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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库恩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为我们更为深入地去从事科学的分析开拓了新的方向或领域，特别是，现代社会中的科学家不应仅仅被看成一个“理性人”，而且也是一个“社会人”和“文化人”，那么，费耶阿本德则更为具体地指明了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从事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什么又是这种研究的主要方向。这也就是：我们不应唯一地强调科学对于社会进步以及个人发展的积极作用（所谓的“科学的善”），乃至不自觉地走向了“科学（沙文）主义”，即是认为科学方法可以不加限制地应用于一切领域，一切问题也都可以通过“科学化”得到最终解决；相反，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科学所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科学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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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显然也可依据人的多种不同属性更好地去理解费耶阿本德关于过分的规范化会扼杀人性这样一个论述。对于深陷“科学之梦”的现代人来说，费耶阿本德的工作确有“一语惊醒梦中人”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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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作为第二部分的结束，要特别强调一点：尽管“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并非完全集中于科学观的问题，但这一时期的科学哲学研究在整体上的一个主要贡献，仍可以说为自觉反思与超越“素朴科学观念”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基本的理论思想。科学哲学的现代研究更可以说对素朴科学观念的各项核心内容，如客观性、真理性、理性、进步性等概念，提出了直接挑战。第三部分所论及的“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则可以说在这方面迈出了更为深远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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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划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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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当然不应理解成对于哲学研究意义的否定。事实上，这也正是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波普尔不仅认为“意义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假问题，甚至也不应完全否认“形而上学”的意义。例如，波普尔指出：“从历史上，一切（或者几乎一切）科学理论都发端于神话，一个神话可能包含着对科学理论的重要预言。……因此我感到，发现一个理论是非科学的或者‘形而上学的’，并不会因此而发现它是不重要的、无关紧要的、‘无意义的’或‘荒谬的’。”（《猜想与反驳》，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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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波普尔看来，这提供了关于归纳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按照波普尔的分析，归纳问题产生于以下三个原则的冲突：第一，观察或实验不可能论证定律；第二，科学时时处处都在提出定律；第三，经验主义原则：在科学中唯有观察和实验能够决定接受还是拒斥陈述。波普尔指出，“事实上这三条原则并不冲突，我们只要认识到下述两点便可明白：科学对定律或理论的接受只是试探性的，就是说，一切定律和理论都是猜测或试探性假说；我们可以根据新证据拒斥一个定律或理论。”也就是说，“一个理论不可能从观察陈述推出，但这不影响用观察陈述反驳一个理论的可能性……这就解决了三个原则的所谓冲突，连带也解决了休谟的归纳问题。”（《猜想与反驳》，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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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种关于理论应当具有更大“可证伪性”的要求，是与理论应当具有清晰性和精确性这样一个要求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理论的表述过于含糊的话，我们就应依据上述的标准将其排除在“科学”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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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于这里所说的“问题”，我们可以作“理论问题”与“经验问题”的进一步细分。就如波普尔指出的：“这些问题可能发生于一种理论内部，也可能发生于两种不同的理论之间，还可能作为理论同观察冲突的结果而发生。”（《猜想与反驳》，第318页）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工作，可见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华夏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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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从教育的角度看，国家在制定《数学课程标准》时应当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应当将投影图这样的内容“下放”到小学数学课程之中，因为，这正是不少类似内容的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看似简单，事实上却一点都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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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此可特别提及由英国哲学家穆勒所设计的“存在表”、“缺乏表”和“程度表”。对此可参见科学方法论方面的一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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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与这一译名相比较，“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也许是更为合适的一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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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科学究竟是什么？》一书的中译本中，“paradigm”一词被译作“规范”；由于“范式”的译法现今已广泛采用，引用中译文时笔者就将“规范”改作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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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此处笔者根据原文对译文作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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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此还可提及库恩思想的又一渊源，即是皮亚杰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影响。就如库恩本人指出的：“一个偶然碰到的脚注导致我注意到皮亚杰的实验，皮亚杰通过这些实验既阐明了成长中的孩子的不同的世界，也阐明了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世界的过程。”显然，这也更为清楚地体现了保持开放头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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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两位编辑，沃勒尔和扎哈在这一段文字后专门加了这样一个“编者注”：“我们觉得有把握的是：拉卡托斯会在某些方面修改这段话，因为，随着研究的进展，他的这种黑格尔主义的背景的支配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弱了。”在笔者看来，这恰恰从反面体现了辩证思维对于拉卡托斯的重要影响，以及西方哲学界对于“辩证法”在一定程度上的排斥或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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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这正是笔者1987—1988年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时所研究的课题。笔者曾直接询问过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逻辑、方法论与科学哲学系当时的系主任沃特金斯：“在拉卡托斯的数学哲学研究与科学哲学研究之间是否存在任何联系？”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但在笔者的论文完成后，无论是沃特金斯教授，还是拉卡托斯先前的助手和学生如吉利斯、沃勒尔、扎哈等，都表示了直接肯定。这篇论文后来发表于《英国科学哲学杂志》（The British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1990［Sept］，第377—399页），并为各种关于拉卡托斯的研究论著广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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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引自Zheng Yuxin［郑毓信］，（“From the Logic of Mathematical Discovery to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The British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1990［S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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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于“数学发现的逻辑”的简单介绍，可见本讲末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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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详见D.Gillies & Y.Zheng［郑毓信］，“Dynamic Interaction with th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Theoria，2001，Sept.［Vol.16No.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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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不难看出，对发现创造的这一概括与库恩对于科学整体发展不同阶段的分析具有很大的类似性，特别是，以下各个阶段之间更可看成是直接对应的：酝酿—科学危机；顿悟—新的范式的形成；检验—新的常规科学的形成。详见A.Koestler，The Act of Creation，Pan Books Ltd.，1975，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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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详见郑毓信，《数学方法论入门》，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2005），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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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在此还要特别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在费耶阿本德与拉卡托斯之间仍存在十分友好的关系，而且，不同观点的交流与冲撞更为双方的学术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趣闻：由于教室与教师的办公室距离很近，更由于双方都是“有心人”，一方在上课时有意识地提高了声音，另一方也敞开办公室的门注意地聆听对方在课堂上宣讲的观点，结果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听者直接冲入教室并与授课者展开公开争论。在笔者看来，这或许就是当年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逻辑、方法论与科学哲学系在波普尔带领下能够培养出一批杰出科学哲学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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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尽管引文主要出自《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的英文版，为了方便读者，笔者还是在括号中同时注明了中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的相应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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