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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讲关于科学哲学现代发展的介绍,显然已清楚地体现了对于“素朴科学观念”,以及以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为主要代表的“经典科学观”,作出自觉反思和必要批判的重要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应注意防止一种简单化的观点,即认为所需要就是用相反的观点去完全取代原先的观点,就像由唯一注重“证实”转而向唯一强调“证伪”,由唯一强调科学发展的连续性转向唯一强调科学发展的间断性,由突出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转向“怎么都行”,等等;更不能像怀疑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那样,去绝对地否定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或是认定科学完全是一种非理性的活动。恰恰相反,“科学观念必要更新”的一个重要涵义,就是应当不断增强自身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并切实防止与纠正任何一种可能的片面性或绝对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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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应突出强调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并应当从这一角度更为深入地去理解与把握科学哲学大师们研究工作的意义。除前面所提及的观察与理论、证实与证伪、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规范与超越等环节的对立统一以外,我们还可从其他一些方面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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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就直接涉及到了如下的种种对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个体与群体,知识与观(信)念,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理性与非理性,抽象性与具体性(范式与范例),共性与个性(差异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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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就逻辑实证主义而言,就只有借助“还原(化归)”与“建构”、“局部”与“整体”这样两对范畴去进行分析,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究竟什么是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哲学领域中为自己设立的整体目标;而依据“科学”与“元科学”的辩证关系,我们则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的实际演变,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基本立场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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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也提示我们,要十分重视从辩证的角度很好地去把握反映与建构、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情境相关性、科学知识的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等对立的范畴(详见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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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中国科学哲学研究的一点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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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以外,我们还可在其他方面看到辩证思维的重要影响,特别是,我国的科学哲学工作者就往往倾向于将国外的整体发展归结为彼此对立的两个方面或阵营,并特别重视如何从辩证的角度对之作出综合分析,从而通过清楚地指明对立双方的局限性或不足之处,提出自己的正面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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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就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科学哲学研究而言,人们往往特别强调逻辑主义学派与历史主义学派的对立;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将注意力逐步转向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斗争,并往往会按照这样的二分对西方各个主要的科学哲学家作出具体归类,并从整体上指明对于对立双方加以辩证整合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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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工作当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即使在西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类似的做法或立场,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西方科学哲学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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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世纪70—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劳丹、夏皮尔等),一方面坚持了历史主义的基本立场,即认为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应当如实反映科学活动的真实面貌,并以科学史作为检验科学哲学理论合理性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又明确地采取了理性主义的立场,从而也就与早期的历史主义者所经常表现出来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划清了界线。另外,与先前关于科学与科学方法论(或者说,元科学)的绝对二分相对立,这一时期的科学哲学家也普遍地认为这两者不应被看成绝对地互不相干的。他们主张,科学的重大变革必然会引起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变化,将科学方法论的各个原则看成固定不变、完全不可违背的,乃是“方法论的预设主义”的一种表现,应当彻底地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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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特别是“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一个整体发展趋势是:不少学者不仅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研究工作是与“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既指早期的、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要代表的科学哲学研究,也包括“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直接相对立的,而且也认识到了努力实现两者的辩证整合,应是进一步工作的主要目标(这也正是所谓的“后SSK”的一个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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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西方的相关研究为对照、明确肯定辩证思维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指导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国内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些明显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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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往往集中于对国外相关研究的介绍与评论,并以强调对立双方的辩证整合作为自身工作的基本立场或主要特点,但后一点通常只是停留于笼统的理论主张,很少能够看到具体工作,甚至很少有人对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所说的“辩证整合”作出认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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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正因为此,尽管我们的科学哲学研究往往显得面面俱到、十分合理,却看不到真正的创造性工作;特别是,“辩证整合”往往意味着与对立双方始终处于同一水平,却未能通过新的创造性工作上升到一个更高水平,从而也就很难说是一种“真正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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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还是可以由西方学者的一些工作获得有益的启示。下面就具体介绍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由后SSK代表人物之一皮克林的相关工作我们也可获得同样的启示;详见第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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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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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波普尔与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的辩证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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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波普尔与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的辩证整合,既是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最为基本的立场,也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当然,这里所说的整合也意味着对于这两者各自缺点的批判或纠正。通过直接的比照我们即可很好地理解拉卡托斯的这一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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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与波普尔最为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明确地采取了理性主义的立场,也即认为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并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论对此作出清楚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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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与波普尔的不同之处,则主要表现于他对证伪主义立场的直接批判,特别是认为波普尔所主张的“即时证伪”并不可取。拉卡托斯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应当说受到了各方面研究成果的重要影响,主要包括:第一,所谓的“中性事实”并不存在,恰恰相反,经验事实必然具有一定的理论负荷,从而在事实与理论发生冲突时,就未必是理论有错,也可能是事实有错。第二,“科学整体论”,亦即:只要对其他成分(辅助性假设、前提条件等)作出足够的调整,任何命题都可看成不可证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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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对于拉卡托斯的影响表现于这样一点:作为科学的具体分析,我们不仅应当着眼于科学活动的“显性成分”,而且应当高度重视科学活动的“隐性成分”。事实上,在一些学者看来,拉卡托斯所说的“科学研究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就可看成库恩的“范式”的一个翻版,尽管前者应当说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概念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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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与库恩之间的不同点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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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与库恩相对立,拉卡托斯明确反对关于“常规科学时期”与“革命时期”的绝对区分,并认为由于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对立理论的斗争,因此库恩所说的一种范式独霸的局面根本不存在;而且,在拉卡托斯看来,不同理论的竞争开始得越早,对科学也就越有利。不难看出,这其中有对于波普尔所大力倡导的“批判精神”的直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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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与库恩相比,拉卡托斯更为明确地肯定科学是一种理性的事业,特别是,科学发展的合理性就表现于不同理论(如果采用拉卡托斯的术语,就是不同的“科学研究纲领”)之间的理性选择,对此我们可用方法论的原则作出清楚说明。显然,拉卡托斯直接继承了波普尔在这方面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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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拉卡托斯在科学哲学领域的工作可视为对于波普尔与库恩相关思想的一种辩证整合。拉卡托斯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立场,也与他的成长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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