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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波普尔并不反对科学应当追求真理，但他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即使得到了真理，我们也无法对此作出证明。例如，波普尔明确写道：“事实是：我们都知道科学是探求真理。……我们接受这个想法：科学的任务是探示真理，即真的理论（即使如色诺芬指出的那样，我们决不可能达到它，就是达到了也不知道它就是真的）。”（同前，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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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波普尔采取后一立场的一个主要原因仍然是所谓的“归纳问题”，也即归纳法的应用并不足以保证相应的普遍性结论的真理性。另外，针对卡尔纳普等人发展“归纳的概率解释”的努力，波普尔也提出了直接的批评：由于科学命题作为普遍性结论显然涉及到了无限多的可能情况，已得到检验的实例又必定是有限的，因此，根据标准的概率理论，不管我们已经完成了多少次的观察或实验，相应的普遍性结论为真的可能性仍然为零。也就是说，观察性证据（“正例”）的单纯积累并不能提高普遍性结论为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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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从同一角度对“可证伪性”作为判断理论科学性质的可行性进行了对照比较：“证实”与“证伪”从逻辑的角度看是完全不对称的，也就是说，不管有多少“正例”都不足以保证相应的普遍性结论的真理性；对于普遍性结论的驳斥却只需要有一个反例就足够了。波普尔强调指出：“如果有意忽视这种不对称性，就只能导致混乱。”（同前，第59页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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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不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理论吗，即所存在的都是正例，而没有任何一个反例？”这恰恰是波普尔最为反感的一种情况，即是刻意地去维护一个理论，甚至在出现了反例的情况下也视而不见，或是专门去引进某种“特设性假说”使它逃避反驳。对此，波普尔说：“它们总是适用，总是得到证实——构成了支持它们的最为有力的论据。我开始明白，事实上，这个表面上的长处正是它们的短处。”（同前，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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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一个理论能够解释一切，或者说，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能看作对于该理论的驳斥，那么，事实上这只是体现，这一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事情。例如，“所有行星围绕太阳作椭圆运动”就给出了关于行星轨道的明确断言，从而也就排除了某个行星按正方形或三角形等轨道运动的可能性；如果后一现象确实发生了，就应看成对于上述断言的直接驳斥。相比之下，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显然都不能看成是与以下断言直接相冲突的：“明天或者下雨或者不下雨”，而这也清楚地体现这一断言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真正的知识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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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波普尔的这一立场，在此还可举出更为明显的例子。例如，在西方较为盛行的“占星术”就是波普尔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占星术拥有根据观察、根据算命和根据传记所积累的大量经验证据。……还有，他们把自己的解释和预言都讲得相当含糊，以致任何有可能驳倒他们理论的事情（假如理论和预言说得更明确一点的话），他们都能解释得通。”（同前，第48，52页）另外，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心诚则灵”也常常被宗教迷信用于摆脱各种明显的反例，同样在形式上做到了“总是适用，总是得到证实”，但显然不能被理解成已经证明了宗教迷信的科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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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波普尔的思想，我们还应特别强调这样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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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除纯逻辑的分析外，波普尔还依据科学发展的真实情况对为什么不能用“可证实性”作为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标准太窄了（又太宽了）：它几乎把所有事实上典型地属于科学的东西都排除掉（然而实际上并没有排除掉占星术）。”（同前，第57页）例如，在波普尔看来，托勒密的“日心说理论”和牛顿的力学理论就可以看成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因为，尽管它们在后来都已为更好的理论所彻底取代了，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们的科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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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只要采取历史的观点，我们就一定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科学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而必定有反复和曲折，总是会出现许多在当时看来很有道理、在后来却遭到了驳斥的理论。因而，相对于将“科学性”等同于“真理性”的传统立场，历史的考察就更为合理，特别是，我们不应因为一个科学理论在后来遭到了驳斥就将其完全排斥在科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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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主义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即是对于逻辑方法以及科学哲学研究的规范性质的突出强调。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波普尔的思想已经表现出了向“历史主义”的转变，这同时也意味着科学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扩展；也就是说，就科学哲学的研究而言，我们不仅需要逻辑方法，也应高度重视历史的考察，特别是“案例分析”这样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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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按照波普尔的观点，即使在“反例”出现以前，科学家也应致力于理论的证伪，而不是证实。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应当清楚地说明在哪种情况下某一理论应当看成是遭到了反驳，而且，即使在尚未获得“反例”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将那些可以视为“真正检验一项理论结果”的确证的证据，“看作是一项认真的但是不成功的证伪理论的尝试”，也即应当始终不放弃证伪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一旦真的出现了“反例”，我们就应彻底放弃这一理论，而不应竭力地去维护这一理论——这也就是所谓的“即时证伪”。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相关的实验就可以称为“判决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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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经常是相反的情况。也正因此，在波普尔看来，我们应该对科学家的态度作出必要的区分，也就是所谓的“科学态度”与“教条态度”之分。由此，波普尔事实上就已对“划界问题”作了新的推广，从对理论的科学性质与非（伪）科学性质的关注，过渡到了对科学家的态度的关注，亦即什么可以看成真正的科学的态度，什么又是非科学的或教条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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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即是由单纯集中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转向更加重视实际的科学活动以及科学家的工作态度。更为一般地说，这也是西方科学哲学研究中所谓的“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基本涵义，而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科学方法论研究取代“科学的逻辑重建”，以及“元科学”研究成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论题。下面就让我们转向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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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证伪主义的科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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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猜想与反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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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强调的是，对于西方所说的“科学方法论”，我们应与传统意义上的“方法论”作出清楚的区分：对于前者我们不应理解成“发现方法的研究”，它不是教人如何去找到一些可以借以在科学研究中作出真正发现和创造的方法，而主要是指科学的评价理论，也即应当如何去对相互竞争的几种科学理论作出评价和选择。正如著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所指出的：“在当代科学哲学中，流行着好几种方法论；但它们都与17世纪甚至18世纪中人们所理解的‘方法论’大不相同。当时人们希望方法论能给科学家提供一本机械的规则簿以解决问题，这种希望现在已经放弃了：现代方法论，或‘发现的逻辑’，只是由一些评价现成的已经明确表达出来的理论的（甚至可能不是紧密结合的、更不是机械的）规则组成的。这些规则或评价体系，还常常作为‘科学合理性的理论’、‘分界标准’或‘科学的定义’。当然，在这些规范规则的立法范围之外，有经验心理学和发现的社会学。”（《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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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深入的层次去分析，这又正是促使人们积极地去从事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主要因素，即对于科学进步性的确信，也就是认为科学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对此我们可依据客观的标准清楚地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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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正如上文已提及的，这也是波普尔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应对“科学态度”与“教条态度”作出清楚的区分。波普尔指出：“教条态度显然关系到这样的倾向：试图通过确证我们的规律和图式来证实它们，甚至达到漠视反驳的程度，而批判态度则是准备改变它们——检验它们，反驳它们，证伪它们（如果可能的话）。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批判态度看作是科学态度，把教条态度看作是我们所说的伪科学态度。”（《猜想与反驳》，第71页）波普尔所说的“科学态度”或“批判态度”的核心，就是致力于证伪。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将波普尔倡导的科学方法论称为“证伪主义的科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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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波普尔的观点，科学的方法就是“猜想与反驳的方法”：首先，“这种方法就是大胆地提出理论，竭尽我们所能体现它们的错误；如果我们的批判努力失败了，那就试探地加以接受”，但同时又应始终坚持证伪的努力，特别是，这应被看成科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科学家有意识地、审慎地试图发现错误，以搜寻论据驳倒其理论，包括诉诸他以自己的理论和才智设计的最严格的实验检验”，也就是说，“批判态度可以说成是有意试图让我们的理论、猜想代替我们自己去经受适者生存的竞争”。其次，科学活动当然又不应被理解成一种无聊的游戏，即随意地去提出各种貌似大胆、实质上却毫无根据的“猜想”，然后，一旦出现了“反例”，就毫不犹豫地予以放弃，并立即提出新的猜想，而且在这种新的努力与已有工作之间也看不到任何重要的联系。恰恰相反，善于从错误中学习正是科学活动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我们应对所出现的错误“采取批判的建设性的态度”：“既然知道我们难免有错误，我们关心的只是批判和检验理论，希望发现我们在哪里错了；关心的是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并且有幸的话，得出更好的理论。”（同前，第73—74，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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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波普尔指出，“猜想与反驳的方法”就是“试探与除错的方法”（try and error，通常译为“错误尝试法”）。波普尔强调指出，“从错误中学习”正是一切生物乃至最原始的“阿米巴虫”的一个共同之处；当然，人类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更大的自觉性，即已由一种本能的策略上升到了自觉的方法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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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判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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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的上述方法论原则已经包含了关于科学知识性质的一种新的认识。“从这里提出的观点看来，一切定律和理论本质上都是试探性、猜测性或假说性的，即使我们感到再也不能怀疑它们时，也仍如此。”（同前，第73页）也就是说，一切科学知识都只是大胆的猜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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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普尔看来，真理“是一个我们可能永远也达不到的标准”，而且，“就是达到了也不知道它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用确实的理由去证明一个理论为真的信念”。但是，我们不应因此而否定“科学的目的是要发现真理”，而应清楚地看到对于真理的追求是一个不断逼近的过程，也即不断地用更好的理论去取代先前的不那么好的理论。波普尔写道：“事实是：我们都知道科学是探求真理，……的确，只有对于发现真理这一目标而言，我们才能说虽然我们难免有错误，我们却希望从错误中学习。只有真理观念才允许我们合理地谈论错误和理性批判，并使理性讨论成为可能——就是说，寻找错误的批判讨论，是以尽可能消除错误为严肃目标的，为的是愈来愈接近于真理。”（同前，第327—328页）由此可见，波普尔同时又对科学活动的进步性质或合理性持肯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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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对自己的理性主义立场作了如下的进一步说明：“与非理性主义者不同，我们证伪主义者相信，我们也找到了一种办法以实现把理性科学同各种形式的迷信相区别的古老理想。……只要认识到科学的合理性……仅仅在于批判态度。”“我们把理性与这种批判态度等同起来，以寻求不管多么容易错误、却能超越其先驱而前进的理论，……我们选择一种理论是因为它比先前的理论更好；因为它可以交付更严峻的检验；因为它甚至可能通过这些检验，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因为由此可以不断趋向真理。”又：“正是我们知识的增长，正是我们在一定的问题状况中选择理论的方式，使科学成为理性的。”（同前，第327，354—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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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不可能确实地证明（证实）自己已经获得了真理，又如何能对相互竞争的理论作出合理的选择，并依此来说明科学发展的合理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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