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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从这样一种立场出发，就可以引出如下结论：由于任何科学命题都包含有一定的辅助性假设和先决条件，并用到了一定的数学工具，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可以认为是真的，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整的话，即使一个很靠近外围的陈述面对着顽强不屈的经验，也可以借口发生梦幻或者修改被称为逻辑规律的那一类的某些陈述而被认为是真的。反之，由于同样原因，没有任何陈述是免受修改的”（同前，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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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如果仍然沿用康德的表述，我们在此也就必须对波普尔所作的“修正”（“我们可以大胆地去提出各种猜想，但自然界经常大声地说：不对！”）作进一步的修正：“自然界或许会喊不对，但人类的智慧可能永远都能喊得更响。有了足够的智慧和某种运气，任何理论，即使是错误的理论，都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辩护。”（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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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对经验主义的直接冲击以外，“科学整体论”还有其他一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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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科学整体论”不仅体现关于科学不同分支（特别是，数学与一般自然科学，这也就是逻辑实证主义所谓的“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严格区分是站不住脚的，也体现在所谓的“形而上学”与科学之间也很难作出严格的区分。就如奎因本人所指出的：由于科学整体论，“思辨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假定分界线”变得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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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奎因的以下论述：“就我自己而言，作为非专业的物理学家，我确实相信物理对象而不相信荷马的诸神，而且我认为不那样相信，便是科学上的错误。但就认识论的立足点而言，物理对象和诸神只是程度上而非类上的不同。……从认识论上说，这些是同物理对象与诸神处在同一地位的神话，既不更好些，也不更坏些，只是在促使我们同感觉经验打交道的进展程度上有差别。”（《从逻辑的观点看》，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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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定奎因已经转向了相对主义，恰恰相反，这事实上就关系到了“科学整体论”的另一个后果：转向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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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因说：“关于有没有类的争论好像更是一个方便的概念系统的问题；关于有没有半人半马怪物或埃尔姆大街上有没有砖房子的争论好像更是一个事实问题。但我一向极力主张这个差别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它取决于我们宁可调整科学织造物的这一股绳而非另一股以适应某些特定的顽强的经验这个模糊的实用倾向。”“卡尔纳普、刘易斯等人在选择语言形式、科学结构的问题上采取实用主义立场；但他们的实用主义在分析的和综合的之间的想象的分界线上停止了。我否定这样一条分界线因而造成一种更彻底的实用主义。每个人都被给予一份科学遗产，加上感官刺激的不断的袭击；在修改他的科学遗产以便适合于他的不断的感觉提示时，给他以指导的那些考虑凡属合理的，都是实用的。”（同前，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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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哲学界诸多经验主义者，特别是卡尔纳普等人所实际经历的思想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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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经验主义的直接冲击以外，“理论渗透观察”与“科学整体论”等科学哲学现代研究成果还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具体地说，由于这些成果清楚地体现了科学活动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它不可能简单地被纳入某个固定的认识模式，或是用某个现成的方法论彻底地予以说明，从而也就为社会、文化、政治等传统认识下的“非理性成分”进入科学敞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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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具体地说，“科学活动不确定性”的一个直接结论，就是各种所谓的“非理性成分”或“外部因素”在实际科学活动中不仅不可能被彻底清除，而且具有与“内部因素”同样的重要性，如果不说更为重要的话。事实上这也正是现代所谓的“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一个基本立场，从而也就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这既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研究，也包括“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构成了直接威胁，对此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作具体介绍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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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可以再了解一下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基切尔（P.Kitcher）的“四个教条说”。基切尔指出：“几种思想被戏剧性地夸张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它们产生出后现代科学元勘[8]（science studies）中的四个教条。”具体地说，就是这样几个直接源自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思想：（1）观察的理论负载；（2）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3）信念的多样性；（4）“行动者范畴”与历史的写作。进而，由基切尔所论及的这样“四个教条”我们也就可以初步理解究竟什么是“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基本立场和主要特征：（1）除非被社会接受，否则不存在什么真理；（2）理性和实在不会限制任何信念系统，没有任何信念系统具有特权；（3）对真与假，社会与自然界的解释应该是对称的；（4）荣誉必须赋予“行动者”的范畴。（“为科学元勘辩护”，克瑞杰主编，《沙滩上的房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5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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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除了“理论渗透观察”与“科学整体论”（基切尔分别称为“观察的理论负载”与“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以外，基切尔在此还提到了“信念的多样性”和“行动者范畴”这样两种思想。那么，它们的具体涵义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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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所谓“行动者范畴”直接关系到了科学哲学现代研究中的这样一种思维倾向，即认为就实际的科学活动而言，科学家的任何做法都是应当允许的，就如费耶阿本德的名言“怎么都行”（对此我们将在第八讲中作具体介绍）。“信念的多样性”则是指，“即使就观察这种最为基本、最为直截了当的活动而言，事实上也不简单”，因为其中往往有一个后天的学习或者说“规范化”的过程：人们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习活动，包括在共同体中的生活与工作，逐步学会了究竟应当如何去进行观察，或者说，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观察。而不同的共同体则完全可能具有不同的规范或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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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讲，我们就转入科学活动与科学共同体共有规范或信念之间关系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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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十讲：大师的智慧与启迪 第五讲 范式：科学活动看不见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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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后实证时代的科学哲学研究而言，除波普尔以外，库恩是另一个必须提到的大师级人物。库恩的重要性主要在于：第一，如果说理论主张的多元化以及不同理论主张之间的激烈争论是这一时期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正是库恩的介入，特别是库恩与波普尔在20世纪60年代围绕“什么是科学的本质”展开的争论，为此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与平台；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库恩为科学的哲学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其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到凸显。以下就围绕这样两点对库恩的工作做具体介绍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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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学、科学共同体与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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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源于科学史研究的新科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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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T.Kuhn，1922—1996）之所以能对科学哲学现代研究作出重大贡献，无疑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特殊的学术经历至关重要。对此我们可以概括为由科学史研究而导致的科学观的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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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即使在库恩本人看来，这也是一个“非常惊讶”的过程：作为一名理论物理学的博士研究生，库恩在20世纪50年代初接受了为非理科学生开设物理学课程这样一个任务，并因此第一次接触到科学史；然而，“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接触了过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竟使我从根本上破除了关于科学的本质和它所以特别成功之理由的许多基本观念。”（《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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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库恩逐步认识到：正是通过日常的学习活动，特别是由于教科书的影响，人们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定的科学观。“例如，这些教科书似乎经常这样暗示：科学的内容是唯一地由书中各页所描述的观察、定律、理论所呈现的。这些书几乎始终无例外地被理解为，科学方法只是由收集这些教科书资料所使用的各种操作技巧、连同把这些资料与教科书的理论概括联系起来所使用的逻辑运作，二者凑合在一起的结果而已。”（同前）显然，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素朴科学观念”，并集中体现了关于科学发展的累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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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过与科学史的接触，库恩逐渐认识到了上述科学观不能被看成科学发展历史的真实反映：“不论这些观念在教学上为何有用，也不论它们抽象说来如何言之有理，这些观念都与历史研究所展示出来的事业完全不符。”（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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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将此看成了自己应当认真解决的一个问题：“看来需要彻底加以追究。结果便是我的职业计划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使我从物理学转移到了科学史，接着又逐渐地从相对直接的历史问题，转回到更多地关注哲学。”（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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