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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普遍趋势，即是对于各种预设主义，包括“方法论预设主义”（夏皮尔语）的明确反对。更具体地说，人们现已普遍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传统观念的明显局限性，就在于科学与科学方法论（或者说，元科学）的绝对二分，并认为科学活动是多变的、易谬的，更高层次的方法论原则则是固定不变、完全不可违背的。与此相对立，人们现在更加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由于科学与科学方法论是密切相关、相互渗透的，因此，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革命性的变革，就必然会引起方法论原则的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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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库恩给予我们最为重要的一个启示，即是不能认为存在某种绝对不变的标准，借之我们即可清楚地说明科学的进步性，无论这是指科学方法论的具体准则，或是传统的“真理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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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应指出的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许多曾经持有非理性主义观点，或是被认定为非理性主义者的学者，最终都表现出了原有立场的软化，甚至重新转向了理性主义，或是明确声称自己并非相对主义者，而是科学进步论者，等等。例如，除库恩以外，费耶阿本德也是这方面的又一典型例子。另外，尽管人们常常将所谓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归属于非理性主义，但就其实际发展而言，我们也可明显地看到所说的转变（详见第七讲和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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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很多坚持理性主义立场的学者在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开放性。例如，波普尔后来也将“不能容忍不同的观念”看成科学研究中所应明确反对的“教条态度”的一个重要表现，并主张在科学研究中应当明确提倡理论的多元化：“智力上的教条主义正是科学的一个主要障碍。事实是，我们不仅应当通过讨论以保留不同理论的生命力，更应系统地去寻求新的不同理论，并为不存在不同的理论感到忧虑……如果一个理论变成了一种垄断，这时对于科学进步的危险就大大加强了。”（“The Rationality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D.Rothbart（ed.），Science Reason and Reality—Issu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Wadsworth，1998，第308页）另外，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也是对于“即时理性”的明确反对，多少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倾向，以致费耶阿本德就将其称为“我的无政府主义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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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并不仅仅源自对象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也是因为科学研究作为人类的有意识活动必定包含多种不同的动力或相关因素，因此，我们在面对各种非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乃至各种基本立场具有明显错误性的研究工作时，就既不应对这种主要来自外部的冲击视而不见、置之不理，也不应将如何能从理论高度彻底地揭示与驳倒其中的错误成分看成自己的唯一任务，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如何能够吸收其中的积极因素或启示性成分，并从这一角度去看待对立理论的存在及其相互斗争的意义。正如后SSK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皮克林所指出的：“冲撞激励我们在任何有意义的科学文化层面考察各种差异，激励我们理解更为有意义的各种差异的相互交织，不论这些差异是否存在于科学的表征层面。”（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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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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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哲学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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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以后，什么是科学发展的基本模式、什么又应被看成科学的本质等等，已经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另外，由于库恩关于“范式不可通约性”的论述被认为为非理性主义向科学领域的渗透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从而引发了科学哲学领域中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长期斗争，也即：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看待科学发展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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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中心问题的转移以外，新的阶段相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而言，在其他方面也有重要的变化。例如，科学史对于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性不断得到了凸显。这不仅是指历史的案例分析现已获得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从而与传统的逻辑分析一样成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又一基本方法，而且是指一种更高层面上的认识：科学史可以看成为具体检验科学哲学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科学哲学的理论应当如实反映科学发展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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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直接关系到了科学哲学的基本定位，亦即究竟何者应当被看成科学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是规范性的研究，还是描述性的研究？正如前面已提到的，这事实上也正是人们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区分逻辑主义学派与历史主义学派的一个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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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科学革命的结构》“译后记”中的一段话，堪称对于库恩及其著作十分恰当的评价：“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被公认为是现代思想文库中的经典名著。它的出版成了20世纪科学哲学的转折点，开创了科学哲学的新时期。它无疑已导致了科学观上的一次深刻革命。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意义和活力。任何一位想要了解科学及其演变的本质的人，不能不读一读这本新时代科学哲学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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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的研究方向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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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超越以外，我们还应从更大范围去认识库恩的贡献：《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深入从事科学的分析开拓了全新的方向或领域，从而就标志着科学哲学的研究即将进入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亦即“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见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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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库恩也为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深入从事科学的分析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如果说先前的科学哲学研究主要突出了“理性人”的研究视角，那么，库恩的重要贡献就是清楚地指明了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人”和“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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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就为我们很好解决“个人的发明创造”是如何转化成“客观知识”的这一问题（第三讲第四节）提供了重要启示：这主要就取决于这种创造能否取得相应共同体的普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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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一般地说，由于“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就使得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得到了凸显，因此，社会学的概念与方法向科学领域的渗透也就不可避免。也正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涌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诸多学者对于库恩的工作就都持有十分推崇的态度。例如，皮克林就曾明确指出：“是库恩……为清理和重新认识科学的新的学术潮流开辟了道路。这样，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SSK方向的研究工作开始日渐强调科学知识的人类的和社会性的创造和使用的重要性。社会结构、社会利益、人类技能，这些要素都被视为科学的组成部分，并以极为重要和有意义的方式与科学有机结合。”（《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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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库恩关于“范式”的内涵及其对于科学活动重要性的分析，显然清楚地体现了观念和信念对于人们认识活动的重要影响。由于范式通常没有得到明确的概括和表述，相应共同体中的成员对于所说的范式往往也不具有自觉的认识，范式的学习或继承更主要表现为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库恩的相关研究也就可以看成关于科学的一种文化研究，即提供了关于科学本质的一种文化理解。而后现代主义的科学批判最为重要的一项内涵，就是具体地考察了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对于社会普通成员在观念、信念（更为一般地说，就是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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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传统的自觉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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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库恩关于范式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何学习和继承传统的直接启示：由于范式主要是通过范例得到表现的，因此，比起其他成分来，我们就应更加重视“范例”的学习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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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库恩看来，我们就应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做习题”与“实际观看和参与实验”的意义：“学生在做完许多习题后，再多做一些或许只能增加其熟练性。但在一开始及稍后一些时间里，做习题是在学习关于自然界的重要东西。没有这样的范例，他前面学过的定律和理论就没有什么经验内容。”以牛顿动力学的学习而言，学生之所以能够理解“力”、“质量”、“加速度”等概念，主要不是因为教科书中对这些概念所下的定义，而是因为学生们亲自观看或参与了利用这些概念来解释或解决实际问题，正是通过这些实例（包括笔算作业和实验操作）学生们才真正做到了对于相关概念的理解与掌握。按照库恩的观点，范例的重要性显然就在于：“在完成一定数量的这种（彼此间可能差异很大）练习后，他就能像其专家团体中的其他成员一样，用一个处于同一格式塔［范式］的科学家的眼光，去观察所遇到的情形。对他来说，它们已不再是训练之初遇到时的那种情形，同时他自己也练就了一种久经考验并为团体所认同的观察方式。”（《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68—170页）也就是说，他已经真正成为了相应共同体的合格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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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库恩也提示我们，相对于对各个哲学家具体思想的学习，我们显然应更加重视对于整体性哲学研究传统或研究范式的学习和继承，包括通过认真总结、比较与反思，作出必要的批判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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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自己的研究工作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比如他曾谈到他本人和波普尔之间的很多共同点：“我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成果的逻辑结构。由此我们都强调只有科学实际发展的事实和精神才是合法材料，因而我们都常常到历史中去找材料。在这个共同的材料库中，我们得出许多共同的结论。我们都反对科学通过累加而进步的观点，都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了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过程，都特别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旧理论由于对付不了逻辑、实验、观察的挑战所起的作用。最后，卡尔爵士和我还一起反对经验实证主义的一些主要观点。”（《必要的张力》，第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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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我们不妨把哲学学习区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或水平：第一，主要集中不同观点的比较；第二，集中到“问题”，也即如何能够准确地去把握主要的研究问题，并能以此为中心对各种不同观点作出必要的梳理，包括清楚地了解其中的分歧与难点；第三，在上述基础上，尝试着作出自己的独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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