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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学哲学属于哲学研究的范围，因此，为了清楚说明科学哲学的性质及其主要特征，有必要先对“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作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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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哲学难道不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一个论题吗？我们甚至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已反复接受这方面的教育，对以下的“标准观点”可以说已经十分了解：哲学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第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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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重新思考“什么是哲学”这样一个问题，包括对上述的“标准观点”作出独立分析。因为只有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哲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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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首先从逻辑的角度对上述关于哲学的“标准观点”作一具体分析。相信任何稍微接触过逻辑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概念的外延越大，它的内涵就越小。尽管我们在此是就知识（命题）进行分析，但是，依据同样的道理显然也可想到：如果一种知识的覆盖面越大，其实质性的内容也就一定越小。因此，即使我们暂时不去论及能够覆盖“整个世界（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是否真的存在，由于其覆盖面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实质性内容也就必定最小最小。从而，我们自然也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学习这样的知识究竟有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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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应因此而否定哲学的意义，这里只是想说明：哲学的学习不应停留于某些“经典”的论述，相对于抽象的概括和总结，我们应更加重视如何学会哲学地思维，因为，归根结底，哲学主要应被看成一种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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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稍加关注，我们就可以发现哲学的这样一些特性：在哲学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理论的多元化与研究工作的不连续性，而且，所涉及的各种理论似乎也很难被看成纯客观的知识。因为，第一，这些理论往往都带有其创建者的明显烙印，即如在谈及一个哲学理论时我们往往会首先提及这是谁的哲学，也就是说，哲学理论往往可以看成是因人而异的；第二，人们在此主要关注的似乎也不是结论的真理性，因为即使像黑格尔那样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我们既不会因为其完全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而彻底否认其哲学思想的价值，也不会因为其基本立场的错误而认定他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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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单就主要的结论进行分析，那么无论所谓的“本体论问题”或是“认识论问题”，显然都可以说已经有了明确的解答。但是，人们又为什么仍然将这些问题称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坚持不懈地对之进行新的研究呢？再者，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人们对于哲学家显然也采取了更为包容的态度：尽管一个哲学家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包括基本立场的原则性错误，或是逻辑论证等方面的具体错误，但只要他的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或者说，包含一定的合理成分，就仍然愿意承认他的工作，包括心悦诚服地认同他的哲学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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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对于历史的高度重视。例如，在哲学系的课程设置中，西方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就是两门公认的专业基础课。与此相对照，在数学系或物理系的课程设置中，数学史与物理学史恐怕就很少会被纳入到必修课之中，能安排成选修课就十分少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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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设置哲学史课是否是哲学系课程“老化”的表现？事实上，笔者自身也一度持有这样的观点，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研究工作的深入，才逐渐认识到：对于历史的高度重视恰恰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哲学研究的一个特性，即与其他学科相比，它具有更强的时代性与使命感，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只有从历史的角度去进行分析思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各种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基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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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与将哲学看成知识体系相比较，我们更应强调哲学的思维功能，也就是说，哲学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各个具体的结论，而在于促使人们更为全面和深入地去进行思考，并能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出问题的解答。这也正是哲学何以常常被说成“聪明学”、“智慧学”的主要原因。哲学家的惯常做法，往往是针对人们习以为常、不复怀疑的一些事实（或者说，相应的社会共识）提出一些问题或质疑，有时似乎就是为了将人完全给搞糊涂（所谓的“芝诺悖论”就可看成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当然，这并非他们的真正目的，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或质疑就是为了促使人们更为深入地思考，包括必要的批判与反思，从而真正变得聪明起来，哲学也因此常常被说成“反思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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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批判性可以说是哲学思维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基本上每一个新的［哲学］体系都是整个从头开始，每一个思想家都追求他自己的坚实基础，而不愿意随着前人亦步亦趋。……因为几乎所有的伟大思想家都把哲学的彻底变革看成必要的，并且亲自进行这种变革。”（石里克，“哲学的转变”，载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第6页）可以说，没有批判性的哲学就根本不是哲学，这可以看作哲学研究的时代性质与历史使命感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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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也正是造成哲学研究中理论多元化与发展不连续性的主要原因，这也应当看成哲学研究的一个常态，即我们所面对的并非某一理论独霸天下的局面，而是理论的多元化与不同理论之间的相互竞争和相互批判。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更为深入地理解哲学工作的创造性与现实意义。哲学家创造性工作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引入若干新的不同范畴，从而为人们更为全面和深入地去从事认识活动提供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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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可以看成哲学思维在科学领域的具体应用，因此，在实际进行科学哲学的学习时，我们也就应当始终坚持这样一种立场，即牢记哲学思维的批判性与多元性。例如，就“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而言，我们就不应热衷于寻找某种无可挑剔的“标准观点”，而应明确肯定科学观念的多样性，更加重视深入分析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改进自己的科学工作究竟有怎样的启示，它们又各自具有怎样的局限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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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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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一般哲学转向科学哲学之际，我们首先也要从总体上思考两个问题：什么是科学哲学？什么又是科学哲学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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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科学哲学自然也具有哲学研究的一般特征，特别是上文所说的批判性与多元性等；但是，由于科学哲学已经由一般哲学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分支，因此，相对于“共性”，我们又应更加关注其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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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数学哲学、逻辑哲学、语言哲学等多个哲学分支，在其发展的初期往往完全附属于一般的哲学研究，它们所研究的问题均可看成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各个特定领域的具体展开；然后，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这些分支才逐渐从一般哲学中分离出来，直至最终成为了相对独立的专门学科——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形成了各自特殊的研究问题。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又可看到研究问题的不断扩展或转移，理论系统的创造与重建，重要理论成果的不断积累与改进，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或调整等等，这显然也就意味着相应的学科已经日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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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断变革，显然可以看成哲学研究不连续性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将各个分支的研究问题、概念系统与研究方法等看成完全不变的。具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在科学哲学的现代发展中，各种“转向说”或“取代说”的不断涌现；更一般地说，这种动态和发展的观点也是我们在具体分析“什么是科学哲学”时所应采取的一个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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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还应强调采取历史视角的重要性。为了真正弄清“什么是科学哲学”，重要的并不是找出某个单一的定义，而应从历史的角度作出更为具体的分析。正如我国著名数理逻辑学家莫绍揆先生在论及相关问题时所指出的：“最好的办法是先从它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因为一个事物，无论它所包含的内容如何丰富，它的特性如何复杂，如果能够从它的发展来看，先看它是如何产生的，如何一步步地成长，逐渐地由小而大、由简单而复杂的，这样我们便能比较容易地掌握其主要内容、找出它的基本特征。”（莫绍揆，《数理逻辑初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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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依据基本的研究问题的变化，分四个不同的阶段，简要阐明科学哲学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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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这一时期的科学哲学只是作为一般哲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得到了开展，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由一般哲学直接派生出来的；人们在当时之所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也是基于一般哲学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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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古希腊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为什么会对数学表现出特殊兴趣呢？主要就是因为数学事实上充当了一般哲学研究的典型案例或实际切入点。柏拉图就是以数学为直接对象进行思考，从而发展出了“理念论”这样一种特殊的本体论思想。柏拉图之所以在自己学园门口挂上了“不懂几何者请勿入内！”这样一块告示，也就不难理解了。也正是为了解决一般的认识论问题，即“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康德同样将目光集中到了数学：“数学给我们一个光辉的榜样，它告诉我们，独立于经验，在先天知识方面能往前走多么远。”（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0，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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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20世纪30—50年代）。这是科学哲学的形成时期，主要体现于维也纳学派的研究工作。总体而言，维也纳学派具有很强的“承上启下”的性质，也就是说，尽管正是这一学派的工作实际促成了科学哲学由一般哲学中独立出来，但它同时又表现出了与一般哲学研究的重要联系，特别是，该学派在科学哲学领域的主要工作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一般性的哲学立场（“逻辑实证主义”）直接决定的。对这一阶段科学哲学研究的适当概括是：正是哲学的“科学化”直接促成了科学哲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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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20世纪60—70年代）。此阶段可称为“后实证的科学哲学”阶段，因为与50年代以前逻辑实证主义在哲学领域内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相比，这一时期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即是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深入批判——就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而言，这不仅导致了基本研究问题的重要变化，也促成了其研究方法的重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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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一阶段的科学哲学研究还更为明显地表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向，不同的理论主张之间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竞争，从而在整体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学科也因此得到了迅速发展，堪称“科学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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