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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库恩也提示我们，相对于对各个哲学家具体思想的学习，我们显然应更加重视对于整体性哲学研究传统或研究范式的学习和继承，包括通过认真总结、比较与反思，作出必要的批判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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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自己的研究工作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比如他曾谈到他本人和波普尔之间的很多共同点：“我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成果的逻辑结构。由此我们都强调只有科学实际发展的事实和精神才是合法材料，因而我们都常常到历史中去找材料。在这个共同的材料库中，我们得出许多共同的结论。我们都反对科学通过累加而进步的观点，都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了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过程，都特别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旧理论由于对付不了逻辑、实验、观察的挑战所起的作用。最后，卡尔爵士和我还一起反对经验实证主义的一些主要观点。”（《必要的张力》，第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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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我们不妨把哲学学习区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或水平：第一，主要集中不同观点的比较；第二，集中到“问题”，也即如何能够准确地去把握主要的研究问题，并能以此为中心对各种不同观点作出必要的梳理，包括清楚地了解其中的分歧与难点；第三，在上述基础上，尝试着作出自己的独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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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十讲：大师的智慧与启迪 第六讲 整合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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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研究乃至一般哲学研究的一个长期传统，就是特别重视辩证思想的指导与应用。本讲中我们将首先依据波普尔、库恩等人的工作对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作出具体分析。其次，则是对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一个具体介绍：除去其直接的意义以外，它也可看成以辩证整合为基础作出新的创造性工作的一个实例。最后，将简要介绍拉卡托斯关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辩证关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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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学哲学与辩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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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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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讲关于科学哲学现代发展的介绍，显然已清楚地体现了对于“素朴科学观念”，以及以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为主要代表的“经典科学观”，作出自觉反思和必要批判的重要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应注意防止一种简单化的观点，即认为所需要就是用相反的观点去完全取代原先的观点，就像由唯一注重“证实”转而向唯一强调“证伪”，由唯一强调科学发展的连续性转向唯一强调科学发展的间断性，由突出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转向“怎么都行”，等等；更不能像怀疑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那样，去绝对地否定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或是认定科学完全是一种非理性的活动。恰恰相反，“科学观念必要更新”的一个重要涵义，就是应当不断增强自身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并切实防止与纠正任何一种可能的片面性或绝对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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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应突出强调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并应当从这一角度更为深入地去理解与把握科学哲学大师们研究工作的意义。除前面所提及的观察与理论、证实与证伪、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规范与超越等环节的对立统一以外，我们还可从其他一些方面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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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就直接涉及到了如下的种种对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个体与群体，知识与观（信）念，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理性与非理性，抽象性与具体性（范式与范例），共性与个性（差异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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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就逻辑实证主义而言，就只有借助“还原（化归）”与“建构”、“局部”与“整体”这样两对范畴去进行分析，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究竟什么是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哲学领域中为自己设立的整体目标；而依据“科学”与“元科学”的辩证关系，我们则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的实际演变，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基本立场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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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也提示我们，要十分重视从辩证的角度很好地去把握反映与建构、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情境相关性、科学知识的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等对立的范畴（详见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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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中国科学哲学研究的一点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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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以外，我们还可在其他方面看到辩证思维的重要影响，特别是，我国的科学哲学工作者就往往倾向于将国外的整体发展归结为彼此对立的两个方面或阵营，并特别重视如何从辩证的角度对之作出综合分析，从而通过清楚地指明对立双方的局限性或不足之处，提出自己的正面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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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就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科学哲学研究而言，人们往往特别强调逻辑主义学派与历史主义学派的对立；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将注意力逐步转向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斗争，并往往会按照这样的二分对西方各个主要的科学哲学家作出具体归类，并从整体上指明对于对立双方加以辩证整合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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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工作当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即使在西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类似的做法或立场，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西方科学哲学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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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世纪70—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劳丹、夏皮尔等），一方面坚持了历史主义的基本立场，即认为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应当如实反映科学活动的真实面貌，并以科学史作为检验科学哲学理论合理性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又明确地采取了理性主义的立场，从而也就与早期的历史主义者所经常表现出来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划清了界线。另外，与先前关于科学与科学方法论（或者说，元科学）的绝对二分相对立，这一时期的科学哲学家也普遍地认为这两者不应被看成绝对地互不相干的。他们主张，科学的重大变革必然会引起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变化，将科学方法论的各个原则看成固定不变、完全不可违背的，乃是“方法论的预设主义”的一种表现，应当彻底地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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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特别是“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一个整体发展趋势是：不少学者不仅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研究工作是与“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既指早期的、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要代表的科学哲学研究，也包括“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直接相对立的，而且也认识到了努力实现两者的辩证整合，应是进一步工作的主要目标（这也正是所谓的“后SSK”的一个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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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西方的相关研究为对照、明确肯定辩证思维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指导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国内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些明显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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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往往集中于对国外相关研究的介绍与评论，并以强调对立双方的辩证整合作为自身工作的基本立场或主要特点，但后一点通常只是停留于笼统的理论主张，很少能够看到具体工作，甚至很少有人对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所说的“辩证整合”作出认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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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正因为此，尽管我们的科学哲学研究往往显得面面俱到、十分合理，却看不到真正的创造性工作；特别是，“辩证整合”往往意味着与对立双方始终处于同一水平，却未能通过新的创造性工作上升到一个更高水平，从而也就很难说是一种“真正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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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还是可以由西方学者的一些工作获得有益的启示。下面就具体介绍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由后SSK代表人物之一皮克林的相关工作我们也可获得同样的启示；详见第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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