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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691 劳斯对20世纪50—6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的整体发展作了如下概括：“在1960年左右，科学哲学家们重新发现，科学有一个历史，并认识到，逻辑经验论的理想化与历史记录的复杂性不相符合。同时，哲学家开始赋予科学理论以知识首要性，克服了经验论者有关理论词项意义和物理法则范围的顾虑。观察和方法论最终证明是已经负载了相互联系的理论承诺，它构成了科学研究纲领、范式或探究领域。科学共同体也获得了哲学上的重要性，理论研究纲领日益被归于科学共同体而不是个人。形而上学重新在科学哲学家中间获得尊敬。”（同前，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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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693 也正因此，在劳斯看来，“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就可归结为“历史、理论、共同体和实在的再发现”。尽管这一时期表现出了明显的多样性，但又正如科学哲学中由“历史主义”向“新历史主义”的演变所清楚地体现的，对于科学活动合理性或进步性的坚信仍然在科学哲学家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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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695 事实上，即使我们不去具体讨论科学哲学现代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主要的理论主张，由科学哲学的总体特征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出其基本定位，即以“科学的合法化”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容易想到，这一定位包含了这样一个预设，即是科学（知识）相对于人类的其他活动而言在认识论上具有特殊的优势地位。劳斯断言：“在许多人看来，为这一区分提供有充分根据的辩护似乎是科学哲学分内的任务”，即应当从“根本上区分合理的（或科学的）获得的信念和那些实质上受权力、论战所影响的信念”。（同前，第1—2页）在他看来，这也是众多哲学家何以特别青睐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原因：“对于哲学家来说，科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切知识成就中最突出的典范，科学……是一种我们迄今为止最为成功地建构与改进世界表象的工具。科学哲学的任务正是解释、说明和捍卫这样一种成功。”（同前，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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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697 不难看出，科学哲学研究的这一传统必然会极大地削弱哲学研究所应具有的批判性。这也正是劳斯等以人文学科（特别是，欧洲大陆哲学）作为直接背景去从事“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学者所特别强调的：“站在欧洲的角度看，英美科学哲学似乎都是非批判的……它忽视了把科学置于更大的社会情境下的基础讨论。过分地专注于那些外在于科学文化的无旨趣的狭隘论题。”（同前，“序言”，第III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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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69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在此还可以拉图尔的相关论述作一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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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01 由于认为对科学“文化权威性”或“文化霸权”的盲目接受事实上将科学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在拉图尔看来，为了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我们就需要“第二次启蒙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启蒙运动。这一次，关于社会及其定律的精确知识，不仅开始批判日常蒙昧主义的偏见，而且也对自然科学所创造出来的新偏见进行了批判。在社会科学的坚定支持下，人们开始将其他科学中真正的科学内容与意识形态化的内容区分开来。祛除意识形态的糠皮，挑出科学的内核，这成为了那些善意的现代化者为之奋斗了几代的任务。”这也就是说，现代人应当“利用人文学科之确定性来揭露自然科学、揭露科学主义的虚伪自负”（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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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03 在拉图尔看来，在两次“启蒙运动”之间有着明显的对称性：“以自然定律的超验确定性为坚实基础，对于那些非理性的信仰及其正当性尚未获得证明的支配方式，现代的男性或女性们批判之、揭露之，亦谴责之、愤恨之”；“以人类赋予其自身命运的确定性为坚实基础，对于那些非理性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偏见以及其正当性尚未获得证明的专家统治，现代的男性或女性们亦批判之、揭露之，亦谴责之、愤恨之。”（同前，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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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05 由于后一任务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因此，在拉图尔看来，我们就应当明确地断言：“我们从未现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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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07 综上可见，在从事科学的哲学分析时，我们也应注意防止与纠正各种可能的盲目性与极端化观点，并应更好地发挥科学哲学所应具有的批判作用和反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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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09 3．对“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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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11 无论就其基本立场或是相应的论证方法而言，“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更为一般地说，就是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批判）应当说都有不少明显的错误或弊病。从而，在积极汲取其中的有益成分的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去认识与揭示这些错误与弊病，从而就可切实避免由于缺乏自觉性所可能造成的各种后果，特别是，由“（唯）科学主义”走向另一极端，亦即采取了“反科学”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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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13 例如，论证的随意性就是“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一个常见弊病，比如对“隐喻”的滥用，以及随意性的“文本解读”等。作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可以提及女性主义者关于“培根的男性主义密码的解读”。在一些女性主义者看来，由培根的一些论述，我们即可清楚地看出他本人乃至整个科学研究的男性主义立场：“因为你也只有通过猎取在游荡中的自然，你能够在你愿意的时候把自然再带回其同一位置。当对真理的探索是一个男人的整个目标时，他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进入和插入这些突破中或角落”；只有将“自然观念化和想象成一个妇女，并像在妇女反抗性别压迫时那样去对待她们，我们才能由自然界获得类似的好处”（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第336页）。但这显然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论证，即是通过个别实例的考察或是比喻的简单应用就直接引出了普遍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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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15 再则，尽管“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对科学的意识形态化提出了严厉批评，但在他们的批判性工作中我们同样也可看到意识形态化的明显倾向。例如，他们往往与“政治左派”结成了直接的同盟。尽管“政治化”与“民族化”等做法在短期内可能产生明显的效果，但这毕竟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所应采取的态度，也不可能代替严格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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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17 另外，尽管“（唯）科学主义”是其直接的批判对象，但在“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论著中我们却又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即相关作者往往利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来论证自己结论的正确性，甚至常常表现为严重的无知与滥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实例可见下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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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19 当然，相对于具体的论证手法而言，我们应当更加注意相关学者的基本立场，在这方面，“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一个严重弊病，即是明显地表现出了相对主义的倾向。这点从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利奥塔的以下论述就可清楚地看出：“科学与非科学知识的对比可以让人明白，至少可以让人感到，前者的存在并不比后者的存在更必然，也并不更偶然。两者都是由整体的陈述构成的，这些陈述都是游戏者在普遍规则的范围内使用的‘招数’。”（《后现代状态》，三联书店，1997，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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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21 最后，就现实而言，“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已对科学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或威胁，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种广泛的反科学思潮，如公开声称“科学的终结”，或是明确断言在科学与宗教迷信之间并无任何实质的区别，等等。“在过去二十年中出现的各种社会学‘相对主义’和‘建构论’流派，常常对科学充满了敌意，并热衷于贬低科学的能力。他们喜欢揭露科学引以为荣的客观性和真理，夸大科学研究中真正的不确定性和困惑，以及散布一种弥漫着挖苦和怀疑并且同样地错误和有害的陈词滥调。”（齐曼，《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第3页）这显然也是科学社会学家西尔斯（E.Shils）提出以下警告的主要原因：“在当前，反科学运动已经迅速膨胀这一事实几乎被所有的科学共同体所忽视，但它却在一小群科学家的支持中获得了极大的扩展，它可能导致一种真实的危害……这些具有反叛精神的科学家谴责科学知识的应用常常是有害的，其某些分支本质上是危险的。常常伴随着的批评是认为近代科学本质上是由科学家控制人与自然的欲望所驱动，因此，它寻求的是一种在政治与经济中的世俗权力的联盟。……某些批评家更进一步断言科学知识在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对客观性的托词被证明为是虚假的。”（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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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23 综上所述，劳斯的以下评价尽管直接针对的是欧洲思想家，但事实上也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欧洲的思想家们对科学的理解往往显得天真且浅薄，……而且论证极其草率。”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对科学事业所持的科学性立场，往往会转化为对那些能危及自身的、更严格的、更进步的思维模式的非反思的敌视”。（《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序言”，第III页）这也提示我们以“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为背景积极地去开展新的独立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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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25 4．“科学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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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27 所谓“科学大战”，是指20世纪最后几年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围绕科学所展开的一场论战。论战双方分别是所谓的“反科学斗士”与“科学卫士”：前者的基本立场就是对科学、包括其社会—文化影响持严格的批判态度，人文社会学者在其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后者则包括了大量的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面对后现代主义及其他各方对科学的剧烈批判，他们感到有责任站出来保卫科学，并清楚地揭示前者基本立场的错误性及相关工作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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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29 颇有趣味的是，这场“科学大战”的直接导火线竟是一篇“诈文”，即一个科学家——美国纽约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Sokal）——为了揭示“反科学斗士”的错误与荒谬而精心炮制的一篇貌似支持“反科学立场”的文章，题目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tivity”）。索卡尔在文中明确声称，“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诸多论点已经为科学、特别是量子物理学的最新发展所证实（追随后现代主义者的惯用语言，索卡尔在此也使用了“后现代科学”这样一个术语，以体现与所谓的“现代科学”划清界线）：“后现代科学的内容和方法论提供了对于进步的政治纲领的强有力支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去理解的话，就是超越界限，打破障碍，实践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所有方面根本的民主化。”（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9页）但是，除去对于某些后现代哲学家言论的大量引用以外，索卡尔在文中所给出的其他论证却完全建立在科学概念的滥用之上，也即将各种风马牛不相干或至少是在当前还看不出任何联系的命题或理论随意地捏合在了一起。例如，索卡尔随意地断言数学公理化集合论中的“等价公理”体现集合论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源头，并是与女性主义政治学中的平等观念相类似的；“贝尔定理”——这是量子力学基础中的一个技术性结果——则被说成建立了量子理论与早期中产阶级的工业规范之间的联系。他在文中还故意放入了一些明显是错误的常识性命题，如将几何常数π说成是变量，将复数理论说成是一种最新的和具有思辨性的数学物理学的分支，等等。然而，就是这样一篇错误百出、充满了胡言乱语（从而也就根本不具有可理解性）的“论文”，最终却顺利通过了审查并发表于美国著名的具有“左派”倾向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华盛顿邮报》称该杂志为“一个后现代的社会科学杂志”，美联社也称之为“一份受尊敬的社会科学杂志”）。索卡尔在此文发表的一个月后又在另一杂志《大众语言》上对“诈文”进行了自我曝光，声称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检验那些“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编辑是否真正懂得他们所批评的对象，从而就在学术界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遭到批评者的激烈反击，也引得不少科学家与其他一些学者积极地投身到了对于“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反批评之中。就如蔡仲教授所评价的那样：“这是一场真正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它几乎涉及到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吸引着全球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哲学家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者的介入，并且这场论战已经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引起了普遍百姓的广泛注意。”（《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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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31 显然，“诈文事件”的确十分有效地揭示了在各种“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论著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错误与混乱，特别是对于科学概念的滥用。另外，由以下事实我们则可看出，西方社会现在确实也已出现了一个广泛的“反科学思潮”。例如，“为人民的科学”就是西方社会中的一个旨在“揭露科学的意识形态及其阴谋”的庞大组织。美国的《科学杂志》曾对这些激进左派如何捣乱美国科学进步学会1971年在芝加哥召开的年会作了这样的报道：“格伦·西博格，美国科学进步联合会本次年会的主席，告诫大会的官员离开一个会议厅，以避免被某些年轻的激进主义者‘控告和攻击’，爱德华·泰勒，‘氢弹之父’，尽管有两位保镖不停地保护着他，他还是受到不断的攻击。……菲利普·汉德尔，国际科学联合会的主席，被指责为一位‘统治阶级的走狗’。自称是来自地狱的女性国际恐怖分子阴谋集团明确声称：美国科学进步学会是施魔法学会，科学、技术是一种虚假应用，所有利用它的人都会受到她们的谴责和攻击。”再例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还发生了考古学家、人种学家与印第安人激进分子之间关于研究权利的激烈斗争，而其直接起因就是因为后者认为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根本没有权利谈论美国土著人的起源和历史：在他们看来，西方科学本身（至少对于美国土著人而言）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只是代表了白人的特权和意识形态；相反，按照这些激进分子的观点，确定部落历史的唯一方法就是请教包括这些信息的部落传说、信念和宗教，而且，即使是那些最荒唐、最不可信的传说也应得到承认。上述的争论最终导致了这样的结局：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被迫放弃了他们调查北美人历史真相的权利，以求得与印第安神话相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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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33 更为严重的是，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众对科学的传统看法，政府和私人机构减少了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资助，公众对科学的兴趣锐减”，从而也就为宗教迷信（包括种种伪科学）的盛行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例如，美国广播电台公司的“晚间热线”就曾在1996年2月7日安排了一档节目，大肆鼓吹某种所谓的“永动机”的优点，而完全没有提及永动机的存在是与能量守恒定律直接相违背的。再例如，所谓的“新时代创世论”近年来在美国也得到了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体现，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相信某种程度的创世论。（详见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第四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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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35 这些极端性的主张所涉及的还不只是对过去的评价，也直接影响到了科学的未来发展。例如，一些女性主义者就明确主张：“如果要发现未来科学的本质，我们应该依靠最近获得授权的科学共和国的公民——女人以及特别是世界上所有的有色人种，看他们如何对西方遗产进行去伪存真。”（S.Fuller，“Does Science put an end to History，or History to Science”，Science Wars，ed.by A.Ross，Duke University Press，第40页）另外，美国学者列维特也曾明确指出，“教育学院——甚至它们的科学教育系——急切地渴望仿效最近的文化‘理论家’、流行的文化人类学等等的愚蠢、自以为是和行为主义。更糟糕的是，科学教育者有特殊的责任来确认和培养下一代职业科学家，这样的观念已被丢到一边。而且，在激进的科学教育学的观点看来，最高的责任是与科学做斗争，因为科学是一个‘知识的专制主义形式’。”（《被困的普罗米修斯》，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286页）。更有人认为教育应在各种“科学”、乃至在科学与迷信和宗教之间保持中立。例如，新西兰就有某些激进分子公开要求将毛利人的科学与现代科学一起讲授；费耶阿本德在后期也明确主张：“如果加州的纳税人要求他们的州立大学传授伏都教、民间医术、占星术、祈雨舞蹈，那么这就是大学将传授的东西。“（转引自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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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37 由以下的实例我们即可更为清楚地看出这些“时髦观点”将会把我们的下一代带向何处，尽管它所直接论及的只是数学教育，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教育（详见克瑞杰，“后现代主义与科学素质的问题”，《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403—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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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39 约翰·凯勒迈尔将自己的数学课程描述为“改变学生对数学的理解的第一步，使他们认识到数学中的男性至上主义、种族主义或精英主义。”他这样写道：“在学完这一课程后，学生将能够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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