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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从哲学的角度看，主客体的明确区分在上述各个对立范畴中又应被看成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例如，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常常被誉为“现代哲学的奠基者”，正是因为他最早明确地提出了“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另外，就科学研究而言，这一思想则主要表现为这样一个诉求，即对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的明确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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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立，“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一个主要论点，即是认为主客体的严格区分必然会导致“世界的祛魅”与“人性的丧失”。这也就如格里芬所指出的：“所有人性到非人性过程的‘向下的原因’都被革除；用基本的非人性过程解释一切的还原论方法被广泛接受。就这样，整个世界被祛魅了。”（同前，“英文版序言”，第4页）更为一般地说，对于“两极化思维方式”的明确反对，提倡多元论的观点与整合的立场，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由此可见，辩证地看待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把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与改造同时也看作塑造自身的一个过程，这就应当成为“科学的文化审视”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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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转向科学对于人们价值观念的重要影响。具体地说，现代人普遍地表现出了对于规律性、确定性的刻意追求这样一种心态或价值取向，并以预测和控制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如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B.Skinner）就曾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要在人类事务中运用科学方法，我们必须假设行为是有规律的和确定的。我们必须期待发现一个人所作所为是特定条件的结果，一旦这些条件被发现，我们便可预期并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他的行为。”（多尔，《后现代课程观》，第178页）可以说，正是这种普遍心态为人文社会学科的“科学化运动”提供了直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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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索尔蒂斯对于上述普遍心态或价值取向的“科学渊源”作了具体分析：“18和19世纪关于物理世界的封闭系统观是一种原因和结果在宇宙机器之中运作交流的观点。那是一种确定性的宇宙，其中对联系和关系定律的发现可用于预测和控制。它为19世纪和20世纪发展起来的新社会科学以及教育研究与学术领域提供了一种类似的关于实在的观点。”（同前，“英文主编序言”，第2页）因为科学的一个基本追求，即是努力揭示现象背后的普遍性规律：“表面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机遇与变化的世界之中。但在这种场景背后，近代西方人一直渴望寻找其中隐藏着的永恒秩序，这就是近代科学的方向。物理学寻求隐藏在流动的生活经验中的永恒的冷酷规律。社会学具有同样的追求，但追求的是人类存在的永恒规则。”（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中文版序言”，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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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规律与控制的刻意追求又不仅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以及管理科学）中有着直接的反映，而且是现代社会的整体追求。正如赫胥黎所指出的：“科学和技术产生了一个狂热信奉下列座右铭的社会：‘一致与稳定’。”（格里芬等主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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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此，对于规律与控制的刻意追求，常常被说成“现代性”的核心，并因此成为了“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一项主要内容。例如，与对于普遍性规律的刻意追求相对立，后现代主义者明确提出了对于“元叙事”（metanarratives）的怀疑，也即认为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对象的特殊性，注意特定环境中的事物和现象的“解读”，并用差异性和多元性去取代统一性和普遍性。如利奥塔就曾据此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区分和界定：现代主义是“将自身合法化为明确地追求某种元叙事”，后现代主义则是“对元叙事的不确信性”（J.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f Knowledg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第xxiii，xxiv页）。另外，哈贝马斯（J. Habermas）也曾从“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这一角度对上述价值观念进行了批判，认为对于预测与控制的刻意追求只是体现了一种偏颇的“技术理性”：“它不仅缺乏古典理性追求‘理论’那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性格，而且把人生中的信仰、美感和意义全部排除了”（详见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心理出版社［台北］，2001，第15，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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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规律常常被理解成对事物或现象本质的正确反映，上述价值取向也就与“本质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现代人往往认为在各种现象与事物背后一定存在相应的本质，我们应致力于对本质的发现与把握。这一认识同样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的直接批判对象，并认为通过这一批判即可动摇“现代思想的基石”：“在哲学界，凡是认为现实的一般本质都可通过某种形而上学或世界观加以认识的想法，都遭到了人们的反对。遵循这一思想路线的存在主义者……强调每一个人的个性和特点。其他一些哲学家强调语言的重要作用，……在艺术、文学和其他领域，普遍的价值观统统被打入冷宫，代之以强调个人的相互联系或强调某种形式的结构。显而易见，在20世纪，现代思想的基石被彻底动摇了。”（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格里芬等主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8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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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对于“理性”的极力推崇显然也可看成由科学所导致的又一普遍性价值取向，在这一认识与对于规律和控制的刻意追求之间可以说存在着十分重要的联系，因为，“理性”的最初涵义就是与“宗教”、“愚昧”直接相对立的，并认为世界是有规律的，我们可以借助合理的方法去发现这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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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理性成为一切事物的合理性、正当性的最高审判者、裁决者”，“理性成了现代性之‘根’”。因此，这自然也就成了对“现代主义”进行批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现代性批判中，对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及其理性观念的批判是核心的部分，因为理性构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基石；也就是说，现代性是以理性为依托来进行启蒙、反对宗教教会的迷信、替代上帝进行现代社会的设计并塑造现代人的科学与道德观念。”（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1，286—287，41，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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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批判也突出地强调了“理性”与“自由性”的对立，并认为与“理性”相比，“自由性”更应被看成人的本质。例如，韦伯指出：“完全理性化了的世界成为一个组织化了的世界、一个受非人格力量统治的世界。人在这个世界中既然受官僚机器的统治，受非人格化力量的支配，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自由可言。”（同前，第114—115页）另外，我们显然也可从同一角度去理解德格尔关于“人的异化”的论断。就如拉图尔指出的：“现代人已经认识到，他们对于自然和文化世界的其他部分犯下了无法挽回的罪行，他们的力量和野心也空前膨胀，并且已经到了违反其自我本性的地步。”（《我们从未现代过》，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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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实上也可看成“人的异化”的一个重要表现：现代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了对于科学的极度崇拜，从而就不仅为“科学主义”的盛行提供了合适的土壤，更在很多情况下演变成了对科学家的高度推崇，从而直接造成了一种新的“精英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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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转向现代人所普遍持有的整体性世界观念。由于这种观念主要是通过科学的学习和普及不知不觉形成的，因此，为了清楚地体现这样一个渊源，人们往往也就称之为“现代科学世界观念”。当然，在现实中对此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解释，甚至未必直接使用“现代科学世界观念”这样一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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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费雷关于“现代科学世界观念”（他称为“宗教世界模式”）的分析就集中于相应的“心理形象”：“完美机器的形象”、“终极粒子的形象”、“纯粹客体的形象”。而按照哈曼的观点，“现代科学世界观念”则主要奠基于一些“基本的形而上学的假设”：实证论，还原主义和客观性。（格里芬等，《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124—125，164页）此外，由于认为数学与牛顿力学在“现代科学世界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多尔则称之为“数学和机械的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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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还可以对“现代科学世界观念”与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所倡导的“后现代科学观念”作一简单比较，以体现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把握“现代科学世界观念”的具体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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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如果说“现代科学世界观念”经常使用“物理学隐喻”，那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就更加欣赏“生物学隐喻”。如英国学者谢尔德拉克就认为，由“物理学隐喻”（他称为“机器范式”）向“生物学隐喻”（他称为“有机体范式”）的转变代表了一个真正的进步：“我们生长的这个世界充满着发展和创新。我们的文化无处不渗透着变革的意识，而且，我们所有重要的社会、历史、经验和政治的理论无一不是在一个进化的框架中形成的。……我们在理解‘自然法则’时的这种变化与从机器范式到有机体范式的转变相吻合，而这后一种变化就是科学基础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另外，美国学者科布所倡导的“生态世界观”则更加突出了“整体论”的思想，从而也就与“现代科学世界观念”所经常包含的“还原论”思想构成了直接的对立：“诚然，大多数人还不具有一种生态世界观……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说，万物相互联系的观点已经成为一个包揽一切的氛围，其他科学，以及经济需求和军事政策所提出的问题都要在这个氛围中加以考虑。这一观念上的变化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从这一点上讲，生态学成为了一种世界观。”（同前，第112—113，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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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一般地说，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科学”与“后现代科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如果说“因果性、简单性、线性（序列性）”是现代科学的主要特征，那么，“不确定性和创造性”就是“后现代科学”的主要特征；“后现代科学”是“开放的、转变性的，而不是封闭的、可预测的”（图尔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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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科学自身的发展对于人们形成整体性的世界观念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当然，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对此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从而就能不断作出认真的反思和必要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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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后现代科学哲学”与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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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再简单谈谈两个与后现代思潮直接相关的问题：第一，应当如何以后现代思潮为背景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特别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理解所谓的“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第二，我们又应如何看待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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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科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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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节的论述可见，后现代思潮不仅为我们更为深入地开展科学哲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或领域，也清楚地体现了对科学哲学研究的传统立场作深刻反思的必要性，特别是，我们不仅应当清楚地看到科学对于整体性社会与个人发展的积极作用（“科学的善”），也应深入地揭示与避免其可能的消极影响（“科学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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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以后现代主义为背景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特别是，我们究竟又应如何理解所谓的“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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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尽管不少后现代主义的论述都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或启发性成分，但是，我们又必须明确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各个论点，特别是其基本立场，我们不应采取完全肯定和全盘接受的态度，恰恰相反，我们不仅应当清楚地揭示其中的片面性成分与绝对化论点，更应对其基本立场的错误性作出必要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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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强烈的批判性无疑是后现代主义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更集中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全部工作的基本价值：这十分有利于我们不断增强在具体研究工作中的自觉性；但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后现代主义（至少就其主流而言）的局限性，即其主要地只是一种解构性的工作，也即希望仅仅通过批判就能有效地消除、破坏、取消、瓦解甚至是摧毁、颠覆现代社会中人们所普遍持有的一些观念和信念，却未能很好地承担起相应的建设性（或者说，建构性）任务，甚至都未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正面主张，从而就多少表现出了打倒一切、反对一切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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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显然就可从后一角度去理解后现代主义对于权力、真理等概念的批判，即如“任何形式的规范和权威都不过是被各色权力掌控者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又，“真理实际上是确认强者的正当化地位，而让弱者感到不安”，从而就是“一种恐怖主义的形式”。（艾恺，“后现代主义批判”，《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进而，我们也可理解何以“解构战略”被看成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特征：“让表达、真理、理性、体系、基础、确定性、因果性和意义等概念，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嘲讽中消失，而其根本性战略目的，则蕴存于摧毁、解构、取代、破坏、区别、断裂、消除、分解、不确定、非中心化、非神秘化、非整体化及非正统化等等这一系列批判性的概念之中。……正是这一战略，构成了后现代主义。”（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哲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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