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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具体的考察可以看出，科学万能论正是科学派在“科玄论战”中所采取的基本立场，而且在很多场合又可说是一种纯粹的教条主义立场，并就从这样一种立场对所谓的“玄学鬼”进行围剿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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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学派的上述立场可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大多数科学派成员，乃至当时一般文人的一个普遍特征，即是表现出了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并真诚地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改变当时中国的落后面貌做出一定的贡献。如胡适晚年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就曾这样写道：“在我的一生中，除了一任四年的战时中国驻美大使之外，我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之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胡适口述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83，第36页）再例如，这事实上也是丁文江带头创办《努力周报》以积极投身政治的主要原因，对此胡适曾评论道：“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丁文江的传记”，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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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胡适、丁文江等人又都认为实现上述理想的关键就在于使大多数中国人具有对于科学的信仰。如丁文江在“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中就曾明确写道：“中国今日社会的崩溃，完全由于大家丧失了旧的信仰，而没有新的信仰来替代的缘故。”他并曾借“中国留学生”之名提出了这样的警告：“在目前的世界上，凡没有信仰而消极麻木的民族，都是不能生存的。”（“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努力周报》第42期［1923年3月4日］）同样，胡适也曾明确声称：当务之急就是“宣传我们的‘新信仰’，继续不断的宣传，要使今日少数人的信仰逐渐变成将来大多数人的信仰。”（“《科学与人生观》序”，葛懋春等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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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后一立场直接促使科学派积极地投入了对玄学派的论战。例如，尽管丁文江与张君劢私交甚好，但仍然对后者关于科学与人生的演讲进行了公开批评，因为他非常担心“张君劢一类的言论挫伤了发展科学的锐气”，更担心“提倡玄学与科学为敌，深恐有误青年学生”。（章演存，“张君劢主张的人生观对科学的五个异点”，《晨报副刊》，1931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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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科学派的不少成员在这一论战中也确实表现出了很强的“科学万能论”的色彩。如丁文江就曾这样写道：“规律的神学，格言的修身，文字的教育，玄学的哲学，都曾经试过，都没有相当的成绩。惟有科学方法，在自然界内小试其技，已经有伟大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求把他的势力范围，推广扩充，使他做人类宗教性的明灯：使人类不但有求真的诚心，而且有求真的工具，不但有为善的意向，而且有为善的技能”（“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晨报副刊》，1931年6月9日）。另外，作为科学派中的一员大将，陈独秀也曾公开声称：“未说明科学对于一切人生观之权威，不能证明科学万能，使玄学游魂尚有四出的余地”，在他看来，需要的就不仅是科学人生观的建设，“更需在客观上对于一切超科学的人生观加以科学的解释，比较证明科学之威权是万能的，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答适之”，《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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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照，对于“科学万能论”的反对也是玄学派在这一论战中的基本立场，后者曾再三体现：他们只是反对科学万能而非反对科学。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的结尾就曾专门加了这样一个自注以提醒“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他还曾就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发表了如下讲话：“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但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即“‘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人生观与科学”，《晨报副刊》，1936年5月29日）同样，张君劢对于自己的基本立场也曾作了十分明确的说明：“在国内齐呼科学万能的‘空气之中’，我乃以科学能力有一定限界之说，告我青年同学，其为逆耳之言，复何足异。”（“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上篇］”，1923年5月6日）这就是说，他所批评的正是这样一种认识：“吾国今日之人心，以为科学乃一成不变之真理，颇有迷信科学万能论者。”进而，即使在作出这一批评的同时，张君劢也仍然没有忘记声明，这一批评不是“劝人不相信科学、不重视科学，此则决非吾之本意”。（《改造》，第四卷第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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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今的角度看，“科学万能论”（更为一般地说，就是“唯科学主义”）当然是错误的，我们更应明确提倡对于科学社会功能的自觉反思——这事实上也就为应用SSK的视角对“科玄论战”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敞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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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SK视角下的“科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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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决定“科玄论战”胜负的主要因素？按照SSK的视角，以下一些因素无疑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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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学术文化界中普遍存在的对于社会现状的严重不满，并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正是导致落后的直接原因，应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具体地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普遍心态曾经历了由器物到体制最后又归结到文化这样一个转变过程；由于这是一个不断尝试又不断失败并使中国人感受到了更大耻辱的过程，因此，自五四运动以后，一般民众特别是学术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感就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显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何以普遍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传统文化的彻底决裂构成了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思想：“新文化运动之目的是多方面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均有极待改革之宣传；而其中心思想，则在于打破一切因袭的传说，一切旧有的权威，一切腐败的组织，对于文物制度学说思想均一一重行估定其价值。”（潘公展，“从世界眼光观察二十年来之中国”，《新青年》，21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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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转向西方也是当时人们普遍认同的一条出路，特别是，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由此可见，在当时出现对科学的普遍推崇，乃至认为科学无所不能并不允许对之有任何怀疑就十分自然了。“言近世东西文化之差异者，必推本于科学之有无。盖科学为正确智识之源，无科学，则西方人智识犹沉沦于昏迷愚妄之中可也。科学为近代工业之本，无科学，则西方社会犹呻吟于焦悴枯槁之途可也。科学又为一切组织之基础，无科学，则西方事业犹扰攘于纷纭散乱之境可也。吾人纵如何情殷往古，而于近代智识、工业及社会组织之进步，不能不加以承认。吾人纵如何回护东方，而于西方智识、工业及社会组织之优越，不能不加以承认。若是乎，东西方文化及国势而于西方强弱之分界，一以科学定之。”（“中国科学社之过去及将来”，《科学》，19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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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上可见，社会上对于科学的普遍推崇正是科学派能够取得“科玄论战”胜利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联系玄学派的基本主张来分析，似乎又可提出这样的疑问：由于玄学派事实上并不反对科学，其所提倡的也非全面的复古，毋宁说，相对于“科学万能论”，它所主张的对于科学的反思体现了更为先进的一种思想，其直接渊源也在西方，只不过是人文主义而非科学主义而已。从而，对科学的推崇似乎就未必一定导致玄学派的失败，恰恰相反，对于西方文化的热忱甚至还可为玄学派宣传自己的主张提供重要的外部条件。那么，我们究竟又应如何去解释科学派在这一论战中的胜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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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角度去思考，我们就可更好理解SSK的一个论点：论战策略也应被看成决定科学论战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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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以提及科学派所采用的“简单化”这样一个策略，即是将人生观的研讨等同于玄学，并将论战的对方直接斥为“玄学鬼”。这一策略应当说十分有效，因为当时在一般人、特别在青年学生眼中，“玄学”是一个人人反感的名词。例如，林宰平在“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一文中就曾指出：“玄学是专讲本体论的”；但张君劢“明明是讲他的人生观，并没有提到什么玄学”；“在君先生现在所攻击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本体论方面既不加攻击了，难道除了讲本体论之外，还有一个甚么叫做玄学么？”（《晨报副刊》，1931年6月2日）张东荪也曾指出：“丁在君先生为反对张君劢先生的‘人生观’，于是拿了‘科学’来打‘玄学’”；“哲学一天发达一天，玄学的意味早已变迁了。丁先生还要俯拾当时攻击玄学的话来说，未免近乎无的放矢。”（“劳而无功——评丁在君先生为反对张君劢先生的‘人生观’”，《晨报副刊》，1931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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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意识形态化也是科学派在这一论战中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策略，也就是说，由于玄学被当成了科学的直接对头，从而似乎不予以彻底消除就不能为科学的传播扫清道路。意识形态化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本应严肃的学术论战也带上了谩骂与人生攻击的味道：“玄学真是个无赖鬼——在欧洲鬼混了二千多年，到近来渐渐没有地方混饭吃，忽然装起假幌子，挂起新招牌，大摇大摆地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你要不相信，请你看看张君劢的《人生观》（清华周刊）！张君劢是作者的朋友，玄学却是科学的对头。玄学的鬼附在了张君劢的身上，我们学科学的人不能不去打他，但打的是玄学鬼，不是张君劢。”（《晨报副刊》，1931年5月3日）这显然也是张君劢发出如下感慨的直接原因：“以吾友在君之聪明，乃竟以我言为异端邪说。一则曰无赖鬼，再则曰鬼上身，三则曰义和团，四则曰张献忠之妖孽。此等口调，与中世纪罗马教士之伽利略后之宣告，有何以异。”（“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晨报副刊》，1931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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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学术上较为成熟的人来说，上述的论战策略就未必奏效，甚至还可能引起很大的反感。如林宰平在读了丁文江的上述文章后就曾评论道：文中采取攻击和谩骂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有不服的人，和科学所不能说明的心理状况，于是拿出先发制人的手腕，把他们叫做反常的人，并严厉地说道：‘反常的人，我叫他为疯子痴子。’可惜现在像在君先生所谓反常的事情太多了，并且他们也决非一顿臭骂所能慑服，除非到了科学能够解释这些事情的那一天。”林宰平并认为，丁文江是在拿科学吹牛，是讲空话、大话，“在君先生把科学极力的普遍化，烧酒兑水卖，分量越多，价值越少了”。（《晨报副刊》，1931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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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社会上的一般人、特别是青年人而言，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包括人生攻击等，却又往往能够产生十分明显的效果。徐复观在晚年就曾回忆说：“忆余年少时在沪购一书曰《人生观之论战》，于京沪车中总读一过，内容多不甚了了，唯知有一派人士斥君劢、东荪两位先生‘玄学鬼’，玄学鬼即系反科学、反民主，罪有不赦。自此，‘玄学鬼’三字，深入脑际，有人提及二张之姓名者，辄生不快之感。”（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第175页）张君劢的学生杨允元也说：“中学时代读到‘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时已是论战后好几年），才知道张君劢之名。大概当时一般青年像作者一样，都是充分赞同当日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和地质学家丁文江所倡导的‘科学的人生观’，尤其是为胡适所特别称道的吴稚老的嬉笑怒骂的文章所激动。对于张君劢呢，只知道他是讲甚么莫测高深的倭伊铿、伯格森的哲学的，我们好像觉得丁文江骂他为玄学鬼，似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在印度讲学时期的张君劢”，《传记文学（台湾）》，19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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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科学派在“科玄论战”中的获胜并非由于基本立场的正确性，这一论战的直接结果也只能说进一步增强了“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强势地位。而这事实上也可看成“唯科学主义”的一次具体体现，即是以真理的拥有者自居，并对不同意见采取完全压制的态度。这也就如林宰平在评论文章中所指出的：“现在在君先生的野心可大了，他不但想组织一系列的学问，还要把科学来统一一切。看他口气，简直像个教主……在君先生想用科学的武器来包办宇宙，上自星辰日月下自飞禽走兽，敢说声不依我的科学，我都认做邪魔外道，非严重讨伐不可……”（《晨报副刊》，1931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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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应特别强调一点：尽管科学派所采用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等论战策略在当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但即使就青年学生而言，他们之所以赞同科学派又并非是用情感完全取代了理智，因为这一立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当时我内心对于张君劢先生以及梁任公确有一些同情。自然科学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的社会问题自是事实，但科学方法也是正确的方法，而且张君劢先生以生机主义来对自然科学也不能动人心弦。就当时中国的客观需要而言，当国家受到重压制之下，科学确实是一个翻身的工具，讨论科学的利弊已落在第二义。”（劳干，“记张君劢先生并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影响”，《传记文学》，29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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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进一步提示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机械地去使用任何一种固定的分析模式或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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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十讲：大师的智慧与启迪 第十讲 科学的实践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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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转向”是西方以科学作为直接对象的各种学术研究（可统称为“科学论”，Science Studies）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的发展趋势。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的对立为这一发展提供了重要背景。这一讲我们将对此作较为全面的介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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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主要强调了这方面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反思基础上的前进。首先，正是通过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基本立场的自觉反思，人们逐步认识到了对两者进行整合的必要性，这也直接促成了由SSK向后SSK的转变；其次，对于科学活动实践性质的强调也可看作反思活动的一个直接结果：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传统科学哲学乃至SSK的一个共同立场，乃是对于理论优势地位的默认，而这一认识最终导致了所谓的“实践转向”。第二节不仅包括了“科学的实践观念”的一个概述，而且对这种观念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的积极意义进行了具体分析，以体现科学哲学应当而且可以对实际科学活动发挥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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