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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任何‘好’的科学理论都是一种禁令：它不容许某种事情发生。一种理论不容许的事情越多，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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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一种理论的任何真正的检验，都是企图否证它或驳倒它。可检验性就是可证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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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差不多任何理论我们都很容易为它找到确证或证实——如果我们寻找确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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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只有当确证是担风险的预言所得的结果，就是说，只有当未经这个理论的启示就已经预期一个和这个理论不相容的事件——一个可以反驳这个理论的事件时，确证才算得上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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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进行确证的证据，除非是真正检验一项理论的结果，是不算数的；而这就是说，它可以看作是一项认真的但是不成功的证伪理论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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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有些真正可检验的理论，被发现是假理论，仍旧被赞美者抱着不放——例如专为它引进某种特设性假说，或者特地为这个目的重新解释理论，使它逃避反驳。这种方法总是办得到的，但是这样营救理论免于被驳倒，却付出了破坏或至少是降低理论的科学地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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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强调指出：“所有这些可总括起来说，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同前，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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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与维也纳学派不同，波普尔在此所关注的已不是“意义问题”，而是“划界问题”，也即如何能在科学与非（伪）科学之间作出清楚的区分。正如波普尔本人所指出的：“我提出可证伪性标准所要解决的问题，既不是有没有意义的问题，也不是关于真理或可接受性的问题。它是在经验科学的陈述或陈述系统与一切其他陈述（不论是宗教性的、形而上学性的或干脆是伪科学的）之间划一条线的问题。多年后——那当是1928年或者1929年——我称我这第一个问题为‘分界问题’。可证伪性的标准就是解决这个分界问题的一种方法，因为它说那些陈述或者陈述系统要够得上科学，就必须能同可能的观察或想象得到的观察发生矛盾才行。”（同前，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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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划界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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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完全搁置纯哲学的思考[2]，而只是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那么，突出“划界问题”似乎就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转变，因为，与先前的“意义问题”相比，后一研究显然与实际的科学活动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并直接关系到了科学的本质。但是，即使我们完全集中于“划界问题”，也仍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一定要用“可证伪性”作为区分科学与非（伪）科学的主要标准？因为，“可证实性”难道不也可以用作判断理论科学性质的一个有效标准，甚至是一个更为适当的标准吗？后一论点也可以说是这样一种公认观点的直接反映：科学就是真理，或者说，科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真理性已经得到了证实（或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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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疑问，波普尔本人应当说也清楚地认识到了。例如，波普尔写道：“我一眼就看出维特根斯坦关于意义的可证实性标准同时也企图用来发挥一种分界标准的作用。”但是，波普尔仍然认为：“很清楚科学时常弄错，而伪科学可以碰巧触及真理。”（同前，第57，47页）在他看来，这清楚地体现：真理性（或者说，可证实性）不应用作为判断理论科学性质的主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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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波普尔与维也纳学派在科学观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如果说维也纳学派明确肯定了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在维也纳学派那里，“可证实性、有意义和科学性全都互相吻合了”。同前，第40页）；那么，波普尔的观点则是与常识直接相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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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波普尔并不反对科学应当追求真理，但他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即使得到了真理，我们也无法对此作出证明。例如，波普尔明确写道：“事实是：我们都知道科学是探求真理。……我们接受这个想法：科学的任务是探示真理，即真的理论（即使如色诺芬指出的那样，我们决不可能达到它，就是达到了也不知道它就是真的）。”（同前，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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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波普尔采取后一立场的一个主要原因仍然是所谓的“归纳问题”，也即归纳法的应用并不足以保证相应的普遍性结论的真理性。另外，针对卡尔纳普等人发展“归纳的概率解释”的努力，波普尔也提出了直接的批评：由于科学命题作为普遍性结论显然涉及到了无限多的可能情况，已得到检验的实例又必定是有限的，因此，根据标准的概率理论，不管我们已经完成了多少次的观察或实验，相应的普遍性结论为真的可能性仍然为零。也就是说，观察性证据（“正例”）的单纯积累并不能提高普遍性结论为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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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从同一角度对“可证伪性”作为判断理论科学性质的可行性进行了对照比较：“证实”与“证伪”从逻辑的角度看是完全不对称的，也就是说，不管有多少“正例”都不足以保证相应的普遍性结论的真理性；对于普遍性结论的驳斥却只需要有一个反例就足够了。波普尔强调指出：“如果有意忽视这种不对称性，就只能导致混乱。”（同前，第59页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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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不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理论吗，即所存在的都是正例，而没有任何一个反例？”这恰恰是波普尔最为反感的一种情况，即是刻意地去维护一个理论，甚至在出现了反例的情况下也视而不见，或是专门去引进某种“特设性假说”使它逃避反驳。对此，波普尔说：“它们总是适用，总是得到证实——构成了支持它们的最为有力的论据。我开始明白，事实上，这个表面上的长处正是它们的短处。”（同前，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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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一个理论能够解释一切，或者说，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能看作对于该理论的驳斥，那么，事实上这只是体现，这一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事情。例如，“所有行星围绕太阳作椭圆运动”就给出了关于行星轨道的明确断言，从而也就排除了某个行星按正方形或三角形等轨道运动的可能性；如果后一现象确实发生了，就应看成对于上述断言的直接驳斥。相比之下，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显然都不能看成是与以下断言直接相冲突的：“明天或者下雨或者不下雨”，而这也清楚地体现这一断言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真正的知识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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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波普尔的这一立场，在此还可举出更为明显的例子。例如，在西方较为盛行的“占星术”就是波普尔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占星术拥有根据观察、根据算命和根据传记所积累的大量经验证据。……还有，他们把自己的解释和预言都讲得相当含糊，以致任何有可能驳倒他们理论的事情（假如理论和预言说得更明确一点的话），他们都能解释得通。”（同前，第48，52页）另外，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心诚则灵”也常常被宗教迷信用于摆脱各种明显的反例，同样在形式上做到了“总是适用，总是得到证实”，但显然不能被理解成已经证明了宗教迷信的科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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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波普尔的思想，我们还应特别强调这样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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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除纯逻辑的分析外，波普尔还依据科学发展的真实情况对为什么不能用“可证实性”作为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标准太窄了（又太宽了）：它几乎把所有事实上典型地属于科学的东西都排除掉（然而实际上并没有排除掉占星术）。”（同前，第57页）例如，在波普尔看来，托勒密的“日心说理论”和牛顿的力学理论就可以看成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因为，尽管它们在后来都已为更好的理论所彻底取代了，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们的科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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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只要采取历史的观点，我们就一定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科学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而必定有反复和曲折，总是会出现许多在当时看来很有道理、在后来却遭到了驳斥的理论。因而，相对于将“科学性”等同于“真理性”的传统立场，历史的考察就更为合理，特别是，我们不应因为一个科学理论在后来遭到了驳斥就将其完全排斥在科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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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主义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即是对于逻辑方法以及科学哲学研究的规范性质的突出强调。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波普尔的思想已经表现出了向“历史主义”的转变，这同时也意味着科学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扩展；也就是说，就科学哲学的研究而言，我们不仅需要逻辑方法，也应高度重视历史的考察，特别是“案例分析”这样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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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按照波普尔的观点，即使在“反例”出现以前，科学家也应致力于理论的证伪，而不是证实。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应当清楚地说明在哪种情况下某一理论应当看成是遭到了反驳，而且，即使在尚未获得“反例”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将那些可以视为“真正检验一项理论结果”的确证的证据，“看作是一项认真的但是不成功的证伪理论的尝试”，也即应当始终不放弃证伪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一旦真的出现了“反例”，我们就应彻底放弃这一理论，而不应竭力地去维护这一理论——这也就是所谓的“即时证伪”。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相关的实验就可以称为“判决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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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经常是相反的情况。也正因此，在波普尔看来，我们应该对科学家的态度作出必要的区分，也就是所谓的“科学态度”与“教条态度”之分。由此，波普尔事实上就已对“划界问题”作了新的推广，从对理论的科学性质与非（伪）科学性质的关注，过渡到了对科学家的态度的关注，亦即什么可以看成真正的科学的态度，什么又是非科学的或教条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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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即是由单纯集中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转向更加重视实际的科学活动以及科学家的工作态度。更为一般地说，这也是西方科学哲学研究中所谓的“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基本涵义，而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科学方法论研究取代“科学的逻辑重建”，以及“元科学”研究成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论题。下面就让我们转向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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