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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还可以对“现代科学世界观念”与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所倡导的“后现代科学观念”作一简单比较，以体现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把握“现代科学世界观念”的具体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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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如果说“现代科学世界观念”经常使用“物理学隐喻”，那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就更加欣赏“生物学隐喻”。如英国学者谢尔德拉克就认为，由“物理学隐喻”（他称为“机器范式”）向“生物学隐喻”（他称为“有机体范式”）的转变代表了一个真正的进步：“我们生长的这个世界充满着发展和创新。我们的文化无处不渗透着变革的意识，而且，我们所有重要的社会、历史、经验和政治的理论无一不是在一个进化的框架中形成的。……我们在理解‘自然法则’时的这种变化与从机器范式到有机体范式的转变相吻合，而这后一种变化就是科学基础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另外，美国学者科布所倡导的“生态世界观”则更加突出了“整体论”的思想，从而也就与“现代科学世界观念”所经常包含的“还原论”思想构成了直接的对立：“诚然，大多数人还不具有一种生态世界观……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说，万物相互联系的观点已经成为一个包揽一切的氛围，其他科学，以及经济需求和军事政策所提出的问题都要在这个氛围中加以考虑。这一观念上的变化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从这一点上讲，生态学成为了一种世界观。”（同前，第112—113，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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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一般地说，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科学”与“后现代科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如果说“因果性、简单性、线性（序列性）”是现代科学的主要特征，那么，“不确定性和创造性”就是“后现代科学”的主要特征；“后现代科学”是“开放的、转变性的，而不是封闭的、可预测的”（图尔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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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科学自身的发展对于人们形成整体性的世界观念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当然，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对此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从而就能不断作出认真的反思和必要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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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后现代科学哲学”与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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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再简单谈谈两个与后现代思潮直接相关的问题：第一，应当如何以后现代思潮为背景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特别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理解所谓的“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第二，我们又应如何看待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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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科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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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节的论述可见，后现代思潮不仅为我们更为深入地开展科学哲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或领域，也清楚地体现了对科学哲学研究的传统立场作深刻反思的必要性，特别是，我们不仅应当清楚地看到科学对于整体性社会与个人发展的积极作用（“科学的善”），也应深入地揭示与避免其可能的消极影响（“科学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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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以后现代主义为背景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特别是，我们究竟又应如何理解所谓的“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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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尽管不少后现代主义的论述都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或启发性成分，但是，我们又必须明确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各个论点，特别是其基本立场，我们不应采取完全肯定和全盘接受的态度，恰恰相反，我们不仅应当清楚地揭示其中的片面性成分与绝对化论点，更应对其基本立场的错误性作出必要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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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强烈的批判性无疑是后现代主义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更集中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全部工作的基本价值：这十分有利于我们不断增强在具体研究工作中的自觉性；但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后现代主义（至少就其主流而言）的局限性，即其主要地只是一种解构性的工作，也即希望仅仅通过批判就能有效地消除、破坏、取消、瓦解甚至是摧毁、颠覆现代社会中人们所普遍持有的一些观念和信念，却未能很好地承担起相应的建设性（或者说，建构性）任务，甚至都未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正面主张，从而就多少表现出了打倒一切、反对一切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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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显然就可从后一角度去理解后现代主义对于权力、真理等概念的批判，即如“任何形式的规范和权威都不过是被各色权力掌控者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又，“真理实际上是确认强者的正当化地位，而让弱者感到不安”，从而就是“一种恐怖主义的形式”。（艾恺，“后现代主义批判”，《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进而，我们也可理解何以“解构战略”被看成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特征：“让表达、真理、理性、体系、基础、确定性、因果性和意义等概念，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嘲讽中消失，而其根本性战略目的，则蕴存于摧毁、解构、取代、破坏、区别、断裂、消除、分解、不确定、非中心化、非神秘化、非整体化及非正统化等等这一系列批判性的概念之中。……正是这一战略，构成了后现代主义。”（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哲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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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在此也应注意避免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简单理解，甚至是完全的误读，即如用“两极对立”的观点去理解后现代的“解构策略”。例如，我们显然就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以下的论述：“在所有的情况下，解构既不是一种分析也不是一种批判（尽管表面上如此）。这不是一种分析，因为对结构的拆除并不是退还到简单的原素，还原到不可再拆解的原始因素，这些分析因素本身就是需要交付解构的哲学；它不是一种批判，因为它容易被混淆成一般意义上的批判或康德意义上的批判，而这些‘批判’都是解构的对象。解构也不是一种方法，不能把它变成方法。”“他的‘分析’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分析，他的‘批判’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批判，他的‘方法’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方法，一切概念都是经过涂改或画上叉的，与传统意义不可同日而语。”（萧俊明，“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一种文化思考”，《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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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显然又不可能仅仅依靠批判就能取得新的进步，更不用说这一立场最终又很可能会导致反对一切、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这也正是法国当代著名学者拉图尔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尽管他对于“现代主义”也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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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对于前现代人而言意味着残忍与野蛮，但是后现代化又意味着什么呢？帝国主义的暴力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来，而现在征服者的突然衰弱却更加糟糕；因为过去，它总是切断自己与过去之间的联系，现在，它却切断了自己与将来的联系。多可怜的人啊，在承受了现代之现实的一巴掌之后，今天，我们又不得不屈服于后现代的超现实。万物都无价值，万物都是一个映像、一种错觉、一种流动的符号；他们又在唠叨，恰恰是这种脆弱能够将我们从技术、科学和理性的入侵中摆脱出来。为了终止这种伤害和侮辱，难道真的就值得去摧毁一切？后现代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个空空如也的世界，是一个被他们自己也仅仅是他们自己所抽空的世界。”（《我们从未现代过》，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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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同一角度去分析，在后现代主义内部出现如下变化也就十分自然了，即一部分后现代主义者明确声称自己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从而也就与主流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出了明显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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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强调“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就不应理解成对于后现代主义基本立场或各个具体观点的简单接受和全盘采纳；恰恰相反，它主要体现了这样一种认识：相对于逻辑实证主义与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而言，科学哲学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也即如何能以后现代主义的科学批判为背景积极地去开展新的研究，包括对于已有工作，特别是研究传统的自觉反思和必要批判，并以此为起点积极地去从事新的独立研究，从而很好地实现由“外部推动”向“内部生成”的必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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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现代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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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结论，即是明确肯定科学活动的文化相关性（更一般地说，就是情境相关性），因此，我们在研究中也就应当注意防止与纠正这样一种倾向，即完全脱离具体的情境抽象地去谈论问题。这一点对于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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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促使人们不断反思科学。在西方，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早已深入人心，极端的科学反对派能起到矫正盛行的唯科学主义局限的作用，有助于恢复公众对科学的恰当认识，保持整个社会自由、平等和宽容。……而在我国，对这个问题要更加小心。为什么我们不应大力地提倡另类的科学哲学？主要是对多数国人而言，对科学的认识还很片面，科学还仅仅被视为一种器物层面的工具，而没有从制度层面、思维层面、精神层面去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被突显的只有功利性，所以，还需要大力宣扬科学，大力地弘扬科学精神。不能一味追随西方的理论思潮，盲目地批判科学，在我国科学基础和科学精神本来就很薄弱，一反就容易回到原来的愚昧状态。”（刘大椿、黄婷，“科学技术哲学反思中的思想攻防——刘大椿教授学术访谈录”，《哲学分析》，2011年第3期，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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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须对我国教育、特别是科学教育中的现实情况作大致的了解，就可看出刘大椿先生的上述担忧实非杞人忧天，而是有着很大的针对性与现实意义。这里不妨以所谓的“多元科学文化教育”为例来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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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学者看来，“多元科学文化教育”是科学教育现代发展、特别是科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如丁邦平先生所指出的：“多元文化科学教育是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框架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既是一个教育理论概念，同时也是一场教育改革运动，其目标是为在中小学和大学学习的、文化上多种多样的学生群体提供高质量的科学教育创造均等的机会，从而达到真正普及科学和提高科学教育质量的目的。”（《国际科学教育导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238—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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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邦平先生还从理论角度对“多元文化科学教育”的各个基本论点进行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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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传统知识观的挑战。“多元文化主义者提出了如下的质疑：学校在教谁的文化？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当前的课程模式谁受益、谁受害？……在对传统知识观的挑战中，一些多元文化科学教育学者还提出了应当教什么科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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