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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这方面最为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夏平与谢佛关于波义耳与霍布斯围绕空气泵所展开的争论的研究（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Hobbes，Boyle，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皮克林关于微小粒子夸克发现过程不同理论间竞争的研究（Constructing Quarks：A Sociological History of Particle Phys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等等。由于这些案例都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质，在此就不作具体介绍。在本讲的附录中，笔者则给出了自己的一个案例：“‘科玄论战’：SSK的一个中国案例？”尽管其中所涉及的只是一般性的学术争论而非真正的科学争论，但读者仍可由此获得SSK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大致体验。另外，由于这一实例中争论双方所关注的正好是“科学的社会—文化影响”，因此，也就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第八讲的相关内容，特别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看待“科学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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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SSK所进行的各项研究可以说提供了关于科学活动更为真实的一幅图像，特别是，与纯粹的“理性人”这样一种传统认识相比较，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科学家也是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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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素朴科学观念的彻底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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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SSK学者不仅将由案例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无限制地加以推广，亦即将之看成了普遍性的结论，而且采取了一些极端化的立场，从而就对人们所普遍持有的素朴科学观念（以及传统科学哲学在这方面的基本立场）构成了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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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以提及SSK学者的这样一种论点，即认为社会学的解释对于科学而言不仅必要，而且也是首要的和充分的。这也就是所谓的“SSK的强纲领”。例如，巴恩斯的以下论述就多少表现出了这样的倾向：“尽管本书对自然科学的说明几乎完全集中在行动者的信念、目的和行动的理由上，但它却依然呈现出一种决定论的说明。”（《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第99页）另外，这也正是皮克林对于SSK的一个总体评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的最大成就，就是把科学的人类和社会的维度置于首要位置。我们可以这样认为，SSK使科学中的人类力量主题化。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评价和使用，受制于人类力量的约束和利益。”（《实践的冲撞》，第9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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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正是在如何理解科学知识的性质这一问题上，可以看到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的严重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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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知识的表征性与社会建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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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K在这方面的基本论点，即是认为科学知识并非客观知识在人脑中的反映，亦即人脑对于自然界的一种表征；恰恰相反，由于主体、特别是科学共同体在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明确肯定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质。也正因此，SSK就常常被称为“社会建构主义”——其中，“建构”这一概念是与“反映”的概念直接相对立的；“社会”建构主义则是与“个人”建构主义直接相对立的，也就是说，认识不应被看成纯粹的个人行为，而主要是一种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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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仍可直接引用塞蒂娜的一些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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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在实践上的成功，更少地依赖于规律本身，更多地取决于科学家分析整体境况的能力、同时在几个不同层次上思考的能力、识别线索的能力以及把完全不同比特的信息拼合在一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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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把经验观察看作是以一种自然所能理解的语言向自然提出的问题，而是将认真思考所有涉及科学的‘构成性’作用的情况，并且把科学的研究看作一种生产过程。……我们不考察在科学与科学所描述的自然之间的外部关系，而是将思考科学事业中那些我们认为是建构性的内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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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接受是重新建构知识的过程中的暂时的稳定化，而这种对知识的重新建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的过程。……正是在对科学事实的社会定位中，人们可以把科学事实看做是被选择地重构和重新建构出来的。”（《制造知识》，第4—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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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我们显然也就应当用所谓的“主体间性”去完全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客观性”。也就是，“科学客观性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品质，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实践中的文化规范”。（齐曼，“后学术科学——以系统和规范建构的知识”，载舍格斯特尔主编，《超越科学大战》，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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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情境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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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对科学知识社会建构性质的分析，我们显然也就应当明确肯定科学知识的情境（相关）性和历史性，从而也就与传统的关于科学知识“普遍（适）性”的认识构成了直接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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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于事实的理论负载的清楚揭示正是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那么，在SSK学者看来，科学事实就不仅受到了理论的“污染”，而且也受到了文化传统的很大影响，亦即是“社会可变的”。就如马尔凯（M. Mulkay）所指出的：“我们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可以拒绝标准观点的两个基本假定，即我们得出科学的事实陈述既不是独立于理论，也不是在意义上永恒不变的。……不但科学的事实‘基础’是理论依赖性和意义可变性的，而且它们似乎还是社会可变性的。”（《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东方出版社，2001，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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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按照这样的立场，我们也就应当向“科学的唯一性”提出直接挑战。正如维拉和腾布尔所指出的：“所有的知识系统都是地域性的。西方当代的科学技术，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知识标准，其理性或客观性应该看作是知识系统的一个变量……并且与其他地域性知识比较而言，具有相同的地位。”（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76—277页）按照这样的观点，提倡“种族科学”（ethnoscience）也就十分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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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知识的“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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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学知识的建构性质，更由于相应的科学活动必然地会受到相应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的很大影响，因此，在一些SSK学者看来，由此所产生的科学知识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价值负载，从而也就与科学知识在价值上的中立性这一传统认识构成了直接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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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塞蒂娜看来，我们就应从这一角度去看待科学方法在科学活动中的实际作用：“有关规则的要点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规则似乎是作为不同用途的商谈手段或武器在发挥作用，而不是作为各个行动者都恪守的行动准则而发挥作用。在商谈的过程中，规则被灵敏地加以摆布，这意味着这些规则可能受到支持、加强、改变、延伸、扭曲、忽视或干脆置之脑后。规则的作用是变化的，并且一项现行的规则能否被引证来支持一个人的权利，这要取决于具体的境况。”（《制造知识》，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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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SK学者看来，利益的考虑正是决定规则使用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并且是科学知识“价值负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如塞蒂娜所指出的：“把实验室选择和研究的超科学结构联系起来的转化是由科学家实现的。正是在这些转化中，在超科学领域中商谈的允诺和利益得到援用和考虑，并且与资源关系网的要求的一致性成为科学成果的一部分。”（同前，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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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学知识的相对主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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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主义观点在一些SSK学者那里可以说被推到了极致：科学被认为仅仅是一种文化形式，并无任何的真理性可言，与其他文化形式相比也不具有任何优越性或特殊性。此外，由于认定利益与权力等社会学因素在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些SSK学者看来，科学活动也就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例如，巴恩斯就曾这样写道，“知识是继承下来的，从一代到另一代，它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那些在几乎所有社会语境中被称为知识的东西被理解成‘习惯上接受的信念’。”它被一致与权威所维持，就像习惯被维持一样。它由集体发展与改变，就像习惯被发展与改变一样。（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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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K关于科学知识的相对主义观点的一个集中表现，即是将一些直接源自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思想极尽夸张，从而形成了四个教条：（1）除非被社会接受，否则不会存在什么真理；（2）理性和实在不会限制任何信念系统，没有任何信念系统具有特权；（3）对真与假，社会与自然界的解释应该是对称的；（4）荣誉必须赋予“行动者”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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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科学知识的真理性与科学理性就被彻底地否定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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