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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于“科学共同体”的不同分析。与SSK一样，相对于科学共同体不同成员之间的共同点，劳斯更加强调了在他们之间所必然存在的分歧；此外，劳斯提出：“常规科学涉及共同的实践，而不是共同的信念。”（《知识与权力》，第32页）因此，即使我们仍然使用“科学共同体”这一词语，我们也应对此作出不同的理解：“科学家共有的不是一个信念的背景，而是一个他们可能属于其中而在理解上有分歧的情境。”（《涉入科学》，第25页）进而，我们也应从同一角度对“范式”概念作出新的理解：“范式首先不是获得认同的理论立场，而是概念化和介入特殊的经验情境的范例性途径”；“接受一种范式与其说是理解和相信一个陈述，不如说是获得和应用一种技能。”特别是，范式的接受未必意味着达成了共识，因为，“科学家们‘无须认同，或者甚至试图产生出充分的解释或使之合理化，就能在范式的同一性上达成认同。即使缺乏标准的解释或对规则的认同，也不至于妨碍范式对研究的指导。’常规科学涉及共同的实践，而不是共同的信念。”（《知识与权力》，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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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走向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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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学的实践观念”突出地强调了科学活动的情境相关性与不可预期性，人们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科学活动完全不可预期，那么，相应的研究对于实际科学活动而言究竟又有什么意义或促进作用呢？下面从两个方面略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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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努力发展“实践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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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理论指导下的自觉实践”是对于实际科学研究工作的传统定位，但是从科学的实践观念看，这显然又可看成“理论优位”的一个具体表现，即是认为理论相对于实践而言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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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按照科学的实践观念，我们究竟又应如何去看待具体的科学活动呢？特别是，如果否定了“理论指导下的自觉实践”这样一个定位，我们又应如何去看待理论与实践（更为一般地说，就是已有工作与新的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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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无论是皮克林的“冲撞理论”，或是劳斯的“科学文化研究”，都已经包含了对于后一问题的具体解答，如皮克林关于“规训的力量”在科学活动中重要作用的分析，以及劳斯对于“技能”的突出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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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少学者看来，我们应首先依据“科学的实践观念”对理论的性质作出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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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巴恩斯与布鲁尔等人在《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一个理论是在给定时间内的范例的集合，这些范例成为决定其他的理论应用能否实现的资源，成为更进一步问题解决的先例。”也正因此，理论事实上就可以看成一种隐喻：“在这种时刻，我们需要把理论概念视作一种隐喻。当一个过程中的熟悉内容被用来重新描述一个不熟悉的现象时，这种重新描述将不具有制度化的地位，在文字上讲它是含糊的，很少明确成为一个理论的内含。”（《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29，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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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斯的以下论述显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理论和规律是在具体的实例中，并通过这些实例得以理解的：抽象的形式只有在特定的用法中才有意义，接着用法又会被‘转译’，从而使在不同情景中的重复或改变成为可能。”进而，“理论应用是对某个具体的模型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特定场合中特定事例的需要，而不是从普遍原理进行形式化的演绎。”（《知识与权力》，第2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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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对于“理论”事实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即是将其看成“普遍性的原理”或“范例的集合”。由于这两种涵义互不相容，因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人们也就常常采用另外一个词语来形容后者，这就是“实践性智慧”（practical wisdo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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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地说，与“普遍性的原理”不同，“实践性智慧”可以说是“借助案例进行思维”——如果从思维形式的角度去分析，也就是说，它所追求的并非“由特殊上升到一般，再由一般重新回到特殊”，而是“由特殊到特殊”，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一个类比的过程，在其中我们还可清楚地看到“隐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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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劳斯关于“技能”的分析与强调显然可以看成属于“实践性智慧”的范围，也就是说，“它们是概括性的、可变的能知，是在给定的情境中认识‘做什么’和去做的能力，而无需给出一个普遍的说明以解释特定的场合中一个人的上述认识”；“不是通过学习和运用规则或信念行事，而是通过模仿和习惯，我们才获得了技能”。（同前，第6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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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强调的是，尽管我们在此突出地强调了普遍性理论与具体案例的区分，但又正如“借助案例进行思维”这一表述所清楚体现的，我们不应将“实践性智慧”简单地理解成就事论事，也即完全切断了已有工作与未来工作之间的联系；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十分重视揭示范例的普遍意义。这事实上也正是人们之所以将好的案例称为“范例”的主要原因——因为它对于新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或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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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斯关于“标准化”的论述就直接关系到了范例的普遍意义：为了清楚地揭示范例的普遍意义，所需要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普遍化”，而主要是一个“标准化”的过程。首先，“标准化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前人留下他们的研究很久之后，又把这些先前的研究纳入到可供进一步研究的素材中”。其次，“标准化”与“普遍化”的主要区别则又在于：“情境性的变化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方式加以削减，但不能完全消除”；恰恰相反，范例的推广应用的本质，即是由一种“地方性知识”转变成另一种“地方性知识”，也即是对于“地方性知识”的一种“转译”：“科学知识在实验室之外的拓展就是地方性实践经过转译以适应新的地方性情境。这并不是说科学知识没有普遍性，而是说它具有的普遍性是一种成就，这种成就总是根源于专门建构的实验室场所中的地方性能知，科学知识的经验品格是不可还原的经验指涉关系在地方性建构中的产物，而不是对适用于任何地方性情境之抽象的普遍规律的发现。”又，“这种转移不能理解为只是普遍有效的知识主张的例证化。……我们必须把转移理解为对某一地方性知识的改造，以促成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我们从一种地方性知识走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走向特定例证”。（同前，第121，216，123—12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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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关于我们应当如何发展自己的实践性智慧的几条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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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应当高度重视案例（包括正例与反例）的积累与分析，并能通过案例的比较获得关于如何从事新的实践活动的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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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学者看来，我们就可从这一角度对“专业实践者”作出具体界定：“一般专业实践者指的是反复进入某些特定情境的专家。根据各种专业的需要，专业工作者使用‘个案’……当实践者经历了为数不多的案例的许多差异时，他就能够‘实践’他的实践。他建立出一个关于期望、形象与技术的全面性资料库。他习得了要期待什么以及如何回应他的发现。随着他的实践渐趋稳定，即他处理的同类型案例越来越多，他就越来越少感到惊讶。他的‘实践中认知’将渐渐变得内隐、自然和自动化，他和他的当事人也将借此而认可其专业化的发展态势。”（舍恩，《反映的实践者》[11]，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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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之所以要重视案例，又并非是因为可以不假思索地将由案例所获得的经验直接应用于新的场合；恰恰相反，鉴于科学实践活动的复杂性和情境相关性，我们应当更加重视通过与案例的比较获得关于解决目前问题的有益启示，也就是说，关键恰就在于主体如何能够依据新的情境与目标任务对先前的经验作出必要的调整——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类比就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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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成功应用类比的关键所在，是如何能够做到“求同存异”：“当实践工作者理解了这个被他视为独特的情境之后，他便把它看成是已存在于资料库中的事物，把这个选址当成那个选址，并非要将前者分类到以往熟悉的类别或规则之中，而是要将不熟悉或特殊的情境，视为一个与熟悉情境相似却又不尽相同的情境。即使无法脱口就说出二者之间有何异同。”（同前，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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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为了应用类比，我们并不需要相关对象在各个方面都彼此相似，而只要求两者在某一方面或在某一抽象层次上是相似的，这就是“求同”，也即在抽象分析的基础上找出两个对象的类似之处。所谓“存异”，则是指新的猜测的产生并非简单的重复、模仿，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特别是，必须注意分析两者间存在的差异，依据情境与对象的具体情况对已有的经验作出适当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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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强问题意识、目标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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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学者看来，“实践性智慧”的又一重要特征，即是“行动指向”（action-oriented）而非“结果指向”的。（D.William，“The Impact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on Mathematics Education”，Secon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ed.by A.Bishop，Kluwer，2003，第484页）也就是说，人们在实践中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非如何能够发展出相应的普遍性理论或规律。由此可见，就案例的推广应用而言，我们也就应当特别注意是否有利于求解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也即相关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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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由此我们也就更容易理解在一般所谓的“科学叙事”与“借助于案例进行思维”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或者说，我们就不应把科学叙事理解成实际过程的简单记录，而应当是围绕问题去进行思考和分析。就如劳斯所指出的：“我所说的‘叙事’不是指一个文学形式，而是指一种理解自身行为之当前性的方式。科学家们明白自己的行动，主要是指通过把它理解为一种对过去研究所提情境的回应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涉入科学》，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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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案例进行适当分类的重要性：与单纯的数量积累相比，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对于已有知识和技能的良好组织。以下的论述尽管主要是就“数学问题解决”而言的，但对于我们目前的论题显然也是同样适用的：“良好的组织使得所提供的知识易于用上，这甚至可能比知识的广泛更为重要。至少在有些情况下，知识太多可能反而成了累赘，它可能妨碍解题者去看出一条简单的途径，而良好的组织则有利而无弊。”（波利亚，《数学的发现》，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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