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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一词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人们在对实验室这一‘自然’场所中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研究时开始使用这一术语。……并非所有自然科学知识都是从实验室里生产出来的，然而，实验室集中体现了现代科学与知识。……实验室并不生产工业产品，但……实验室的确创造出产品，即科学对象与科学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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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实验室研究的首要特征是，这些研究重新把知识的问题集中在知识生产的与境上，而把它们与科学成果的有效性和反映的正确性问题脱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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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的第二个特征是，这些研究基于一些经验性的分析，使用‘分子’层次上的混合方法——最重要的是使用观察与种族论、人种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因为专家对自己工作方式的了解大多是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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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它们对在实验室中发生或者似乎与实验室相关的所有实践与事件的包容性。……实验室的研究者把精力集中于某一场所而非特定的实验。这就使得在这一场所进行并包含在知识生产中的一系列活动全部涌现出来。对实验室的研究已经体现，科学对象不仅技术性地在实验室中被创造出来，而且符号性、政治性地被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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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的第四个特征。实验室概念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开启了这一研究领域并提供了耕耘这一领域的一种文化构架，而且还在于这一事实，即‘实验室’本身已经在我们对知识的理解中变成了一个理论性的概念。因此，实验室不仅是实施实验或知识过程得以发生的物质环境的‘寓所’，而且也是一些机制与过程得以进行的地方，而这些机制与过程对科学与知识的‘成功’来说是必要的。颇具特色的是，这些机制与过程是非方法论的、世俗的。”（《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东方出版社，2001，“中译本序言”，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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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作出如下的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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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实验室研究最为基本的一个意义，即是更为清楚地体现了经验事实并不能被看成完全可靠的。我们前面已提及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成果：“观察渗透理论”；但SSK学者认为，理论对于经验事实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理论也不能被看成已经最终完成了，而是同样处于发展与变化之中），我们还应清楚地看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如“传统、惯例、共识以及社会过程”等；另外，与理论的影响相比，我们又应更加重视主体在这一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为，对于实验事实显然有一个评价与选择的过程，特别是，究竟何者可以被认为较为可靠？恰又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即可看到所谓的“实验室循环”：实验仪器的“好坏”只有通过所获得结果的“可靠性”来判断；反之，又只有应用“好的”仪器我们才能获得“可靠的”结果——也就是说，实验事实的生产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必然地有一个评价与选择的过程，又正是主体在此发挥了决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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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K学者因此而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事实是人制造出来的，也即是人类的一种建构。“正是在对科学事实的社会定位中，人们可以把科学事实看作是被选择地重构和重新建构出来的。”（同前，第27页）更一般地说，“并不是世界的规律将其自身强加于我们的意识，而是我们制度化的信念将规律强加于世界。”（巴恩斯与布鲁尔等，《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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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如果说上述的分析主要强调了实验活动的不确定性，亦即我们应当“把这种不确定性看作对知识的增长而言本质性的东西”；那么，塞蒂娜所说的实验活动的“与（情）境相关性”，则就意味着它必定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例如，塞蒂娜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验者所主要关心的都并非如何去发现真理，而是如何能够保证相关实验的正常运行；因此，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权宜之计，如采用哪一种仪器、用什么样的材料来进行实验，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把一种提出的知识论点断定为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有趣的、难以相信的，还是毫无意义的，可能都取决于谁提出这一结果，研究工作是在哪里进行和它是如何完成的。科学家们……几乎把结果与这些结果产生的环境等同起来。因此，在对知识论断作出反应时，正是科学共同体本身赋予了发现与境以决定性的地位。”塞蒂娜等人并因此而采用了“机会主义”这样一个词语来对科学实验活动进行描述：“当我们在实验室中观察正在工作着的科学家的时，这种机会主义似乎是他们生产方式的标志。”（《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第13—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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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SSK认为，应当以科学共同体而不是各个个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在此显然可以看出库恩的重要影响，但SSK与库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库恩主要强调了科学共同体不同成员之间的一致性（或者说，共性），SSK学者则更加关注共同体不同成员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并认为在“评价与选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利益的渗透与权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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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共同体成员最终又是如何取得一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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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SSK学者的观点，除去利益的渗透与权力的影响以外，我们还应清楚地看到修辞学在实验室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总之，“实验室是改变同作用者相关的世界的一种手段，其改变方式使科学家与其他的知识工作者得以利用他们的人为限制因素以及社会文化限制而获益”；“实验室的选择不是与个体的做决定相关联，而是被看作社会互动和商谈的结果。”（同前，“中译本序言”，第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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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下文关于“科学争论”的论述我们还将更多地涉及到利益、权力、言辞等因素在科学活动的重要作用，在此不再赘述，而仅限于指明这样一点：SSK的特定研究视角即在于，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具体分析中我们应当主要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正因此，SSK学者在自己的论述中就常常会用到“文化”一词，这也代表了对于实验室活动的一个全新认识。“实验室允许对自然过程的某种‘安家落户’；这些过程‘被带回家’并仅仅服从当地社会秩序的条件。实验室的力量恰恰存在于它使自然对象适应社会存在的文化类型之中。实验室必须使自然条件经受一种‘彻底的社会检修’，而且从新条件中获得认知结果。”（同前，“中译本序言”，第5页）也如巴恩斯与布鲁尔等人所指出的：“局域性文化不是唯一的原因，但的确是原因之一……个体科学家的思想是我们的物理环境和我们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点，解释发生在自然和文化相结合的地方。”（《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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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当强调的是，在SSK学者看来，尽管上述的研究以科学实验活动作为直接的对象，但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又具有超出这一范围的普遍意义。这也就如塞蒂娜所指出的：“‘实验室’本身已经在我们对知识的理解中变成了一个理论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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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SK关于科学争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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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的现代研究体现，科学共同体决非铁板一块，而是始终存在多种不同的意见或看法，包括相互之间的激烈争论，诸如“观察的理论负载”、“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信念的多样性”等等，都为SSK学者积极从事科学争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因为，如果我们不可能单纯依靠理性的规则或方法论规则来填平观点的分歧，那么就“必须求助于其他的什么东西”。恰如SSK学者所主张的：“社会性的特征（利益、规训等）能够填平问题研究领域本身的欠缺导致的鸿沟。”（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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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还可特别提及SSK的主要创建者巴恩斯与布鲁尔在二十多年后所提出的“有限论”：“有限论是关于概念的本质和概念的应用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认为，一个概念的先前应用并不能决定这个概念的后续应用。这一点也许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达。每一次概念应用行为都是全新的和创造性的过程。就是说概念本身对概念的下一次应用并不会产生既定的内容。偶然性无处不在，每一次的概念应用行为在原则上都是实用性的。”进而，“我们所进行的历史的和社会学的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和探讨进入科学知识的所有形式的偶然性。”（《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中文版序言”，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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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科学家们究竟又是如何解决彼此之间的观点分歧的呢？SSK的基本观点是：正是各种社会的因素，包括权力与利益的渗透、言辞的说服作用等，在这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所谓的“科学争论研究”主要也就集中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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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这方面最为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夏平与谢佛关于波义耳与霍布斯围绕空气泵所展开的争论的研究（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Hobbes，Boyle，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皮克林关于微小粒子夸克发现过程不同理论间竞争的研究（Constructing Quarks：A Sociological History of Particle Phys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等等。由于这些案例都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质，在此就不作具体介绍。在本讲的附录中，笔者则给出了自己的一个案例：“‘科玄论战’：SSK的一个中国案例？”尽管其中所涉及的只是一般性的学术争论而非真正的科学争论，但读者仍可由此获得SSK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大致体验。另外，由于这一实例中争论双方所关注的正好是“科学的社会—文化影响”，因此，也就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第八讲的相关内容，特别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看待“科学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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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SSK所进行的各项研究可以说提供了关于科学活动更为真实的一幅图像，特别是，与纯粹的“理性人”这样一种传统认识相比较，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科学家也是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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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素朴科学观念的彻底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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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SSK学者不仅将由案例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无限制地加以推广，亦即将之看成了普遍性的结论，而且采取了一些极端化的立场，从而就对人们所普遍持有的素朴科学观念（以及传统科学哲学在这方面的基本立场）构成了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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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以提及SSK学者的这样一种论点，即认为社会学的解释对于科学而言不仅必要，而且也是首要的和充分的。这也就是所谓的“SSK的强纲领”。例如，巴恩斯的以下论述就多少表现出了这样的倾向：“尽管本书对自然科学的说明几乎完全集中在行动者的信念、目的和行动的理由上，但它却依然呈现出一种决定论的说明。”（《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第99页）另外，这也正是皮克林对于SSK的一个总体评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的最大成就，就是把科学的人类和社会的维度置于首要位置。我们可以这样认为，SSK使科学中的人类力量主题化。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评价和使用，受制于人类力量的约束和利益。”（《实践的冲撞》，第9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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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正是在如何理解科学知识的性质这一问题上，可以看到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的严重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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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知识的表征性与社会建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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