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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反思性实践”事实上就可以看成对于“理论指导下自觉实践”这一传统定位的直接反对。就如黎纳雷斯与克雷纳所说：“这个概念挑战了这个假设，即知识与实践相互脱离，并且知识要比实践更加优越。”（“关于作为学习者的数学教师和教师教育者的研究”，载古铁雷斯、伯拉，《数学教育心理学研究手册：过去、现在与未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500页）另外，如果说前面我们主要强调了实践性智慧的“行动导向”性质，那么，对于反思与总结的突出强调则清楚地体现：“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行动中的认知，它建立在经验、对经验的反思和理论知识基础之上。”（庞特、查布曼，“关于数学教师的知识和实践的研究”，同前，第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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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学教育为例我们即可更好地理解“反思性实践”这一定位的合理性。国际数学教育界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基本事实，即是每过十年左右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口号或运动，而且，就总的发展趋势而言，又表现出了明显的“钟摆现象”。例如，20世纪60—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曾出现过轰轰烈烈的“新数运动”（New Mathematics），70年代则是“回到基础”（back to basics），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前者的直接反动；类似地，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是世界范围内以“课程标准”为主要标志的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的高峰时期，那么，就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而言，从21世纪开始则又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后改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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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数学教育圈内就可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尽管有过多少次的改革运动，其指导思想也是一变再变，最终却又似乎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这似乎已成为数学教育工作者的一个铁定命运：“期盼、失落、冲突、化解和再上路……”但又正是通过深入的检讨与反思，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这样一点：“当然我们可以抱怨，这些问题何以反复的出现，……我们也可反过来看，教育本来就是一种感染和潜移默化。如果明白这点，也许我们走了近半世纪的漫漫数教路，一点也没有白费，业界就正要这种炼历，一次又一次的反思、深化、在深层中成长……问题就是有否汲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邓国俊、黄毅英等，《香港近半世纪漫漫“小学数改路”》，香港数学教育学会，2006，“全书简介”，第1—2页）也就是说，为了取得真正的进步，最需要的就是积极的实践与认真的总结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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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关于“反思性实践”的一些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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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反思”我们不应作简单化的理解，既不应把它理解成“闭门思过”，也不将其等同于纯粹修养意义上的“吾日三省吾身”。相反，注重总结与反思的实践活动本身就应被看成一种真正的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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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反对专家至上。“理论优位”的一个具体表现，即是对于“专家引领”的片面强调；而基于“反思性实践”的立场，我们就应彻底改变这种主要依赖于“外界”的做法，并切实立足于自身的积极实践与总结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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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这也是当前所出现的一项积极变化，即有不少专家或理论研究者正在努力改变自己的传统定位。例如，在国际数学教育界，“就研究工作而言，仅仅在几年前仍然充满着居高临下这样一种基调，但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已转变成了对于教师的平等性立场这样一种自觉的定位。当前研究者常常强调他们的研究是与教师一起作出的，而不是关于教师的研究，强调走进教室倾听教师并与教师一起思考而不是告诉教师去做什么，强调支持教师与学习者发展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力图去改变他们”。（A. Sfard，“What can be more practical than good research？—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2005［3］，第393—413，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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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坚持独立思考，防止对于时髦理论的盲目追随。提倡“反思性实践”不应被理解成完全不要理论，或是彻底否定理论对于实际工作的促进作用，而是主要反映了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一种新的认识。例如，从“反思性实践”的立场去分析，实践显然就应包括“理论的检验与修正”这样一层涵义，也即我们在实践中应当坚持“尝试—检验—调整，补救，甚至是打破”（相关理论）这样一种立场；或者说，积极的实践与认真的总结和反思同样应被看成理论建设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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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应清楚地看到理论的多元化和相互比较的重要性。就如以色列著名数学教育家斯法德所指出的：“当一个理论转换成教学上的规定时，唯我独尊就会成为成功的最大敌人。……理论上的唯我独尊和对教学的简单思维，肯定会把哪怕是最好的教育理念搞糟。”又，“当两个隐喻相互竞争并不断映证可能的缺陷时，就更有可能为学习者和教师提供更自由的和坚实的效果”。（A.Sfard，“On two metaphors for learning and the dangers of choosing just one”，Educational Researcher，199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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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也就可以依据实践工作者对于理论的态度来判定其专业的发展水准。例如，“新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往往依据所谓的“普遍性法则”来对各个具体行为的恰当性作出判断，并且往往习惯于（更恰当地说，就是拘泥于）用“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即如将“好的理论”与“坏的理论”绝对地对立起来；与此相对照，处于较高发展水平的实践者则就能够通过不同理论或主张的比较与批判深入地认识它们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从而也就能在自己的实践工作中适当地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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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充分发挥社会互动的作用。对此仍可从专业发展的角度作出分析；专业发展事实上涉及到了个人与社会这样两个不同的维度；进而，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又十分重视个体对于相应共同体的参与、交流（共享）和互动，以及个体身份的形成与变化。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专业发展即社会过程”；当然，如果将个人的维度也考虑在内，“反思”与“共享”就应被看作专业成长最为核心的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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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为了促进自己的专业成长，科学工作者就应积极参与相应共同体的各种活动，包括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与学术会议等；即使是对于自身工作或具体观点的直接批判，我们也应善于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并以此作为自身的反思性工作的直接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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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此可见，对于这里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我们就不应理解成公众情绪的简单宣泄或直接反映，或是简单地等同于某些素朴的思想或信念；恰恰相反，它是指一些专门性的理论思想，不仅是基于一定的研究工作，更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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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当指出，由于过度集中于认识论的研究，科学哲学研究也容易与实际科学活动严重脱离。如劳斯所说：“可以理解的是，对于这些解释上的论辩，科学家们也许并不关心，……因为这些立场并没有为科学实践提供任何约束或建议。”恰恰相反，“合法化方案内部的这些冲突发生在远离科学实践的一个让人吃惊的高度抽象的层次上”（同前，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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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美国社会而言，我们还应特别提及社会的“民主化”在这方面的重要影响。就如列维特所指出的，美国社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倾向，假定在所有的事情上，任何一个人的观点都像其他所有人的观点一样好，所有的观点都有系统建立自己或者不受束缚地改变的权利，并且任何试图把其他人驱出场外的行为都是对我们神圣社会教条的粗暴侵犯。即使是科学，这个受到美国的浪漫精神特别钟爱的、带着进步与繁荣精神的科学，也一定要遵守这种特殊的游戏规则——大部分人都倾向于作此种思考。这样我们注定要接受一种科学多元主义，或者更悲观地说，一场终年不断的战争”（《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15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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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当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具体地去研究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乃至不同性别的科学家是否存在不同思维方法或行为方式等；但是，我们不应将科学家、科学认识活动与科学知识混淆起来，更不应因此而走向科学的“种族化”与“性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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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照舍格斯特尔（U.Segerstrale）的观点，后现代主义与SSK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的“主要兴趣在于价值和意识形态”，从而就代表一种政治上的激进立场；后者则“主要关注科学的传统理性主义解释模型的不合理性”，从而所体现的就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激进立场。（舍格斯特尔主编，《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0，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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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然，我们在此又应注意避免各种简单化的观点，即如认定所有的SSK学者都是这里所说的“强纲领”的坚定支持者，或是认定不同的SSK学者对于“强纲领”解释必定是高度一致的。这点由布鲁尔的以下论述就可清楚地看出：“有一些批评者认为，‘强纲领’之所以被称为‘强’，是因为它体现了下列主张，即知识‘纯粹’是社会性的，或者说知识完完全全是社会性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隐含在‘强’这个语词之中的‘力量’所指涉的是，所有知识都包含某种社会维度，而且这种社会维度是永远无法消除或者超越的。”（《知识与社会意象》，东方出版社，2001，“中文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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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此部分依据笔者与连冬花博士合作完成的论文（《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11年第2期）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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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除去“科学论”以外，在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领域我们也可看到同样的发展趋势，所谓的“实践转向”或“实践进路”更可被看成一个普遍性的学术思潮：人们力图“通过或借助于或依据某些实践的概念来思考人类的生活，特别是社会生活的机构与运转”（夏兹金等，《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中文版序言”，第2页）。当然，相关研究在不同领域中又有着不同的研究内容或研究重点。我们的讨论则仅限于“科学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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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些学者因此而引入了“赛博科学”（Cyborg Science）这样一个术语，除去自然力量与人类力量以外，它还包含有更多的力量或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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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另一种可能的做法，是将知识区分成“理论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两类，其中，所谓的“实践性知识”就相当于这里所说的“实践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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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笔者认为书名译为“反思的实践者”较为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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