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109725 4．“科学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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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27 所谓“科学大战”，是指20世纪最后几年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围绕科学所展开的一场论战。论战双方分别是所谓的“反科学斗士”与“科学卫士”：前者的基本立场就是对科学、包括其社会—文化影响持严格的批判态度，人文社会学者在其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后者则包括了大量的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面对后现代主义及其他各方对科学的剧烈批判，他们感到有责任站出来保卫科学，并清楚地揭示前者基本立场的错误性及相关工作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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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29 颇有趣味的是，这场“科学大战”的直接导火线竟是一篇“诈文”，即一个科学家——美国纽约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Sokal）——为了揭示“反科学斗士”的错误与荒谬而精心炮制的一篇貌似支持“反科学立场”的文章，题目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tivity”）。索卡尔在文中明确声称，“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诸多论点已经为科学、特别是量子物理学的最新发展所证实（追随后现代主义者的惯用语言，索卡尔在此也使用了“后现代科学”这样一个术语，以体现与所谓的“现代科学”划清界线）：“后现代科学的内容和方法论提供了对于进步的政治纲领的强有力支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去理解的话，就是超越界限，打破障碍，实践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所有方面根本的民主化。”（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9页）但是，除去对于某些后现代哲学家言论的大量引用以外，索卡尔在文中所给出的其他论证却完全建立在科学概念的滥用之上，也即将各种风马牛不相干或至少是在当前还看不出任何联系的命题或理论随意地捏合在了一起。例如，索卡尔随意地断言数学公理化集合论中的“等价公理”体现集合论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源头，并是与女性主义政治学中的平等观念相类似的；“贝尔定理”——这是量子力学基础中的一个技术性结果——则被说成建立了量子理论与早期中产阶级的工业规范之间的联系。他在文中还故意放入了一些明显是错误的常识性命题，如将几何常数π说成是变量，将复数理论说成是一种最新的和具有思辨性的数学物理学的分支，等等。然而，就是这样一篇错误百出、充满了胡言乱语（从而也就根本不具有可理解性）的“论文”，最终却顺利通过了审查并发表于美国著名的具有“左派”倾向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华盛顿邮报》称该杂志为“一个后现代的社会科学杂志”，美联社也称之为“一份受尊敬的社会科学杂志”）。索卡尔在此文发表的一个月后又在另一杂志《大众语言》上对“诈文”进行了自我曝光，声称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检验那些“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编辑是否真正懂得他们所批评的对象，从而就在学术界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遭到批评者的激烈反击，也引得不少科学家与其他一些学者积极地投身到了对于“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反批评之中。就如蔡仲教授所评价的那样：“这是一场真正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它几乎涉及到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吸引着全球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哲学家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者的介入，并且这场论战已经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引起了普遍百姓的广泛注意。”（《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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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31 显然，“诈文事件”的确十分有效地揭示了在各种“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论著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错误与混乱，特别是对于科学概念的滥用。另外，由以下事实我们则可看出，西方社会现在确实也已出现了一个广泛的“反科学思潮”。例如，“为人民的科学”就是西方社会中的一个旨在“揭露科学的意识形态及其阴谋”的庞大组织。美国的《科学杂志》曾对这些激进左派如何捣乱美国科学进步学会1971年在芝加哥召开的年会作了这样的报道：“格伦·西博格，美国科学进步联合会本次年会的主席，告诫大会的官员离开一个会议厅，以避免被某些年轻的激进主义者‘控告和攻击’，爱德华·泰勒，‘氢弹之父’，尽管有两位保镖不停地保护着他，他还是受到不断的攻击。……菲利普·汉德尔，国际科学联合会的主席，被指责为一位‘统治阶级的走狗’。自称是来自地狱的女性国际恐怖分子阴谋集团明确声称：美国科学进步学会是施魔法学会，科学、技术是一种虚假应用，所有利用它的人都会受到她们的谴责和攻击。”再例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还发生了考古学家、人种学家与印第安人激进分子之间关于研究权利的激烈斗争，而其直接起因就是因为后者认为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根本没有权利谈论美国土著人的起源和历史：在他们看来，西方科学本身（至少对于美国土著人而言）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只是代表了白人的特权和意识形态；相反，按照这些激进分子的观点，确定部落历史的唯一方法就是请教包括这些信息的部落传说、信念和宗教，而且，即使是那些最荒唐、最不可信的传说也应得到承认。上述的争论最终导致了这样的结局：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被迫放弃了他们调查北美人历史真相的权利，以求得与印第安神话相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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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33 更为严重的是，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众对科学的传统看法，政府和私人机构减少了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资助，公众对科学的兴趣锐减”，从而也就为宗教迷信（包括种种伪科学）的盛行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例如，美国广播电台公司的“晚间热线”就曾在1996年2月7日安排了一档节目，大肆鼓吹某种所谓的“永动机”的优点，而完全没有提及永动机的存在是与能量守恒定律直接相违背的。再例如，所谓的“新时代创世论”近年来在美国也得到了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体现，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相信某种程度的创世论。（详见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第四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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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35 这些极端性的主张所涉及的还不只是对过去的评价，也直接影响到了科学的未来发展。例如，一些女性主义者就明确主张：“如果要发现未来科学的本质，我们应该依靠最近获得授权的科学共和国的公民——女人以及特别是世界上所有的有色人种，看他们如何对西方遗产进行去伪存真。”（S.Fuller，“Does Science put an end to History，or History to Science”，Science Wars，ed.by A.Ross，Duke University Press，第40页）另外，美国学者列维特也曾明确指出，“教育学院——甚至它们的科学教育系——急切地渴望仿效最近的文化‘理论家’、流行的文化人类学等等的愚蠢、自以为是和行为主义。更糟糕的是，科学教育者有特殊的责任来确认和培养下一代职业科学家，这样的观念已被丢到一边。而且，在激进的科学教育学的观点看来，最高的责任是与科学做斗争，因为科学是一个‘知识的专制主义形式’。”（《被困的普罗米修斯》，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286页）。更有人认为教育应在各种“科学”、乃至在科学与迷信和宗教之间保持中立。例如，新西兰就有某些激进分子公开要求将毛利人的科学与现代科学一起讲授；费耶阿本德在后期也明确主张：“如果加州的纳税人要求他们的州立大学传授伏都教、民间医术、占星术、祈雨舞蹈，那么这就是大学将传授的东西。“（转引自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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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37 由以下的实例我们即可更为清楚地看出这些“时髦观点”将会把我们的下一代带向何处，尽管它所直接论及的只是数学教育，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教育（详见克瑞杰，“后现代主义与科学素质的问题”，《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403—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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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39 约翰·凯勒迈尔将自己的数学课程描述为“改变学生对数学的理解的第一步，使他们认识到数学中的男性至上主义、种族主义或精英主义。”他这样写道：“在学完这一课程后，学生将能够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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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41 （1）数学与数学教育的政治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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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43 （2）在数学及其社会学结果中的性与种族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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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45 （3）在数学中，检验影响到性与种族差异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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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47 （4）批判性地评价在数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大男子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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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49 还有所谓的“女性数学”为统计学教学所设计的若干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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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51 （1）一项目前的研究体现患有易饿病的80%的女性在性生活上容易像儿童那样滥交。假如10位患有易饿病的女性被安排会面……至少有7位有性乱交的女性的概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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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53 （2）在所有强暴事件中，65%的受害人认识攻击者。如果我们与受到强暴的女性会面，其中有4位是受到陌生人强暴的概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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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55 （3）研究体现，36%的同性恋者由于其性倾向，容易受到肉体暴力的伤害。如果调查150位同性恋者，其中至少有40位受到肉体暴力伤害的概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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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57 索卡尔在上述“诈文”的“开场白”中所写下的以下两段文字可以让我们更为清楚地了解究竟什么是“科学大战”对立双方的基本分歧，特别是，什么是所谓的“反科学斗士”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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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59 “有许多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至今还坚持认为：关注社会和文化批评的领域，或许除了一些外围的影响外，不会对他们的研究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几乎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思想，即他们世界观赖以生存的基础，应该依照社会和文化的批评来进行修正和重建。他们坚持后启蒙运动霸权长期强加在西方学术界的教条，这种教条可以简单概括为：存在一个外部的世界，其特性独立于任何个体的人，甚至独立于作为总体的人类存在；这些特性被隐藏在‘永恒的’物理学规律之中；人们能通过（所谓的）科学方法所规定的‘客观的’程序和认识论上的规范，来获得关于这些定律的可靠的，虽然是不完备的和试探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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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61 “然而，20世纪科学在深层次上的观念变化已经破坏了这种笛卡尔—牛顿式的形而上学。在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的研究中，具有革命精神的思想家更进一步对这种形而上学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当前，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结构主义的批评已经消除了主流西方科学实践中的客观存在内容的神话，揭示出隐藏在‘客观性’神秘面纱后面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此，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物理‘实在’，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科学‘知识’远不具有客观性，它反映或隐含着其赖以生存的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科学真理的断言本质上具有理论负载和自我指涉，因此，科学共同体的话语，尽管其具有不可怀疑的价值，但从不同见解者或受排斥的团体中产生出来的反霸权的叙事来说，人们不能够断言它们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权威地位。”（“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载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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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63 但是，这样一种显然难以令人信服的观点怎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呢？笔者以为，这正是“科学大战”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即清楚地揭示了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内在矛盾：由于科学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因此，“科学文化”就可看成现代社会的一种主流文化；但是，现代社会又普遍存在着对于科学的不理解或无知。从而，就如列维特所指出的，我们在此可以看到“一种奇怪的裂缝”：“仅仅把它描述为科学界与非科学家的巨大人口之间的敌意会有误导的作用。绝大多数的民意测验告诉我们，科学家受到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慕……不过，这种信仰是肤浅的、扭曲的。与之相伴的是对科学是什么以及研究者如何扩展其领域方面惊人的无知。”“认为科学从整体上看是不可理解的、无精神的并且基本上是对我们有害的，这种观点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悖论的核心：科学在它影响的顶峰、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的时候，却变得最不受欢迎并让人感到担心——当在所有有思想的人看来科学是教育核心之最基本的时候却是最少被追求和珍视的。”（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62，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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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65 这显然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极大危险。由此而言，所谓的“科学大战”事实上就应被看成一个广泛的“文化危机”[3]。当然，如果我们具有足够自觉性的话，这一危机也不乏其积极价值，正如“诈文”的作者索卡尔指出的，“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这样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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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67 “（1）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奋斗事业，像所有其他的人类行为一样，其价值应该服从于严格的社会分析。什么样的研究应该算作是重要的；研究基金如何分配；谁获得了威望与权力；科学在公共政策的争论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科学知识以什么样的形式体现在技术之中，为谁的利益。所有这些问题不仅受到科学研究的内在逻辑，而且强烈地受到政治的、经济的和某些极端的意识形态思考的影响。因此，这些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的经验来说，是丰富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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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69 “（2）在一种更为微妙的层次上，即使科学争论的内容——什么类型的理论能够被接受或欢迎？在选择不同的竞争理论上，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标准？——部分受流行的理智标准所限制，这种标准部分上根源于较深层次的历史因素。科学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每一特殊的案例中，寻求在决定科学发展的历程中，‘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角色。毫无疑问，如果每一团体不能够很好把握对方思想的话，那么这是因为社会学家倾向于强调‘外部’因素；而科学家倾向于强调‘内部’因素。但这些争论应该完全服从于理性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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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71 “（3）从政治责任的角度来研究科学并没有什么过错，只要这种责任不会使研究者失去其对困扰人的事实的判断力。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科学的社会政治批评的长期而光荣的传统，包括人类学中对伪科学和优生学的反种族主义的批评、女性主义对心理学的批判和对部分医学和生物学的批判。这些批判典型地遵从下列标准：首先，人们必须体现，应用公认的科学辩论准则，根据公认的好科学的标准，体现某项尚存疑问的研究为什么出错；其次，也只有随后，人们能够试图解释研究者的社会偏见（这也许完全没有被意识到）导致他们违反了这些标准。当然，这种批评得根据自己的价值来决定取舍：好的政治意图并不能担保一种分析将造就一种好的科学、一种好的历史或一种好的社会学。但我认为一般这两个步骤是完备的。这种经验的研究，如果根据智力的严格性，将会很好地阐明促进或阻碍好的科学（通常被定义为是对自然界的真理或至少是对自然真理的近似研究）的社会条件。”（索卡尔，“《社会文本》的事件证明了什么和没有证明什么？”，载克瑞杰主编，《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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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9773 更为一般地说，这也正是科学哲学工作者在当前所应自觉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亦即不仅应当清楚地揭示各种“反科学”观点的错误性，而且应当高度重视如何从所有这些批判中汲取有益的思想或重要启示，从而就可切实消除现实中所存在的各种消极因素，并最终实现科学与整体性文化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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