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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的实践观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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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实践观念”的核心在于：科学主要应被看成一种实践活动，而不是纯粹的理论知识。以下就依据皮克林与劳斯在这方面的工作具体地指明科学实践活动的一些主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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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皮克林的“冲撞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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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科学活动的性质而言，皮克林突出地强调了这样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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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科学活动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由于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在科学活动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就不仅应当清楚地认识科学活动的复杂性，而且应当明确肯定科学活动的异质性（多元性），特别是，应当依据特定的情境与对象具体地去界定科学活动的各个要素。例如，在《实践的冲撞》一书中，皮克林就曾分别以气泡室的建造、高能物理学中对夸克的追寻、数学中四元数的建构以及数控机床的推广应用为例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其中不仅涉及到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力量与人类力量，而且涉及到了理论与概念的力量，社会的和规训（传统）的力量，乃至政治的和经验的力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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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皮克林看来，我们应当明确肯定已有的科学活动对于未来科学活动的影响，这也就是所谓的“筑模”（Modelling）：“科学实践指向的科学文化的未来状态是在筑模（一种隐喻、类比）过程中从现存的文化状态中构造出来的。简要地说，这就是我关于现存的文化如何预先制约人类动机的时间延伸的基本思想。”（《实践的冲撞》，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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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于“异质性”的突出强调事实上也就是诸多科学论研究者何以特别喜欢使用“作为文化的科学”或“科学文化”等术语，甚至更将自己的研究称为“科学的文化研究”的主要原因。就如皮克林所说：“我想在这里概括后SSK的观点：这开始于可见的东西：试图把科学理解成一种实践过程，是各种异质文化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中文版序言”，第2—3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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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科学活动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期性。在明确肯定现存的文化如何预先制约人类动机的同时，皮克林又明确指出：“现存文化对动机仅仅是部分地预先制约的。筑模是一个没有既定的目的的开放式终结（open ended）过程”，“在我的分析中，纯粹的偶然性构成性地融入我们所理解和把握的冲撞模式中，并且这种构成性融入完全可以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情”。（《实践的冲撞》，第1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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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开放性终结”这一术语外，皮克林还引入了“阻抗与适应”、“瞬时突现”、“实践的冲撞”和“力量的舞蹈”等概念以更为清楚地体现科学活动的偶然性。即如，“阻抗体现在实践中有目的捕获物质力量的失败，适应则是应对阻抗的积极的人类策略”，以及“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是由隐藏的规律控制的，而应该认为世界的确展现为一个以开放式方式演化的活生生的场所——一个人与物的力量和操作在真实的时间中突现的场所，一个物质的、社会的和概念的秩序在我称之为实践的冲撞（力量的舞蹈、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的过程中持续突现的场所。”（同前，第20页；“中文版序言”，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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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于时间因素的突出强调。皮克林指出：“我们的着眼点在于要达到对科学实践的一种在真实时间中的理解。”（同前，第13页）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指明在“科学的文化研究”与冲撞理论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与联系：“文化研究与冲撞刻画了相互垂直的两条轴线：冲撞突出科学实践的时间纬度，文化研究则参与文化图景的断面描摹。”（同前，第265页）也就是说，由于突出地强调了科学活动的多元性和异质性，“科学的文化研究”主要可看成一种“共时性描摹”与“共时性拓展”；与此相对照，冲撞理论则可说是一种“历时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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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林还从这一角度对他的“冲撞理论”与传统科学哲学和SSK之间的区别进行了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社会理论把具体的情节同化为一般的图式。历史变成持久作用的科学理性或者持久作用的社会利益或其他什么东西的持久运作的一系列例证。关于这种历史的传统解释引导我们脱离历史的和文化的特征，趋向于一种不变的历史学家的潜存的历史纲要；历史由此成为一种无止境的单一的重复。然而，历史作为一种宏观冲撞实际上并非如此。……冲撞鼓励我们关注差异。”（同前，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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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科学发展的整体特征。皮克林指出，科学发展是一个不断去稳（deestabilized）与重新建立新的稳定的过程：“在实践中相互作用式稳定的实现是在同一实践个体的后继实践活动中的一次次去稳，以及相应的一次次的稳定性重建中获得的。……我们只能承认稳定性的知识总是倾向于在未来的实践中去稳。”（同前，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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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异质性（融合性）、开放性（不可预期性）与过程性（历史性）则又可以视作这一过程最为重要的一些特征，科学的无限发展就是通过实践的冲撞（力量的舞蹈、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得到实现的。在皮克林看来，这事实上也就为所谓的“实践转向”提供了具体的解释：“这些见解标志着在整个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领域对SSK研究传统的一个极有意义的背离。它们突出强调了一个新的主题——实践。认为由于实践本身的固有性质，它值得被研究和分析。……出现的科学新图景是，彼此不同的社会的、体制性的、概念的、物质的等科学的文化要素，在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中演化。不同的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实现稳定……‘相互产生’。”（皮克林，“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作为实践的科学”，载皮克林主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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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斯的“科学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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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皮克林相同，劳斯在《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1987）与《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1996）这两部著作中也同时使用了“科学的实践观念”和“科学的文化研究”这样两个词语，两者可以看成是密切地相关的；但是，至少从字面上看，劳斯更加倾向于将自己工作归属于“科学的文化研究”。他对于“科学的文化研究”的概述是：“关于科学的反本质主义，非解释性地涉入科学实践，以及强调科学实践的实地性和物质性，更强调它们的文化开放性，颠覆而不是反对科学实在论或认为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以及承诺一个来自科学文化的知识和政治批评。”（《涉入科学》，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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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斯还对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基本立场作了如下的具体说明：（1）“科学的文化研究拒绝科学有任何本质”，而是更加强调“对各门科学中的异质的敏感性”；（2）“对科学知识的说明性立场的反对”，特别是，“反对说明性立场将解释以及被解释内容之间界线固化”；（3）“坚持科学实践的实地性、物质性以及话语性特点”；（4）“科学实践的开放性”，反对“把科学共同体视为一个相对自我封闭的、同质的以及与其他社会实践或社会群体没有什么联系的东西”；（5）“对于长久以来的关于科学的哲学问题，像实在论及价值中立性，文化研究采取了一个颠覆而不是敌对的立场，他们挑战问题的规划本身，而不是想提出一个替代性的答案”；（6）“科学的文化研究有更强烈的自反意识，去关注它们自己的文化和政治活动，且不回避知识或政治批评”。（同前，第223—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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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则是劳斯对“科学实践”这一概念的概括与说明：“（1）实践由时间上延伸的事件或过程构成；（2）实践可以被确认为与世界不断联系的模式，但这些模式仅仅存在于其重复或连续之中；（3）这些模式只通过‘规范’的确立和强化而得到维系；（4）实践因此只在反对抵抗和差别中得到维系并因此总是联系着权力关系；（5）抵抗和差别的构成性角色更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一个实践的同一性从来没有为它的历史所完全固定下来，说明了为什么它的构成性模式不能被一个规则令人信服地固定下来；（6）实践重要（在实践及其不断生产和重新解释的冲突中，总有某些东西处于争议之中或事关重大）；（7）行动因以及联系实践的行动者（不一定局限于个体的人）都在部分程度上是由这种联系实际上怎样发展所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是一个比‘主体’或‘行动者’更基本的范畴；（8）实践不仅是行动的模式，而且是对世界的构造，其中活动可以明了的方式发展，因此实践包括了主体和环境；（9）实践总是同时是物质的和话语的；（10）实践是自发开放的，这是说，它们不进行划界，不能被限定于空间或实践上界定了的世界中的区域。”（《涉入科学》，第123—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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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就可看出劳斯在这方面的一些独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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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于科学活动情境相关性的突出强调。“理解意义和文化实践不能脱离理解这些实践发生于其中的环境，反之亦然。”在劳斯看来，“情境相关性”就直接决定了科学实践的变化性质，而不应被看成由相应的规则完全决定的：“实践是对一个情境进行回应的行动的模式。实践是动态的，因为这些模式只能通过不断地被产生而存在。……实践的再生产不能为规则所决定。在任何情况下，科学实践通常包容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解释上的差别。”（同前，第217，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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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为清楚地说明科学实践的情境相关性，劳斯突出地强调了科学活动的“机会主义”特征。例如，“许多科学研究的开展并不是因为人们觉得需要解决当前理论中已知的困难，也不是因为人们想要揭露诸如此类的困难，而是因为他们想要利用现有的资源：设备、技术、训练有素的人员以及相关的科学成果。”也正因此，对于科学实践而言，实践性技能就是最重要的：“不可能存在对研究机会的‘理论性’或‘客观性’的评估。这并不是说诸如此类的决定是非理性的或主观的，而是说评估的理由不可能脱离关于对象和实践领域的介入性与技巧性的‘技能知识’，或者脱离实践性需要——要做什么，希望获得什么。”（同前，第9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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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斯看来我们还可以依据“技能”与“理论知识”的对立对科学知识的性质作进一步的分析：“我所要提出的观点将以科学的技能、实践和技巧作为中心。这一进路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那里，唯一可以替代关于‘真正实在’的理论知识的，是一种不可传授或不可理解的诀窍。因此，为了理解科学知识，我们需要对技能和实践性的能知作正面的描述。它们建构了现象并使之稳定化，从而使科学家能够以见多识广的方式来介入并操纵它们。”（同前，第20页）因此，科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我们必须设法理解科学家是怎样从一种地方性知识转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而不是从普遍性知识转向局部的实例。”（同前，第IV，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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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于科学活动特殊性的高度重视。大多数科学论研究，包括后SSK研究，经常表现出来的一个弊病即是过分地强调科学与其他人类文化形式的共同点，却完全忽视了科学活动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劳斯在这方面可以说表现出了更大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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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共同点的同时，劳斯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研究在风格、研究主题、修辞尤其是结果等方面似乎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别，因此，他明确赞同哈贝马斯的这样一个论点：“自然科学反映了我们对技术性地控制周围事物的旨趣，……但是交往和共识的旨趣……支配着我们的相互解释。”劳斯并强调指出：“对于这些区别，任何一个有价值的解释都会把它们看成是我们文化的一种特性。”（《知识与权力》，第205，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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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实上也正是劳斯（以及各个科学论研究者）之所以特别重视实在论问题的主要原因。劳斯在这方面的独到见解则在于：“实践……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更大的关系综合体，其中主体和主体性被构造了。”（《涉入科学》，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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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行动者或认识者并不赋予意义于实践，而是相反，他们只是通过自己在当下进行的实践模式中的位置而获得行为者和认识者的身份”（同前，第27页）。同样地，“存在什么的确又依赖于我们在实践中能够呈现什么”（《知识与权力》，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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