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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科学的社会文化影响而言，显然已不再限于专业的科学研究领域，而是深入到了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正如劳斯所说：“自然科学所导致的技术创新已经使整个地球的面貌都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并对我们最日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互动关系、我们的希望和恐惧、我们所处理的事情、所面临的难题以及所选择的目标仍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序言”，第I页）“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我们的思维定势，拓展了我们的思维视野，促使我们去对科学做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文化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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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必要的“铺垫”，在此我们首先稍稍提及学术界中关于“现代性”的若干研究，因为，由简单的比较我们即可清楚地看出究竟应当遵循怎样的研究途径去从事“科学的文化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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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提及的，“现代性”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从而也就与我们目前的主题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然而，我们需要纠正的一个弊病或不足之处，是在从事“现代性”的分析时仅仅注意与“传统性”的对立，而未清楚地指明科学对于“现代性”形成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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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与科学史家霍尔顿关于“现代性”的以下分析就应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具体地指明了“科学的文化影响”最为重要的一些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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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观性”的崇高地位；（2）喜欢定量而不是定性的结果；（3）非人格化的、普遍性的结果；（4）基础主义，理性化而不是道德主义的思维；（5）问题取向（这是与目的取向相对的）；（6）证明的要求；（7）相对于权威的怀疑论，寻求自主性；（8）以理性、启蒙为基础，反对把个人或物神圣化；（9）倾向于容纳相反的意见（只要它被证明），允许争论和新的经验；（10）倾向于精英统治，知识会导致权力；（11）知识领域中存在层次：更基本的层面被用作对其他层次作出说明的根源；（12）公开声称世俗的、反形而上学和“祛魅的”；（13）喜欢进化而非停滞或非连续的变化；（14）宁可自我无意识，宁可非自反性；（15）世界主义与全球主义。（霍尔顿，《科学与反科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216—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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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照，在此还可引用格里芬（他常常被看成“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的以下论述，尽管他所直接使用的是“现代范式”这样一个术语，而没有将此直接称为是“现代性”——“现代范式”主要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客观论。“自然的基本元素从本质上讲都是纯粹客观的，它们没有主观性，即没有经验、没有感知、没有目标和目的。”第二，现象论。“现代思想从一开始便否认事物中有什么可隐匿（秘密）的东西，而是认为表象即实在。”第三，移动论。“客体……运动的唯一方式是移动，即在空间从一地向另一地的运动。”第四，机械决定论。“这些客体之间相互的因果作用是纯机械性，即由于没有发现任何内在的自因的迹象，因而所有的原因都源于外部。”第五，还原论。“所有明显的‘整体’最终要还原成它们的部分。较大物质的行为全然是其较小部分作用的结果，它们与他物之间的因果力量也完全是由其较小部分的因果力量所决定的。”第六，感觉论。“与现代本体论互为依据的认识论坚持，所有的经验都源于感知，所有的感知都是感官感知。”（格里芬等，《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199—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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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显然都直接涉及到科学对于人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整体性世界观念的重要影响。下面就对此作具体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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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人，你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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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科学对于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而言，可以从多个不同角度去进行分析。例如，如果主要着眼于科学的研究活动，我们就应明确提及“客体化”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往往倾向于将所研究的对象——即使其最初只是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看成独立的客观存在。再者，抽象性显然也是科学思维十分明显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说，任何真正的科学认识都不应停留于对特定事物或状态的简单描述，而应由特殊上升到一般，也即用普遍的、抽象的原理去对特殊的事物或现象作出解释。最后，从更广泛的角度去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和纯粹的思辨相比，处于科学影响之下的人往往也更加倾向于分析的方法与实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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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将主要集中于科学对于一般民众思维方式的一种重要影响，亦即所谓的“两极化思维”。这首先是指对于各个对立范畴的明确区分，如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发现与创造，普遍性与特殊性，现象与本质，真理与谬误，清晰与含糊，理性与非理性，确定与不确定，稳定与不稳定，等等。其次，人们又往往认为在上述的两极对立中一方占据了绝对主导与支配的地位，如物质对意识、本质对现象、理性对非理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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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从哲学的角度看，主客体的明确区分在上述各个对立范畴中又应被看成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例如，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常常被誉为“现代哲学的奠基者”，正是因为他最早明确地提出了“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另外，就科学研究而言，这一思想则主要表现为这样一个诉求，即对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的明确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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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立，“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一个主要论点，即是认为主客体的严格区分必然会导致“世界的祛魅”与“人性的丧失”。这也就如格里芬所指出的：“所有人性到非人性过程的‘向下的原因’都被革除；用基本的非人性过程解释一切的还原论方法被广泛接受。就这样，整个世界被祛魅了。”（同前，“英文版序言”，第4页）更为一般地说，对于“两极化思维方式”的明确反对，提倡多元论的观点与整合的立场，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由此可见，辩证地看待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把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与改造同时也看作塑造自身的一个过程，这就应当成为“科学的文化审视”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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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转向科学对于人们价值观念的重要影响。具体地说，现代人普遍地表现出了对于规律性、确定性的刻意追求这样一种心态或价值取向，并以预测和控制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如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B.Skinner）就曾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要在人类事务中运用科学方法，我们必须假设行为是有规律的和确定的。我们必须期待发现一个人所作所为是特定条件的结果，一旦这些条件被发现，我们便可预期并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他的行为。”（多尔，《后现代课程观》，第178页）可以说，正是这种普遍心态为人文社会学科的“科学化运动”提供了直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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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索尔蒂斯对于上述普遍心态或价值取向的“科学渊源”作了具体分析：“18和19世纪关于物理世界的封闭系统观是一种原因和结果在宇宙机器之中运作交流的观点。那是一种确定性的宇宙，其中对联系和关系定律的发现可用于预测和控制。它为19世纪和20世纪发展起来的新社会科学以及教育研究与学术领域提供了一种类似的关于实在的观点。”（同前，“英文主编序言”，第2页）因为科学的一个基本追求，即是努力揭示现象背后的普遍性规律：“表面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机遇与变化的世界之中。但在这种场景背后，近代西方人一直渴望寻找其中隐藏着的永恒秩序，这就是近代科学的方向。物理学寻求隐藏在流动的生活经验中的永恒的冷酷规律。社会学具有同样的追求，但追求的是人类存在的永恒规则。”（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中文版序言”，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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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规律与控制的刻意追求又不仅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以及管理科学）中有着直接的反映，而且是现代社会的整体追求。正如赫胥黎所指出的：“科学和技术产生了一个狂热信奉下列座右铭的社会：‘一致与稳定’。”（格里芬等主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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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此，对于规律与控制的刻意追求，常常被说成“现代性”的核心，并因此成为了“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一项主要内容。例如，与对于普遍性规律的刻意追求相对立，后现代主义者明确提出了对于“元叙事”（metanarratives）的怀疑，也即认为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对象的特殊性，注意特定环境中的事物和现象的“解读”，并用差异性和多元性去取代统一性和普遍性。如利奥塔就曾据此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区分和界定：现代主义是“将自身合法化为明确地追求某种元叙事”，后现代主义则是“对元叙事的不确信性”（J.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f Knowledg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第xxiii，xxiv页）。另外，哈贝马斯（J. Habermas）也曾从“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这一角度对上述价值观念进行了批判，认为对于预测与控制的刻意追求只是体现了一种偏颇的“技术理性”：“它不仅缺乏古典理性追求‘理论’那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性格，而且把人生中的信仰、美感和意义全部排除了”（详见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心理出版社［台北］，2001，第15，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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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规律常常被理解成对事物或现象本质的正确反映，上述价值取向也就与“本质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现代人往往认为在各种现象与事物背后一定存在相应的本质，我们应致力于对本质的发现与把握。这一认识同样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的直接批判对象，并认为通过这一批判即可动摇“现代思想的基石”：“在哲学界，凡是认为现实的一般本质都可通过某种形而上学或世界观加以认识的想法，都遭到了人们的反对。遵循这一思想路线的存在主义者……强调每一个人的个性和特点。其他一些哲学家强调语言的重要作用，……在艺术、文学和其他领域，普遍的价值观统统被打入冷宫，代之以强调个人的相互联系或强调某种形式的结构。显而易见，在20世纪，现代思想的基石被彻底动摇了。”（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格里芬等主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8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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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对于“理性”的极力推崇显然也可看成由科学所导致的又一普遍性价值取向，在这一认识与对于规律和控制的刻意追求之间可以说存在着十分重要的联系，因为，“理性”的最初涵义就是与“宗教”、“愚昧”直接相对立的，并认为世界是有规律的，我们可以借助合理的方法去发现这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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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理性成为一切事物的合理性、正当性的最高审判者、裁决者”，“理性成了现代性之‘根’”。因此，这自然也就成了对“现代主义”进行批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现代性批判中，对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及其理性观念的批判是核心的部分，因为理性构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基石；也就是说，现代性是以理性为依托来进行启蒙、反对宗教教会的迷信、替代上帝进行现代社会的设计并塑造现代人的科学与道德观念。”（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1，286—287，41，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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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批判也突出地强调了“理性”与“自由性”的对立，并认为与“理性”相比，“自由性”更应被看成人的本质。例如，韦伯指出：“完全理性化了的世界成为一个组织化了的世界、一个受非人格力量统治的世界。人在这个世界中既然受官僚机器的统治，受非人格化力量的支配，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自由可言。”（同前，第114—115页）另外，我们显然也可从同一角度去理解德格尔关于“人的异化”的论断。就如拉图尔指出的：“现代人已经认识到，他们对于自然和文化世界的其他部分犯下了无法挽回的罪行，他们的力量和野心也空前膨胀，并且已经到了违反其自我本性的地步。”（《我们从未现代过》，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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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实上也可看成“人的异化”的一个重要表现：现代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了对于科学的极度崇拜，从而就不仅为“科学主义”的盛行提供了合适的土壤，更在很多情况下演变成了对科学家的高度推崇，从而直接造成了一种新的“精英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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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转向现代人所普遍持有的整体性世界观念。由于这种观念主要是通过科学的学习和普及不知不觉形成的，因此，为了清楚地体现这样一个渊源，人们往往也就称之为“现代科学世界观念”。当然，在现实中对此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解释，甚至未必直接使用“现代科学世界观念”这样一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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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费雷关于“现代科学世界观念”（他称为“宗教世界模式”）的分析就集中于相应的“心理形象”：“完美机器的形象”、“终极粒子的形象”、“纯粹客体的形象”。而按照哈曼的观点，“现代科学世界观念”则主要奠基于一些“基本的形而上学的假设”：实证论，还原主义和客观性。（格里芬等，《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124—125，164页）此外，由于认为数学与牛顿力学在“现代科学世界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多尔则称之为“数学和机械的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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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还可以对“现代科学世界观念”与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所倡导的“后现代科学观念”作一简单比较，以体现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把握“现代科学世界观念”的具体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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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如果说“现代科学世界观念”经常使用“物理学隐喻”，那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就更加欣赏“生物学隐喻”。如英国学者谢尔德拉克就认为，由“物理学隐喻”（他称为“机器范式”）向“生物学隐喻”（他称为“有机体范式”）的转变代表了一个真正的进步：“我们生长的这个世界充满着发展和创新。我们的文化无处不渗透着变革的意识，而且，我们所有重要的社会、历史、经验和政治的理论无一不是在一个进化的框架中形成的。……我们在理解‘自然法则’时的这种变化与从机器范式到有机体范式的转变相吻合，而这后一种变化就是科学基础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另外，美国学者科布所倡导的“生态世界观”则更加突出了“整体论”的思想，从而也就与“现代科学世界观念”所经常包含的“还原论”思想构成了直接的对立：“诚然，大多数人还不具有一种生态世界观……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说，万物相互联系的观点已经成为一个包揽一切的氛围，其他科学，以及经济需求和军事政策所提出的问题都要在这个氛围中加以考虑。这一观念上的变化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从这一点上讲，生态学成为了一种世界观。”（同前，第112—113，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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