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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子可分割为核和电子，核可以分为质子和中子，中子又分为夸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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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伽利略速度叠加原理对光不适用，有光速不变原理。（详见解世雄，《物理文化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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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十讲：大师的智慧与启迪 [:170110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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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学发展的不同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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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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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学自身的发展，包括科学哲学的影响，科学知识不应被看成绝对真理，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一项共识。科学的发展更充满了革命，也即用一个对立的理论去取代原先的理论。这就正如李克特所指出的，“科学一贯沿着增加自然知识的方向前进，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而，新的科学概念不是简单地‘添加在’旧概念之上，而常常是取代后者，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非积累的或不连续的。”（《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三联书店，1989，第170页）另外，英国学者哈耶克也曾明确指出：“科学在任何时候都忙于修改人们所持有的世界图式，在它看来这种图式永远只是暂时性的。”（《科学的反革命》，译林出版社，2003，第16页）后一观点与波普尔的基本立场显然也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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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又是否应当像波普尔（特别是早期的波普尔）那样唯一地去强调科学发展的不连续性（间断性），以致完全否定了连续性同样应当看成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或者说，科学的无限发展是在证伪与证实的辩证运动中得以实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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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一个重要贡献，即是具体地论证了连续性与间断性同样都应看作科学发展的重要特性，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作出“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区分。总体上说，我们可就科学的发展过程总结出如下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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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库恩的观点，所谓“前科学”是指这样的时期：这时在相应的研究领域中还没有形成某种“单一的、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范式，恰恰相反，出现的是“学派林立”的局面，从而还不能认为已经形成了真正的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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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科学时期”相对照，如果在某个研究领域中已经形成了单一的、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一种范式，就体现这一领域已经成为一门专门学科，这时人们的主要工作可形容为“范式指导下的解谜活动”（puzzles solving），即以共同体一致认同的方法去求解共同体一致认为有意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常规科学”主要是在相应范式实际界定的框架内进行的，研究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发现反例，也不是为了创造新的理论，而只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去验证和应用相应的范式——如果某人不能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就应被归结为个人能力的不足，而不应因此对相应的范式产生怀疑——这也说明了库恩何以会使用“解谜”而不是“问题解决”这样一个更常见的术语来形容常规意义上的科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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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谜活动”事实上也是范式的不断完善和精确化，包括通过这方面的成功实践共同体积累起了更多的范例——由此可见，在范式与实际科学活动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对于共同体成员而言，范式的吸引力则又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成功的承诺”：“一种借助于所选择的、但又绝非完备的实例所表现出来的关于成功的承诺。”也就是说，只要按照范式，特别是诸多范例去进行工作，就一定可以获得专业上的成功。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库恩写道：“常规科学就是对于这种承诺的一种实现。”（《科学革命的结构》，第22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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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科学革命”，则是指“科学发展中的非累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同前，第85页）。“反常与科学危机”则可看成“科学革命”的必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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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科学危机”主要是指在共同体中出现了这样的信仰危机：由于“反例”的积累人们逐渐对于原先占据支配地位的范式产生了怀疑和不满，“部分人逐渐感觉到：他们无法利用现有范式有效地探究自然界的某一方面，而以前范式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是起引导作用的”。也正因此，与原先的“单一性”相对立，在“危机时期”往往会出现多种不同的范式并存的局面：“起初对阻碍问题的进攻，都还能相当密切地遵循范式规则。但由于阻碍继续存在，越来越多的进攻就会包含着对范式作某些小的或者不那么小的修改，这些修改各不相同，各显其能，但没有一个会成功到足以让团体当作范式来接受。随着这种发散的修改增多，常规科学的规则也就越来越模糊，……”再者，“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以作为解开他们领域中的谜的工具”，而“常规科学通常与创造性的哲学保持一段距离”——这事实上也可以看成出现“科学危机”的又一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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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科学家面临反常或危机，都要对现存范式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而且他们所做的研究的性质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相互竞争的方案的增加，做任何尝试的意愿，明确不满的表示，对哲学的求助，对基础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常规研究转向非常规研究的征兆”（同前，第85，76，81，8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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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科学革命”，则是指一种新的范式完全取代原先的范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库恩之所以将这种发展称为“革命”，则是为了突出这种发展的不连续性，也就是说，新旧范式往往是完全不相容的。库恩写道：“如果形势需要新理论，以解决因旧理论与自然界不相应而出现的反常，那么一个成功的新理论必然作出某些与旧理论不同的预言。如果两者在逻辑上是相容的，则这种差别就不可能存在。在同化反常的过程，新理论势必取代旧理论。”（同前，第89—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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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完全不相容性”这样一个特征以外，库恩还突出强调了新旧范式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不可比较性）。由于这直接关系到科学领域中非理性主义的崛起，我们将在下一节中作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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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还依据共性与个体的辩证关系对科学革命的具体机制进行了说明：尽管范式是指共同体成员共有的观念和信念，但我们又不应把科学共同体看成铁板一块，也即其各个成员都具有完全相同的观念和信念，毋宁说，在共同体的各个成员之间必定存在一定的差异，各个科学家与共同体的联系可能有紧有松，不同成员在观念和信念的稳定程度上也不尽相同。在库恩看来，共性与差异性的这种辩证关系就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科学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机制。因为，如果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置已有传统于不顾，而是随心所欲地去从事新的“研究”，那么，不仅科学的发展将不再具有任何连续性，科学学本身也将丧失其作为一门科学所必须具有的“客观性”；反之，如果共同体的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都“顽固地”坚持已有的传统，在科学中也就不可能有重大突破，包括范式的根本性变化。库恩写道：“个人的差异性在应用共有价值时，可能对科学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如果共同体的全部成员把每个反常都当作危机的起源，或去接受同事提出的每个新理论，科学也就终结了。另一方面，如果没人愿冒着很大的风险去对反常现象或带着新标记的理论作出反应，也就很少或干脆不会有革命了。”（同前，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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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新范式支配地位的确立就意味着科学的发展又重新进入了新的常规科学时期，这时连续性也就重新取代间断性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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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性的研究与历史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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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明显地不同于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因此，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以后，两者就围绕“什么是科学的本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论争的焦点则在于：究竟是连续性还是间断性（革命性）对于科学是最为重要的？（详见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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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科学发展的革命性是波普尔的一贯立场；与此相对照，库恩则认为我们也应明确肯定“常规科学”研究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事实上，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就已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当然，常规科学所研究的范围是很小的；我们现在的常规研究，其视野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但这些因信仰范式而受到的限制，却正是科学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范围的相对深奥的那些问题上，范式会迫使科学家把自然界的某个部分研究得更细致更深入，没有范式的指导，这样做将是不可想象的。……在范式依然成功的期限内，专业团体将能解决许多问题，如果没有对范式的承诺，团体的成员就很难想得到，也不可能去研究这些问题，这样获得的成就中，至少总有一部分将具有永恒的价值。”（《科学革命的结构》，第22—23页）更一般地说，任何一种理论都必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在形成阶段也必定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或不足之处，但就正是“常规科学”时期为理论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与此相对照，如果坚持所谓的“即时证伪”，则必将从源头上扼杀任何一门科学理论（对此我们还将在第六讲中结合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作更为具体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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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争论中也存在相反方向上的意见，即是认为不同观点的对立与冲突更加有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只有通过不同理论或范式的对照，我们才能从多个角度更为深入地去进行思考并从事新的认识活动，从而不仅有利于新的、特别是与先前理论直接相抵触的事实的发现，也有利于人们更为深刻地去理解与把握原先的理论；也就是说，只有借助于对立的理论，一种理论的经验内容才能充分地得到暴露（这正是与拉卡托斯同时代的另一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基本观点，对此我们将在第七讲中具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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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说上述的分析主要都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作出的，也即主要集中于我们应当如何去规范实际的科学活动，那么，就如波普尔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已清楚体现的，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种普遍信念是：我们不仅应当从纯规范的角度去作分析，也应利用科学发展的真实历史对各种科学方法论，包括科学发展的不同模式，作必要的检验。事实上对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一个主要批评意见，即是认为就科学发展的真实历史而言，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恰恰相反，科学的发展应当说始终充塞着不同观点的竞争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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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除了科学的本质（特征性质）究竟是连续性还是间断性这一争论之外，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还引发了另外一些更为深入的思考，如科学的发展究竟是否可能或者说应当纳入到某一固定的模式之中，我们又应如何去认识科学发展的合理性等等。在此我们还应特别提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长期斗争，人们更普遍地认为，正是库恩关于范式不可通约性的论断为非理性主义在科学领域中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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