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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十讲：大师的智慧与启迪 [:170110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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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学、科学共同体与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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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源于科学史研究的新科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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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T.Kuhn，1922—1996）之所以能对科学哲学现代研究作出重大贡献，无疑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特殊的学术经历至关重要。对此我们可以概括为由科学史研究而导致的科学观的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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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即使在库恩本人看来，这也是一个“非常惊讶”的过程：作为一名理论物理学的博士研究生，库恩在20世纪50年代初接受了为非理科学生开设物理学课程这样一个任务，并因此第一次接触到科学史；然而，“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接触了过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竟使我从根本上破除了关于科学的本质和它所以特别成功之理由的许多基本观念。”（《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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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库恩逐步认识到：正是通过日常的学习活动，特别是由于教科书的影响，人们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定的科学观。“例如，这些教科书似乎经常这样暗示：科学的内容是唯一地由书中各页所描述的观察、定律、理论所呈现的。这些书几乎始终无例外地被理解为，科学方法只是由收集这些教科书资料所使用的各种操作技巧、连同把这些资料与教科书的理论概括联系起来所使用的逻辑运作，二者凑合在一起的结果而已。”（同前）显然，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素朴科学观念”，并集中体现了关于科学发展的累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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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过与科学史的接触，库恩逐渐认识到了上述科学观不能被看成科学发展历史的真实反映：“不论这些观念在教学上为何有用，也不论它们抽象说来如何言之有理，这些观念都与历史研究所展示出来的事业完全不符。”（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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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将此看成了自己应当认真解决的一个问题：“看来需要彻底加以追究。结果便是我的职业计划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使我从物理学转移到了科学史，接着又逐渐地从相对直接的历史问题，转回到更多地关注哲学。”（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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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指向一种新的科学史观（库恩称为“编史学”）：“近年来，有些科学史家已经发现，越来越难完成科学累积发展观所指派给他们的任务……所有这些怀疑和困难的结果是在科学研究中发生了编史学革命。”其次，如果说大多数“科学史学家并未全然认识到他们这样做的意义”，那么，库恩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历史研究至少已提示出一种新科学形象的可能性”。库恩并自觉地承担起了这样一个任务，即具体地“勾画出这个（新科学）形象的轮廓，使新编史学的某些涵义更加明确”（同前，第2—3页）。这也就是库恩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所设定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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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的这一学术经历可以被形容为一种“曲折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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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从又一角度更为清楚地体现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不应被看成绝对地互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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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库恩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这一工作的革命性质：书中所采取的立场在很多方面是与传统的诸多“二分”直接相抵触的。例如，库恩写道：“我的许多概括涉及到科学家的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然而我的一些结论至少在传统上是属于逻辑或认识论的。……我甚至似乎有可能已经违反了‘发现的范围’和‘辩护的范围’这个当代非常有影响的区分。”当然，最为重要的则在于：“历史诚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是一门纯粹的描述性学科；然而上面所提示出的论点则往往是诠释性的，而有时则是规范性的。”鉴于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人们就有可能对上述的概念转变提出直接的质疑。但是，尽管存在这样的疑虑，库恩仍然坚定地“在观念上放弃了这些区分以及与之类似的其他区分”，因为他相信：“经过适当的重铸，它们能告诉我们某些重要的东西。”（同前，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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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理性人”到“社会人”、“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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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首先通过与波普尔的简单比较，以清楚地说明库恩所采取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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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三讲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科学哲学在波普尔那里已经表现出了着眼点的重要转变，即由唯一注重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转向了科学活动，转向了从事实际科学活动的人。这事实上也是库恩与波普尔的一个重要共同点；但两者之间又存在一个重要差异：如果说波普尔所关注的主要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从而就是将科学家看成了“理性人”，那么，库恩所强调的就是“人性”的其他一些方面：现代的科学家必定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也即作为相应共同体的一员从事自己的研究活动，而且，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必定受到了共同体观念和信念的影响，尽管这些观念和信念未必得到了清楚的表述，甚至主体自身对此也未必具有清醒的意识——显然，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科学家同时也就是一个“社会人”、一个“文化人”，或者说，库恩所采取的主要是社会和文化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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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库恩之所以强调社会和文化的视角，也与他的学术经历有着直接的联系：“本论文［《科学革命的结构》］孕育的最后阶段，始于我应邀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所度过的1958—1959那一年。我再次有可能对下面所要讨论的问题给予全身心的关注。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那一年我是在主要由社会科学家所组成的共同体中度过的。这使我面对着这些社会科学家共同体与我所受训练的自然科学家共同体之间差别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我所未曾预料过的。尤其令我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我的历史知识和常识使我怀疑，自然科学家们是否比他们的社会科学同事们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更坚实或更持久。”也正是为了对这种差异作出解释，库恩后来明确提出了“范式”这一概念：“力图找出这种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此后我称之为‘范式’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同前，第4页）“范式”与“科学共同体”正是《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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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共同体”与“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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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库恩的解释，所谓“科学共同体”是指由同一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所组成的群体。库恩指出：“在一种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取许多同样的教益。通常这种标准文献的范围标出了一个科学学科的界限，每个科学共同体一般有一个它自己的主题。……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把自己看作并且别人也认为他们是唯一的去追求同一组共有的目标，包括训练他们的接班人的人。在这种团体中，交流相当充分，专业判断也相当一致。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科学共同体集中于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团体之间的专业交流有时就十分吃力，并常常导致误解。”（《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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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进一步指出，“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可以用于各个不同的层次：“在含义最广的层次上，是所有自然科学家的共同体。在稍低层次上是主要科学专业团体，有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动物学家等的共同体。……”应当强调的是，“科学共同体”不应被理解成某种有形的组织；恰恰相反，按照库恩的用法，“科学共同体”的主要标志就是其成员对于应当如何去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具有相当一致的看法，而且，这种一致性主要又来源于其成员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彼此之间有着相当充分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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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库恩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群体而非个别科学家作为科学活动分析的基本单位。就如库恩本人所指出的：“这种共同体就是本书描述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者和确认者的单位。”（同前，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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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为人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去从事科学的分析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例如，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同一科学共同体中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们是否可以或者说应当作出“边缘成员”与“合格成员”的区分？进而，什么是决定这种个体“地位”的主要因素？在个体与相应群体之间所存在的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科学共同体与一般共同体相比在这方面是否又有其一定的特殊性？等等。由于在同一专业领域中很可能同时存在多个不同的科学共同体，我们又应如何去看待这些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什么是决定它们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不同的共同体又是如何去处理和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包括取得争论的胜利以及作出必要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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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库恩那里“科学共同体”事实上被用作了“范式”的同义词，因此，库恩关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只是涉及到了上述各种可能的研究问题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由上面的分析已可看出，正是库恩的工作为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开辟了可能性，库恩因此更可被看成现代所谓的“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的直接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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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库恩关于“科学共同体”与“范式”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简单说明：“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同前，第158页）由此可见，《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于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实质上就是循环的；但是，由仔细的考察可以看出，库恩在这两者中所主要关注的应当说还是“范式”。库恩在书中对于“范式”给出了多种解释：“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传统’”；“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模型或模式’”；“科学共同体把握世界的共同理论框架”；“科学共同体共有的理论和方法上的信念”；等等。此后，作为必要的“澄清”，库恩又曾建议用“专业基质”（disciplinarymatrix）代替“范式”这一概念，并对其作了具体说明：“专业基质”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成分：（1）共有的符号概括；诸如F＝ma这样的基本公式，它指明了基本的概念和符号系统。（2）范式的形而上学部分；即如“所有的行星都是围绕地球转动的”这样的共同信念。（3）共有的价值观念，指关于理论的表述方式、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的评价标准；如什么样的问题被认为是有价值的，等等。（4）范例；指某些具体的实例，它们被认为是成功研究的典范。（详见《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63—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