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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明确区分事实上也体现了科学哲学的一个新定位：相对于具体的科学研究而言，科学哲学同样可以看作更高层次上的一种研究：“元科学”的研究。也就是说，科学哲学所关心的已不是各个具体的科学理论的建构，而是科学理论建构的普遍性原则，特别是，科学哲学即应对一些最为重要的“元科学概念”作出清楚的分析和说明，如什么是“科学说明”？什么是“经验地有意义的”？什么是“确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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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关于科学哲学的新定位仍可归结为“静态的结构分析”，但与先前设定的“科学的逻辑重建”相比较，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因此，即使局限于维也纳学派的各个具体成员，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到科学哲学思想的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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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应看到，尽管有了不同的涵义，“元科学”这一关于科学哲学的新定位仍然代表了一种规范性的研究；而且，如果说先前的维也纳学派主要是在科学知识的性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绝对主义的立场，那么，这同样是这种新定位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人们已不再认为科学的发展主要可看作无可怀疑的真理的简单积累，而是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演不断发生重要的质的变化，但是，与科学理论的发展性和变化性相对照，“元科学”的理论是不会变化的，它既不受科学理论的具体内容的影响，也不会随着科学理论的改变而改变。这也就是所谓的“方法论的绝对主义（预设主义）”，这种立场后来也遭到了人们的广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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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研究工作的深入，逻辑实证主义者无论就其基本的哲学立场或是科学哲学方面的具体工作目标而言，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当然，我们又不应因此而完全否定维也纳学派的贡献。就如英国著名哲学家艾耶尔（A.J.Ayer）所指出的：“哲学以它自己的方式在进步，维也纳学派的基本主张很少有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形而上学已不再是一个耻辱的字眼，……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以及感觉材料这一概念本身都成了问题，甚至在那些相信感觉材料之类的概念还可能有用的人当中，也很少有人（如果还有的话）相信每一个经验陈述都可以用感觉材料来重新加以表述了。我认为可以这样说：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精神仍然保存下来了，它重新调整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发展了一套逻辑技术，坚持了对意义的澄清，清算了哲学中那种被我称之为不知所云的夸夸其谈，这一切都为这门科学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现在仍然是不可逆转的。”（《二十世纪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59—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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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写完这一部分，恰好读到关于“哲学”的几条信息（李帆，“让教育回归‘常识’”，《人民教育》，2011年第1期，第12—15页），特转引如下，希望能进一步促进读者学习哲学的积极性。当然，哲学学习未必要“从头学起”，也就是说，不一定非要通过知识的积累来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恰恰相反，哲学是一门“一通百通”的学问。因此，如果科学是你的专业，或是你较为熟悉的一个领域，那么，你就完全可以通过科学哲学来学习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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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新加坡有一道高考作文题：“哲学只是提问而并不回答，为什么学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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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法国，从小学便开设有哲学启蒙课，有的小学每周都有哲学课。按照法国教育部颁发的大纲，哲学课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并建立理性分析坐标以领悟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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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下是法国高考的一些作文题，尽管没有直接涉及哲学，但显然也具有很强的哲学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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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是谁？”这个问题能否以一个确切的答案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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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否说：“所有的权力都伴随以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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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感知能力是否来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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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提及的是，此文中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缺乏批判意识或许就“从一个侧面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即我们为什么始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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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逻辑的角度表述，也就是，科学命题应是所谓的“全称命题”，也即应当具有“所有的S都是……”这样一种形式，它是与所谓的“特称命题”，也即“某个S是……”这样的命题直接相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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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例如，这显然可以看作现今经常会听到的“科学化运动”的一个基本涵义，即认为所有学科都应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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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此我们或许还应提及关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关系的如下看法：“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也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实现来说，又是不至上和有限的。”（周丽昀，《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比较研究——兼论从表象科学观到实践科学观》，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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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传统”，可见郑毓信，《数学哲学与数学教育哲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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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更为一般地说，这或许也可以看成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有很多哲学家，如罗素、怀特海、弗雷格、胡塞尔等，都是从数学或者说数学哲学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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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数学基础研究”，可见夏基松、郑毓信，《西方数学哲学》，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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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所谓“分析哲学”，在此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流行于英国的语言“通常用法”的分析学派或“语言哲学”学派。这一学派受穆尔的哲学和维特根斯坦晚期哲学的影响最深，强调语言“通常用法”的正确性，认为不可能构成一套可以概括语言各种不同用法的、完善的“逻辑语言”。他们并认为传统哲学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它所运用的语言和语言的“通常用法”发生了“出入”和“偏差”，因而运用“通常用法”的分析方法，即可发现这些问题是“无谓的”。这一学派主张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解决传统哲学的问题，而在于将这些问题化为乌有，也即认为“诊断”和“治疗”语言的“疾病”是哲学唯一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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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一论证的具体形式为：由于归纳法在甲场合是成功的，归纳法在乙场合是成功的，等等，因此，归纳法在任何场合都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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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两者是针对不同的目标而形成的：“语言I是严格限制的，以致只承认某些概念的定义和某些命题的表述，而这些概念和命题都是符合于构造主义的某些严格要求的。与此相反，语言II则是内容广泛的，它对古典数学与古典物理中所发生的每一个事件的表述都能提供充分的语句形式。”（《卡尔纳普思想自述》，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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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在此也可看到数学哲学的重要影响：正是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他也是数学基础研究中“形式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首先发展起了“元数学”这样一种研究思想；对于希尔伯特的影响，卡尔纳普本人也是明确承认的，例如，在《哲学与逻辑句法》一书中，他就曾明确写道：“与希尔伯特在他的元数学中用于数学系统的相同的形式方法，也由我们在我们的逻辑句法中用于整个科学的语言系统，或是它的任何一个特殊的部分，或是任何别的语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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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十讲：大师的智慧与启迪 第二部分 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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