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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世纪科学在深层次上的观念变化已经破坏了这种笛卡尔—牛顿式的形而上学。在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的研究中，具有革命精神的思想家更进一步对这种形而上学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当前，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结构主义的批评已经消除了主流西方科学实践中的客观存在内容的神话，揭示出隐藏在‘客观性’神秘面纱后面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此，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物理‘实在’，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科学‘知识’远不具有客观性，它反映或隐含着其赖以生存的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科学真理的断言本质上具有理论负载和自我指涉，因此，科学共同体的话语，尽管其具有不可怀疑的价值，但从不同见解者或受排斥的团体中产生出来的反霸权的叙事来说，人们不能够断言它们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权威地位。”（“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载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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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一种显然难以令人信服的观点怎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呢？笔者以为，这正是“科学大战”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即清楚地揭示了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内在矛盾：由于科学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因此，“科学文化”就可看成现代社会的一种主流文化；但是，现代社会又普遍存在着对于科学的不理解或无知。从而，就如列维特所指出的，我们在此可以看到“一种奇怪的裂缝”：“仅仅把它描述为科学界与非科学家的巨大人口之间的敌意会有误导的作用。绝大多数的民意测验告诉我们，科学家受到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慕……不过，这种信仰是肤浅的、扭曲的。与之相伴的是对科学是什么以及研究者如何扩展其领域方面惊人的无知。”“认为科学从整体上看是不可理解的、无精神的并且基本上是对我们有害的，这种观点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悖论的核心：科学在它影响的顶峰、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的时候，却变得最不受欢迎并让人感到担心——当在所有有思想的人看来科学是教育核心之最基本的时候却是最少被追求和珍视的。”（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62，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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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极大危险。由此而言，所谓的“科学大战”事实上就应被看成一个广泛的“文化危机”[3]。当然，如果我们具有足够自觉性的话，这一危机也不乏其积极价值，正如“诈文”的作者索卡尔指出的，“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这样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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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奋斗事业，像所有其他的人类行为一样，其价值应该服从于严格的社会分析。什么样的研究应该算作是重要的；研究基金如何分配；谁获得了威望与权力；科学在公共政策的争论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科学知识以什么样的形式体现在技术之中，为谁的利益。所有这些问题不仅受到科学研究的内在逻辑，而且强烈地受到政治的、经济的和某些极端的意识形态思考的影响。因此，这些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的经验来说，是丰富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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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一种更为微妙的层次上，即使科学争论的内容——什么类型的理论能够被接受或欢迎？在选择不同的竞争理论上，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标准？——部分受流行的理智标准所限制，这种标准部分上根源于较深层次的历史因素。科学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每一特殊的案例中，寻求在决定科学发展的历程中，‘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角色。毫无疑问，如果每一团体不能够很好把握对方思想的话，那么这是因为社会学家倾向于强调‘外部’因素；而科学家倾向于强调‘内部’因素。但这些争论应该完全服从于理性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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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政治责任的角度来研究科学并没有什么过错，只要这种责任不会使研究者失去其对困扰人的事实的判断力。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科学的社会政治批评的长期而光荣的传统，包括人类学中对伪科学和优生学的反种族主义的批评、女性主义对心理学的批判和对部分医学和生物学的批判。这些批判典型地遵从下列标准：首先，人们必须体现，应用公认的科学辩论准则，根据公认的好科学的标准，体现某项尚存疑问的研究为什么出错；其次，也只有随后，人们能够试图解释研究者的社会偏见（这也许完全没有被意识到）导致他们违反了这些标准。当然，这种批评得根据自己的价值来决定取舍：好的政治意图并不能担保一种分析将造就一种好的科学、一种好的历史或一种好的社会学。但我认为一般这两个步骤是完备的。这种经验的研究，如果根据智力的严格性，将会很好地阐明促进或阻碍好的科学（通常被定义为是对自然界的真理或至少是对自然真理的近似研究）的社会条件。”（索卡尔，“《社会文本》的事件证明了什么和没有证明什么？”，载克瑞杰主编，《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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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一般地说，这也正是科学哲学工作者在当前所应自觉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亦即不仅应当清楚地揭示各种“反科学”观点的错误性，而且应当高度重视如何从所有这些批判中汲取有益的思想或重要启示，从而就可切实消除现实中所存在的各种消极因素，并最终实现科学与整体性文化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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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学的文化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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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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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科学的社会文化影响而言，显然已不再限于专业的科学研究领域，而是深入到了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正如劳斯所说：“自然科学所导致的技术创新已经使整个地球的面貌都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并对我们最日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互动关系、我们的希望和恐惧、我们所处理的事情、所面临的难题以及所选择的目标仍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序言”，第I页）“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我们的思维定势，拓展了我们的思维视野，促使我们去对科学做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文化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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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必要的“铺垫”，在此我们首先稍稍提及学术界中关于“现代性”的若干研究，因为，由简单的比较我们即可清楚地看出究竟应当遵循怎样的研究途径去从事“科学的文化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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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提及的，“现代性”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从而也就与我们目前的主题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然而，我们需要纠正的一个弊病或不足之处，是在从事“现代性”的分析时仅仅注意与“传统性”的对立，而未清楚地指明科学对于“现代性”形成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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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与科学史家霍尔顿关于“现代性”的以下分析就应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具体地指明了“科学的文化影响”最为重要的一些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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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观性”的崇高地位；（2）喜欢定量而不是定性的结果；（3）非人格化的、普遍性的结果；（4）基础主义，理性化而不是道德主义的思维；（5）问题取向（这是与目的取向相对的）；（6）证明的要求；（7）相对于权威的怀疑论，寻求自主性；（8）以理性、启蒙为基础，反对把个人或物神圣化；（9）倾向于容纳相反的意见（只要它被证明），允许争论和新的经验；（10）倾向于精英统治，知识会导致权力；（11）知识领域中存在层次：更基本的层面被用作对其他层次作出说明的根源；（12）公开声称世俗的、反形而上学和“祛魅的”；（13）喜欢进化而非停滞或非连续的变化；（14）宁可自我无意识，宁可非自反性；（15）世界主义与全球主义。（霍尔顿，《科学与反科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216—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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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照，在此还可引用格里芬（他常常被看成“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的以下论述，尽管他所直接使用的是“现代范式”这样一个术语，而没有将此直接称为是“现代性”——“现代范式”主要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客观论。“自然的基本元素从本质上讲都是纯粹客观的，它们没有主观性，即没有经验、没有感知、没有目标和目的。”第二，现象论。“现代思想从一开始便否认事物中有什么可隐匿（秘密）的东西，而是认为表象即实在。”第三，移动论。“客体……运动的唯一方式是移动，即在空间从一地向另一地的运动。”第四，机械决定论。“这些客体之间相互的因果作用是纯机械性，即由于没有发现任何内在的自因的迹象，因而所有的原因都源于外部。”第五，还原论。“所有明显的‘整体’最终要还原成它们的部分。较大物质的行为全然是其较小部分作用的结果，它们与他物之间的因果力量也完全是由其较小部分的因果力量所决定的。”第六，感觉论。“与现代本体论互为依据的认识论坚持，所有的经验都源于感知，所有的感知都是感官感知。”（格里芬等，《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199—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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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显然都直接涉及到科学对于人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整体性世界观念的重要影响。下面就对此作具体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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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人，你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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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科学对于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而言，可以从多个不同角度去进行分析。例如，如果主要着眼于科学的研究活动，我们就应明确提及“客体化”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往往倾向于将所研究的对象——即使其最初只是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看成独立的客观存在。再者，抽象性显然也是科学思维十分明显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说，任何真正的科学认识都不应停留于对特定事物或状态的简单描述，而应由特殊上升到一般，也即用普遍的、抽象的原理去对特殊的事物或现象作出解释。最后，从更广泛的角度去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和纯粹的思辨相比，处于科学影响之下的人往往也更加倾向于分析的方法与实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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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将主要集中于科学对于一般民众思维方式的一种重要影响，亦即所谓的“两极化思维”。这首先是指对于各个对立范畴的明确区分，如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发现与创造，普遍性与特殊性，现象与本质，真理与谬误，清晰与含糊，理性与非理性，确定与不确定，稳定与不稳定，等等。其次，人们又往往认为在上述的两极对立中一方占据了绝对主导与支配的地位，如物质对意识、本质对现象、理性对非理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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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从哲学的角度看，主客体的明确区分在上述各个对立范畴中又应被看成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例如，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常常被誉为“现代哲学的奠基者”，正是因为他最早明确地提出了“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另外，就科学研究而言，这一思想则主要表现为这样一个诉求，即对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的明确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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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立，“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一个主要论点，即是认为主客体的严格区分必然会导致“世界的祛魅”与“人性的丧失”。这也就如格里芬所指出的：“所有人性到非人性过程的‘向下的原因’都被革除；用基本的非人性过程解释一切的还原论方法被广泛接受。就这样，整个世界被祛魅了。”（同前，“英文版序言”，第4页）更为一般地说，对于“两极化思维方式”的明确反对，提倡多元论的观点与整合的立场，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由此可见，辩证地看待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把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与改造同时也看作塑造自身的一个过程，这就应当成为“科学的文化审视”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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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转向科学对于人们价值观念的重要影响。具体地说，现代人普遍地表现出了对于规律性、确定性的刻意追求这样一种心态或价值取向，并以预测和控制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如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B.Skinner）就曾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要在人类事务中运用科学方法，我们必须假设行为是有规律的和确定的。我们必须期待发现一个人所作所为是特定条件的结果，一旦这些条件被发现，我们便可预期并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他的行为。”（多尔，《后现代课程观》，第178页）可以说，正是这种普遍心态为人文社会学科的“科学化运动”提供了直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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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索尔蒂斯对于上述普遍心态或价值取向的“科学渊源”作了具体分析：“18和19世纪关于物理世界的封闭系统观是一种原因和结果在宇宙机器之中运作交流的观点。那是一种确定性的宇宙，其中对联系和关系定律的发现可用于预测和控制。它为19世纪和20世纪发展起来的新社会科学以及教育研究与学术领域提供了一种类似的关于实在的观点。”（同前，“英文主编序言”，第2页）因为科学的一个基本追求，即是努力揭示现象背后的普遍性规律：“表面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机遇与变化的世界之中。但在这种场景背后，近代西方人一直渴望寻找其中隐藏着的永恒秩序，这就是近代科学的方向。物理学寻求隐藏在流动的生活经验中的永恒的冷酷规律。社会学具有同样的追求，但追求的是人类存在的永恒规则。”（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中文版序言”，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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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规律与控制的刻意追求又不仅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以及管理科学）中有着直接的反映，而且是现代社会的整体追求。正如赫胥黎所指出的：“科学和技术产生了一个狂热信奉下列座右铭的社会：‘一致与稳定’。”（格里芬等主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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