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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对于拉卡托斯的影响表现于这样一点：作为科学的具体分析，我们不仅应当着眼于科学活动的“显性成分”，而且应当高度重视科学活动的“隐性成分”。事实上，在一些学者看来，拉卡托斯所说的“科学研究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就可看成库恩的“范式”的一个翻版，尽管前者应当说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概念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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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与库恩之间的不同点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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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与库恩相对立，拉卡托斯明确反对关于“常规科学时期”与“革命时期”的绝对区分，并认为由于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对立理论的斗争，因此库恩所说的一种范式独霸的局面根本不存在；而且，在拉卡托斯看来，不同理论的竞争开始得越早，对科学也就越有利。不难看出，这其中有对于波普尔所大力倡导的“批判精神”的直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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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与库恩相比，拉卡托斯更为明确地肯定科学是一种理性的事业，特别是，科学发展的合理性就表现于不同理论（如果采用拉卡托斯的术语，就是不同的“科学研究纲领”）之间的理性选择，对此我们可用方法论的原则作出清楚说明。显然，拉卡托斯直接继承了波普尔在这方面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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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拉卡托斯在科学哲学领域的工作可视为对于波普尔与库恩相关思想的一种辩证整合。拉卡托斯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立场，也与他的成长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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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I.Lakatos，1922—1974）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反纳粹的抵抗运动，战后去莫斯科大学学习，1947至1950年曾担任匈牙利教育部的高级官员。尽管拉卡托斯后来因政治问题被捕入狱，更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逃往西方，但早年的经历无可避免地会对他的思维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拉卡托斯的以下论述属于数学哲学的范围，但仍然清楚地体现了辩证思维对他的重要影响，特别是，直接采用“辩证法”一词在西方哲学界应当说还是较为少见的：“启发法所涉及的是数学的自身的辩证法，尽管只有通过历史的研究、通过历史的理性重建它才能研究自己的对象。”（I.Lakatos，Proofs and Refutations—The Logic of Mathematical Discovery，ed. by J.Worrall & E.Zaha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第146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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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数学发现的逻辑”到“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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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工作的实际开展而言，拉卡托斯显然必须首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能为波普尔与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的辩证整合找到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在这里，拉卡托斯先前所从事的数学哲学研究为他后来创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提供了必要的概念工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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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拉卡托斯在实际转向科学哲学前曾长期从事数学哲学与数学方法论的专门研究。例如，在1953年因政治问题入狱三年以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数学名著，其中包括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波利亚在数学方法论方面的一些名著——从历史的角度看，正是这些著作为数学方法论的现代研究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决定了这种研究的启发法性质。其后，在逃往西方、特别在英国定居以后，拉卡托斯又主要从事了数学哲学与数学史的专门研究，例如，他的博士论文《证明与反驳——数学发现的逻辑》就被认为是数学史（以及一般科学史）研究的一个范例。除此以外，拉卡托斯还曾在数学哲学领域发表了不少论文，他所倡导的“拟经验的数学观”也被认为标志着数学哲学的研究已经摆脱“悲观和停滞的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详见ZhengYuxin［郑毓信］，“The Revolu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Logique et Analyse，1997（158）；或郑毓信、李国伟，《数学哲学中的革命》，［台湾］九章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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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拉卡托斯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一次科学哲学国际研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波普尔与库恩及其他一些科学哲学家围绕“批判与知识的增长”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包括有关“什么是科学的本质”的激烈争论，这给拉卡托斯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拉卡托斯又与马斯格雷夫一起担任了这次会议论文集的编辑工作，这事实上就成为了拉卡托斯由数学哲学转向科学哲学的实际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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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下两个示意图[14]，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出拉卡托斯的研究与其他一些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数学发现的逻辑”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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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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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对“科学研究纲领”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作更具体的说明，并指明其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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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研究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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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在这方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即是认为科学理论有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而这又是科学发展连续性的一个主要表现：尽管前后相继的理论其形式可能有所变化，但相互之间又必定存在一定的联系。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拉卡托斯提出，科学评价的基本单位不是孤立的理论，而应是理论系列：T1，T2，T3……Tn……这也就是“科学研究纲领”的一个基本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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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拉卡托斯提出，理论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内在机制，反例的出现与排除不应看作促进理论发展的主要因素。例如，他指出：“不能等到本来已经接受的理论被‘反驳’了，再使理论增殖”；而应“强调以更好的假说取代任何假说（而不是已经被驳斥的假说）的迫切性”。这也就是指，“进步的问题转换不一定要以‘反驳’予以解释，没有‘反驳’引路，科学也可以增长”。（《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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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拉卡托斯的上述立场是与波普尔所主张的“即时证伪”直接相对立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应由于发现了某些反例就立即否定理论，而是应当有一定的“容忍度”或是所谓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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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拉卡托斯看来，“反例”总是存在的：“可以举出任何一种经典科学理论为例，无论是在提出之初或是到了晚些时候，都可以找到在当时被公认的、被认为是与那种理论相矛盾的、以观察为根据的断言。”从而，如果科学家真的像“（独断的）证伪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采取“即时证伪”的做法，那么，“被公认是科学理论中最佳范例的那些理论，就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恰恰相反，科学发展史上十分常见的一个事实，就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原来的“反例”最终都被转化成了“正例”，从而也就为理论的可靠性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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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问世之初，曾经由于对月球轨道的观测而被证明为“伪”，只是经过了几乎五十年，才把这个“被证明为伪”转给牛顿理论以外的其他原因。再例如，波尔所提出的原子理论在发展初期也曾与如下观测结果不相符合：某种物质在超过10-8秒的时间内是稳定的。因为，按照波尔当作前提来接受的那种经典电磁理论，带负电荷的电子在原子内部沿着轨道围绕带正电荷的核运动时应该发生辐射，从而就将最终失去能量而陷入核内，而且，由经典电磁理论的定量细节我们可具体地估算出陷入核内的发生时间：约为10-8秒。由此可见，波尔不顾这一反例而坚持了自己的理论，就不能不说是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幸事。（关于这两个实例可参见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2，第7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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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反例”的出现我们可以视而不见，或是说，只能消极地去等待奇迹的发生：届时这些“反例”都会自动转化为“正例”；恰恰相反，这应该说更为清楚地体现了积极从事理论发展的重要性，也即应当给科学理论一定的成长空间。例如，拉卡托斯指出：“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以证伪为目标呢？为什么不给理论的调整规定某些标准以允许人们去挽救一个理论呢？”（《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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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所包含的四个主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