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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说科学哲学应当成为纯粹的描述性研究,那么,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就将合二而一,而这事实上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科学哲学的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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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理论的角度分析,我们又可提出这样的疑问:纯客观的描述是否可能?因为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即是清楚地指明了人们总是通过“有色眼镜”看待世界,从而,所谓的“中性事实”就根本不存在。(详见第四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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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究竟又应如何去看待科学哲学与实际科学活动之间的关系呢?或者说,究竟什么才是科学哲学的合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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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一问题,笔者以为,我们应当强调科学哲学的启发性作用,而这将在上述的“描述性”与“规范性”的两极对立之间开拓第三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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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性的研究尽管必须立足于对真实科学活动的深入考察,但又非纯粹的描述性工作,而是希望通过对成功实例的深入分析总结出普遍性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模式,从而可以对新的实践活动发挥一定的启示作用。因此,启发式的研究通常就不十分关注有关的实例是否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其主要目标毋宁说是努力实现科学史的“理性重建”,也即希望通过历史事实的恰当重建使之成为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即可以合理地得到说明。启发性研究不是为我们应当如何去从事科学活动提供硬性规范,而只是希望相关的研究能对科学工作者如何改进自己的工作发挥一定的启示作用,特别是,促进他们的自觉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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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上述关于科学哲学的启发性定位是与上文对于“什么是哲学”的分析完全一致的。在此还要特别强调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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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断增强自身的批判意识,包括自觉地反思,从而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这应当看作科学哲学对于实际科学活动启示作用的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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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除去“革命性”的变革以外,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也常常依赖于新的范畴的引进,新的研究视角的采用,这也是科学哲学对于实际科学活动启示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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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科学哲学现代研究对于实际科学活动最为重要的一个启示,即是清楚地体现了科学活动的动态性与复杂性,由此,我们就应注意防止思维的僵化,如热衷于寻找某种高度统一又完全无可怀疑的科学观念。恰恰相反,我们应当不断丰富与发展自己的科学观念,包括通过积极的反思深入认识各种观念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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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摸象”的故事就清楚地体现了不断深化自身科学观念的重要性: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就像盲人对于大象的描述,尽管它们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只是反映了大象(对象)的某一方面,是只从某一角度进行探索的结果。我们更应当特别重视不同观点的适当整合,以及不断超越已有认识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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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常识”的超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哲学学习的直接出发点,就科学哲学对于实际科学工作者的启示作用而言,我们也应首先强调对这一方面的“常识”(或者说,社会共识),也就是所谓的“素朴科学观”的自觉反思与必要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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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常人眼中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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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素朴科学观”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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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科学”无疑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尽管这一概念在中国是迟至20世纪初才以“赛先生”之名赢得社会上少数先进分子的青睐,但在一百多年以后,“科学”的概念则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小学生对于科学家的憧憬,直至作为国家政策基本立足点的“科学发展观”;从自觉的学科建设(如“心理学的科学化”)直至对调查工作“科学性”的突出强调,等等。现实中我们甚至还可看到对于“科学”这一名词的诸多滥用……然而,由于缺乏应有的引导,对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什么是科学”应当说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问题。当然,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识并不等于完全没有任何想法或观念。事实上,如果就社会整体进行分析,有关科学的种种观念构成了“现代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下就对“素朴科学观”略加概括,希望促进普遍的科学观念由不自觉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并为更加自觉的反思提供直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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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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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观念:如果说人文社会学科以人或人类社会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那么,自然科学就是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体系,也即以客观世界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后者构成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最为基本的一个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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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的角度看,这种关于“科学知识客观性”的信念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本体论承诺”,即一个独立的物质世界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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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个独立的客观世界的存在正是科学家最为基本的一个信念。如爱因斯坦就曾明确指出:“相信真理是离开人类而存在的,我们这种自然观是不能得到解释或证明的。但是,这是谁也不能缺少的一种信仰。……我们认为真理具有一种超乎人类的客观性,这种离开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的精神而独立的实在,是我们必不可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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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上述的信念又非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只是一种素朴的认识,即如认为科学研究主要是一种发现而非发明的活动。与此相对,所谓的“客观性原则”则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科学家的一种自觉行为,也即“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直接蕴含了关于科学研究的这样一条原则:科学研究应当排除一切主观因素的干扰,成为纯客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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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性原则”也就意味着科学应是价值中立的,亦即我们在科学研究中应当彻底排除感情、偏见和利益等因素的干扰。例如,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Merton)提出了关于科学工作的如下规范:(1)有条理的怀疑论;(2)普遍性:科学成果不应该根据科学家的宗教、种族与国别来进行判断;(3)无私利性:科学不应该服务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团体;(4)公共性:科学结果应当能被自由地分享。(G.Kelly等,“Science Education in Sociocultural Context:Perspectives from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Science Education,77[1993,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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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独立的物质世界,科学的认识活动显然也以主体的存在作为必要的前提;进而,主客体的严格分离更可以看成“客观性原则”的一个必然诉求。但如果过分强调主客体的相对独立性就容易滑向二元论。在哲学史上,法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就是二元论的一个主要倡导者。但就目前的论题而言,我们更愿意强调在笛卡尔的二元论与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之间所存在的联系:“外部和个人内部二者之间的类别分离——与希伯来、基督教和中世纪的思想相对立——是笛卡尔留给现代主义的一部分遗产。”(多尔,《后现代课程观》,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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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抽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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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首先设想这样一个情境:一名学生经由观察得出了一个结论,“眼前的这只乌鸦是黑的”。请问:这一结论能否看成真正的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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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多数读者对此都会持否定态度,这事实上也就反映了关于科学的一种信念:科学的认识不应停留于某一特定的对象或状态,而应由特殊上升到一般,也就是说,普遍性应当被看成科学知识的一个重要特征。[2]应当强调的是,在不少学者看来,这里所说的由特殊到一般的过渡不仅是科学抽象的一个基本涵义,还意味着由“变化”过渡到了“永恒”,也即舍弃对象或事物中个性和偶然的成分,而主要集中于共性成分与不变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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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来看看以下命题能否成为真正的科学知识:“玻璃棒经由与皮革摩擦后能够吸引小纸片。”这里事实上又涉及到了科学知识的另一重要特性:科学不应停留于现象的描述,而应由现象上升到本质,也即应当依据普遍性的原理对相应现象作出具体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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