人较多的丝绸之路上销售这一织锦。在这里，佉卢文和汉字的意义十分相近，都作为点缀用，而不是图窠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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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联珠纹的流行和国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