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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经验主义的直接冲击以外，“理论渗透观察”与“科学整体论”等科学哲学现代研究成果还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具体地说，由于这些成果清楚地体现了科学活动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它不可能简单地被纳入某个固定的认识模式，或是用某个现成的方法论彻底地予以说明，从而也就为社会、文化、政治等传统认识下的“非理性成分”进入科学敞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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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具体地说，“科学活动不确定性”的一个直接结论，就是各种所谓的“非理性成分”或“外部因素”在实际科学活动中不仅不可能被彻底清除，而且具有与“内部因素”同样的重要性，如果不说更为重要的话。事实上这也正是现代所谓的“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一个基本立场，从而也就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这既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研究，也包括“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构成了直接威胁，对此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作具体介绍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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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可以再了解一下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基切尔（P.Kitcher）的“四个教条说”。基切尔指出：“几种思想被戏剧性地夸张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它们产生出后现代科学元勘[8]（science studies）中的四个教条。”具体地说，就是这样几个直接源自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思想：（1）观察的理论负载；（2）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3）信念的多样性；（4）“行动者范畴”与历史的写作。进而，由基切尔所论及的这样“四个教条”我们也就可以初步理解究竟什么是“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基本立场和主要特征：（1）除非被社会接受，否则不存在什么真理；（2）理性和实在不会限制任何信念系统，没有任何信念系统具有特权；（3）对真与假，社会与自然界的解释应该是对称的；（4）荣誉必须赋予“行动者”的范畴。（“为科学元勘辩护”，克瑞杰主编，《沙滩上的房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5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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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除了“理论渗透观察”与“科学整体论”（基切尔分别称为“观察的理论负载”与“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以外，基切尔在此还提到了“信念的多样性”和“行动者范畴”这样两种思想。那么，它们的具体涵义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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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所谓“行动者范畴”直接关系到了科学哲学现代研究中的这样一种思维倾向，即认为就实际的科学活动而言，科学家的任何做法都是应当允许的，就如费耶阿本德的名言“怎么都行”（对此我们将在第八讲中作具体介绍）。“信念的多样性”则是指，“即使就观察这种最为基本、最为直截了当的活动而言，事实上也不简单”，因为其中往往有一个后天的学习或者说“规范化”的过程：人们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习活动，包括在共同体中的生活与工作，逐步学会了究竟应当如何去进行观察，或者说，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观察。而不同的共同体则完全可能具有不同的规范或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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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讲，我们就转入科学活动与科学共同体共有规范或信念之间关系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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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十讲：大师的智慧与启迪 第五讲 范式：科学活动看不见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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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后实证时代的科学哲学研究而言，除波普尔以外，库恩是另一个必须提到的大师级人物。库恩的重要性主要在于：第一，如果说理论主张的多元化以及不同理论主张之间的激烈争论是这一时期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正是库恩的介入，特别是库恩与波普尔在20世纪60年代围绕“什么是科学的本质”展开的争论，为此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与平台；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库恩为科学的哲学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其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到凸显。以下就围绕这样两点对库恩的工作做具体介绍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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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十讲：大师的智慧与启迪 [:170110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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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学、科学共同体与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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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源于科学史研究的新科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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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T.Kuhn，1922—1996）之所以能对科学哲学现代研究作出重大贡献，无疑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特殊的学术经历至关重要。对此我们可以概括为由科学史研究而导致的科学观的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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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即使在库恩本人看来，这也是一个“非常惊讶”的过程：作为一名理论物理学的博士研究生，库恩在20世纪50年代初接受了为非理科学生开设物理学课程这样一个任务，并因此第一次接触到科学史；然而，“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接触了过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竟使我从根本上破除了关于科学的本质和它所以特别成功之理由的许多基本观念。”（《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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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库恩逐步认识到：正是通过日常的学习活动，特别是由于教科书的影响，人们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定的科学观。“例如，这些教科书似乎经常这样暗示：科学的内容是唯一地由书中各页所描述的观察、定律、理论所呈现的。这些书几乎始终无例外地被理解为，科学方法只是由收集这些教科书资料所使用的各种操作技巧、连同把这些资料与教科书的理论概括联系起来所使用的逻辑运作，二者凑合在一起的结果而已。”（同前）显然，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素朴科学观念”，并集中体现了关于科学发展的累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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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过与科学史的接触，库恩逐渐认识到了上述科学观不能被看成科学发展历史的真实反映：“不论这些观念在教学上为何有用，也不论它们抽象说来如何言之有理，这些观念都与历史研究所展示出来的事业完全不符。”（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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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将此看成了自己应当认真解决的一个问题：“看来需要彻底加以追究。结果便是我的职业计划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使我从物理学转移到了科学史，接着又逐渐地从相对直接的历史问题，转回到更多地关注哲学。”（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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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指向一种新的科学史观（库恩称为“编史学”）：“近年来，有些科学史家已经发现，越来越难完成科学累积发展观所指派给他们的任务……所有这些怀疑和困难的结果是在科学研究中发生了编史学革命。”其次，如果说大多数“科学史学家并未全然认识到他们这样做的意义”，那么，库恩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历史研究至少已提示出一种新科学形象的可能性”。库恩并自觉地承担起了这样一个任务，即具体地“勾画出这个（新科学）形象的轮廓，使新编史学的某些涵义更加明确”（同前，第2—3页）。这也就是库恩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所设定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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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的这一学术经历可以被形容为一种“曲折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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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从又一角度更为清楚地体现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不应被看成绝对地互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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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库恩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这一工作的革命性质：书中所采取的立场在很多方面是与传统的诸多“二分”直接相抵触的。例如，库恩写道：“我的许多概括涉及到科学家的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然而我的一些结论至少在传统上是属于逻辑或认识论的。……我甚至似乎有可能已经违反了‘发现的范围’和‘辩护的范围’这个当代非常有影响的区分。”当然，最为重要的则在于：“历史诚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是一门纯粹的描述性学科；然而上面所提示出的论点则往往是诠释性的，而有时则是规范性的。”鉴于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人们就有可能对上述的概念转变提出直接的质疑。但是，尽管存在这样的疑虑，库恩仍然坚定地“在观念上放弃了这些区分以及与之类似的其他区分”，因为他相信：“经过适当的重铸，它们能告诉我们某些重要的东西。”（同前，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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