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109452 （2）费耶阿本德对于“经验性原则”与“一致性原则”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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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54 就“经验性原则”而言，费耶阿本德指出，第一，历史事实是，没有一个理论是与已知的经验事实完全符合的；而且，普遍的态度是完全不去顾及理论在这方面的困难而继续自己的研究，并期待深入的研究可能将“反例”转化为“正例”。又由于认为“没有一种理论会同域内的全部已知事实都相一致”，因此，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主张只承认那些同所获得和公认的事实相一致的理论的要求，将消除所有的理论。”（Against Method—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Verso，1978，第65［4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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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56 第二，费耶阿本德也突出地强调了纯粹的经验事实并不存在，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受到理论污染的事实。正因为此，理论与事实的不一致就只是体现了新的理论与已有理论的不一致（尽管后者很可能只是一种隐藏的假设，也即未必得到明确的表述），而不能说已经证明了新理论的错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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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58 就“一致性原则”而言，费耶阿本德指出，如果完全按照这一原则去行事就会严重损害科学的批判精神，从而使得科学理论变成一种教条。他写道：“关于新的假设应与已接受的理论相一致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所维护的只是已有的理论，而不是较好的理论。”（同前，第3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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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60 费耶阿本德进一步指出，由于正是科学理论为我们积极从事新的认识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概念框架，因此，如果完全局限于某一特定的理论，也即按照“一致性原则”去行动，就不可能有效地去发现新的事实，特别是与已有理论直接相抵触的事实。与此相反，就只有通过不同理论的对照，我们才能从不同角度更为深入地去进行思考并从事新的认识活动，这不仅有利于新的事实的发现和认识，也可使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已有的理论，也即是说，只有借助于对立的理论，一个理论的经验内容才能得到充分暴露。费耶阿本德写道：“可能驳斥某一理论的证据只能依靠不相容的对立理论才能得到揭示”；“理论的某些最重要的性质是通过对照，而不是通过分析得到发现的”（同前，第29—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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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62 （3）不难看出，就费耶阿本德对于“经验性原则”与“一致性原则”的批判而言，在很多方面是与其他科学哲学家的工作十分相似的，或者说，汲取了很多同时代科学哲学家的有益观点或研究成果；另外，就这一层面的工作而言，费耶阿本德不仅对各种已有的方法论原则进行了批判，同时也积极从事了新的建设性工作，亦即提出了一些与原先的方法论原则直接相对立的新的方法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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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64 具体地说，由于认为只有通过不同理论的对照我们才能有效地去发现新的事实，并更为深入地去理解已有的理论，费耶阿本德提出“增多原则”（“扩展原则”）就十分自然了。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应当明确反对上述的“一致性原则”，而且应当积极提倡理论的多元化。就如费耶阿本德所言：“理论的增生是对科学有益的，而一致性则会损害科学的批判能力。”（同前，第3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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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66 另外，与上述的“经验性原则”相对立，费耶阿本德还提出了所谓的“韧性原则”，即认为应当允许理论和经验事实不一致。按照费耶阿本德的看法，我们就应当从这一角度去肯定“特设性假设”的意义：“新的思想几乎总是特设性的，它们也不可能不是这样”；“特设性假设消除了由于变化所造成的最初的困难，而这有时被证明是有积极意义的，它给了理论以生存的空间，并指明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同前，第9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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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68 值得指出的是，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由于新的理论在发展的最初阶段所涉及的往往只是较为狭窄的领域，因此，对于新理论与旧理论相比“应具有超出的事实内容”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毋宁说，与各种已有的评价标准相对立，我们应当允许理论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与已被接受的事实在一定程度的分离，或者说，我们应当允许新的理论与已有理论相比出现一定的“倒退”（这就是所谓的“库恩损失”）。费耶阿本德这样写道：“倒退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给予了详尽地发展主要的观点以及必要的辅助科学所必需的时间和自由。”（同前，第153［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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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70 不难看出，费耶阿本德的上述立场与拉卡托斯对于“进化的研究纲领”与“退步的研究纲领”的区分也是十分一致的，即不应“安排一个婴孩同一个成人进行拳击比赛”；但是，与拉卡托斯相比，费耶阿本德又应该说表现出了更大的彻底性，特别是，他更从这一角度对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提出了直接批评：“如果由于理论有可能得到发展和改进，在诞生之初就因其有缺点而拒绝它们是不明智的，那么，对于退化的研究纲领的拒绝也是不明智的，因为它们同样也可能得到恢复，并获得出乎意料的光辉成果。”（同前，第185［152］页）另外，费耶阿本德与拉卡托斯的又一重要区别，是他更为突出地强调了新旧理论的“不可通约性”——显然，就我们目前的主题而言，这也就更为清楚地体现：我们应当完全不受老的问题和“事实”的约束，而是应当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设计自己的任务，搜集自己领域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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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72 再则，如果说“韧性原则”主要应被看成一种消极的防卫，那么，“反归纳原则”则就表现出了由“消极防御”向“积极进攻”的重要转变：我们“应当引入和制定与得到充分确证的理论以及（或者）充分确凿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说。它劝导我们反归纳地行事。”（同前，第28［7］页）从而，这就将“通过归纳由事实去引出理论”这一传统模式彻底地反转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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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74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尽管费耶阿本德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方法论原则，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定他同样是方法论研究的一个积极倡导者，因为，与真正的建设性工作相比，费耶阿本德更多地是希望通过对照更为清楚地揭示各种方法论原则的局限性。这也就如他本人所指出的：“我的意图不是用另一套规则来代替这一套。我的意图倒是使读者深信：一切方法，甚至最明显的方法，也都有它们的限度。体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显示某些她或他可能认为是基本性的规则的局限性，甚至是非理性。”（同前，第3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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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76 综上可见，就第一层面的工作而言，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应当说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其他学者的相关论点十分一致的，他所提出的方法论原则也可看成对于其所批判的各个方法论原则的必要补充或修正。然而，费耶阿本德的特殊性又在于：他并未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而是由对各种已有方法论的批判过渡到了对科学方法论的一般性批判，指出科学研究根本不可能、也不应彻底地规范化。这就是第二层面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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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78 2．“反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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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80 相比于对各个具体方法论原则的直接批判，费耶阿本德更为彻底的立场，是认为科学不需要任何一种方法论，科学研究也根本不可能予以彻底地规范化。更为一般地说，就是应当坚决反对任何一种超越时空的、固定不变的方法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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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82 首先，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发展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给定任何一种规则，无论它对于科学来说如何‘基本’和‘必要’，总会存在这样的场合，在此不仅应当无视这一规则，而且应当采取它的对立面。”又，“现代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最为惊人特点之一，就是体现了这样的事实：一些重要的发现与发展……只是由于某些思想家决定不受某些‘显然’的方法论规则的束缚，或是由于他们无意中违反了这些规则，才成为可能的。”（同前，第23［1］页）这清楚地体现：任何方法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或者说，科学研究根本不可能被完全纳入任何一种科学方法论的固定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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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84 费耶阿本德并从理论上对上述论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正是科学活动的动态性质和复杂性直接决定了任何方法论的规范都是不可能的，并必然地会对科学的发展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异质的历史过程，而所有的方法论又都建立在这样一种错误的假设之上：“我们知识的各种成分——理论、观察、论证的原则——都是不具有时间性的对象，它们都具有同样的完善程度，都是同样地可接近的。”但是，科学活动“并不是一种在很好地制定了的规划指导下的过程，也不可能为这样的规划所指导，因为它包含了实现各种可能的规划的条件”；“科学是一个复杂的、异质的历史过程，其中既包含了高度复杂的系统，以及古老和僵化的思维形式，也包含了思想体系的含糊和不协调的预期。其中的一些成分可以以简洁的书面形式得到表述，另一些则是隐藏的，并且只有通过对照，通过与新的不寻常的观点加以比较才能得到认识”（同前，第146，26，146［116，4，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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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86 更深入地分析，我们显然又应考虑到科学认识对象的复杂性与变化性，因为，归根结底地说，又正是这一点直接决定了科学活动的复杂性和无限发展性。就如费耶阿本德所指出的：“我们所试图加以探索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的对象，因此，我们就必须保持选择的自由性，而不能使自己事先受到限制。”也就是，“如果我们希望了解自然界，如果我们希望支配周围的物理环境，那么，我们就必须使用所有的思想和所有的方法，而并非只是它们的一个部分。”（同前，第20，306［IV，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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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88 综上所述，在费耶阿本德看来，这就十分清楚地体现：科学活动的彻底规范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适当的。“没有‘科学的方法’；没有任何单一的程序或单一的一组规则能够构成一切研究的基础并保证它是‘科学的’、可靠的。”（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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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90 事实上，正如前几讲中已提及的，这正是科学哲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个主流认识，亦即对于所谓的“预设主义”的明确反对。预设主义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认为与科学活动的动态性、异质性、复杂性相对立，在某个更高的层次上，我们仍可找到某些不变的因素与高度的统一性。例如，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夏皮尔（D.Shapere）就曾明确指出，传统观点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假设了关于“高层次理论”与“低层次理论”的绝对划分，并认为后者（指科学活动）是变化的，前者则是绝对的，其作用就是为科学活动的正常进行提供必要的规范或预设。夏皮尔还进一步指出，除去“方法论上的预设主义”以外，我们还可以在更多方面看到类似的表现，如“本体论的预设主义”：绝对不变的本体论原则，如自然界的简单性原则、统一性原则等；“逻辑上的预设主义”：绝对不变的逻辑法则；“概念的预设主义”：绝对不变的元科学理论；等等。由于所说的“绝对不变性”可被看作“预设主义”立场的核心，因此，夏皮尔又将所说的传统观点称为“不可违背性原则”：“对求知事业特别是科学来说，存在某种预先假设的、本质的或必然的东西，无论这种东西的确切特征是什么；并且，这种预设的、本质的或必然的成分不可能根据我们所获得的任何新科学知识或信念而修改或摈弃。”夏皮尔明确指出：“这种态度，即坚持不可违背性观点的这种或那种说法，虽然决非绝灭，但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流行了。”而重视科学史的研究就是造成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空前广泛的历史研究的结果有力地说明，科学不只是最近才发生急剧而深刻变革的，毋宁说，这些变革一直是整个科学史的特征，而且这种变革远远不只限于发现新的事实，以及在一定时期内关于世界的基本信念发生一些简单的连续改变，而且扩展到所使用的方法论（同那些坚持一种不可违背的科学方法的人相反），扩展到合理的科学问题与不合理的科学问题之间的区别（与波普尔以及那些坚持意义的可证实性理论的人相反），扩展到衡量什么算作可能的或正确的解释，扩展到衡量什么算作观察或观察证据甚至科学探索的标准和目标（实际上同所有实证主义哲学家相反）。这说明，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是如此。”（夏皮尔，《理由与求知》，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444—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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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92 不难看出，上述关于科学方法局限性的分析显然也就体现科学活动中必定包含一定的非理性成分。这也就如费耶阿本德所指出的，“就科学而言，理性不可能是普遍的，非理性也不可能被排除”。“即使在科学中理性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全面的，理性必须经常被否决或消除，以让位于其他的成分。”（同前，第171，179—180［138，147］页）当然，费耶阿本德没有满足于对于非理性成分在一定程度上的让步，而是向着更为绝对的立场迈出了新的一步，这就是所谓的“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或者说，“怎么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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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94 具体地说，费耶阿本德在方法论问题上的最终主张是：“在一切条件下和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能够为之辩护的只有一个原则：怎么都行。”在他看来，这直接来自于以下事实：科学家们“并不知道现今所存在的各种观点之中，哪一个可能通过非理性的捍卫而成为未来的理性。由于缺乏这样的保证，他们就不得不进行猜测，而这种猜测只能取决于个人的倾向……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当允许这种倾向与理性相对立，因为科学可能因此而得益。”由于所说的立场与政治领域中的无政府主义十分相似，因此，费耶阿本德就把自己的这种主张称为“方法论（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在费耶阿本德看来，这就清楚地揭示了“科学本质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同前，第155—156，14，17［4，125，I，V］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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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96 费耶阿本德并强调指出，对于“方法论的无政府主义”，我们不应混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怀疑论”。怀疑主义的一个基本立场是认为所有的观点都是同样地好或同样地坏，从而也就根本无法在其中作出任何选择；但对于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来说，最为基本的立场却在于：即使观点与方法有好坏的区分，我们仍应允许人们自由地去选择和坚持任何一种观点或方法。费耶阿本德写道，“没有任何一种观点，无论它是如何地‘荒谬’或‘荒唐’，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是完全不值得考虑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它所唯一坚决反对的只是普遍的标准，普遍的法规，普遍的思想。”（同前，第189［157］页）由此可见，费耶阿本德所真正反对的就是任何一种方法论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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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498 3．超出科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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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500 尽管费耶阿本德的以上论述主要还是从科学的进步与发展这一角度进行的，但他的视野显然已经超出科学的领域，在他看来，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并不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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