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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安（以下简称“张”）：“纯粹哲学丛书”一出版，就受到读者的相当关注，其中有的作品一再重印，叶先生说你是这套丛书的首倡者与策划者，你想用“纯粹哲学”表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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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裕生（以下简称“黄”）：叶先生在丛书的两个序言里对“纯粹哲学”要表达的精神已作了很深入的说明。其实，“纯粹哲学”就是哲学本身，如果哲学保持为哲学本身，那么哲学原本就是纯粹的。而我们今天之所以强调哲学的纯粹性，乃是要反抗哲学长久的严重失守，以便让哲学回到自身。哲学本就是要从感性事物、从功用关系中解放、超越，而这也就意味回到自由。让哲学回到自身，就是回到自由。所以，当时用“纯粹哲学”想要强调的就是希望哲学守住自己，让哲学从它做不了也不该做的事情中摆脱，承担起它的真正使命，这就是守护自由与追问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纯粹的哲学就是自由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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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在这套丛书里有你两本书，《自由与真理》是关于康德的，另一本《宗教与哲学的相遇》是关于中世纪哲学的，这似乎是两个跨度很大的专业领域，你是怎么跨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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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从专业角度看，近代哲学与中世纪哲学的确跨度很大，但是，我很少把自己确定在某个哲学史专业，因为我是根据问题本身的引导来确定读什么书，找谁进行对话。我在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了近二十年，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只面对问题，而不太管“专业方向”。其实，这两本书，甚至包括早一些关于海德格尔的那本书，都贯穿着对诸如自由、时间、历史等问题的思考与讨论。从海德格尔到康德，再到奥古斯丁，对我而言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距离或鸿沟需要跨越。当然，我并不是说，古代哲学与近现代哲学没什么区别，我的意思是，如果从思考哲学问题本身切入，那么，可以很自然地在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切换。我还一直喜欢在中西哲学之间进行切换。因为在我看来，哲学本就是一种“大学”，它所明所立的“道理”应当是能贯通古今中外的天下普遍之理。所以，就哲学本身来说，它不仅能跨越“专业”，而且能跨越古今、跨越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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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你在《宗教与哲学的相遇》里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即“真正的爱是守于自由而让他人自由”。而这样一种与自由本身相关联的爱，会不会成为人沉重的负担，从而使人“逃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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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很乐意回答你这个问题。的确，这种爱，是每个人的一种责任，因为这种爱是一种普遍之爱。就这种爱是每个人能够且应当给予他人的爱来说，它是一种负担，一种责任，因为它要求尊重、帮助他人的独立自主。但是，就这种爱是一切人类健康情感的尺度而言，它又恰恰是对人类的一种解放，因为它要求人们从不利于相互独立自主的各种沉重情感中摆脱，解除各种过分的、越俎代庖式的情感负担。逃避普遍之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逃避自由。这种逃避有三个方向：或者沉迷于温暖的溺爱，或者沦落于冷漠的无谓，抑或迷失于轻视的侵犯。但不管往哪个方向逃避，逃避普遍之爱，就是逃避自己。我们平时常说做你自己，守住自己，其实就是守住自由，守住普遍之爱。这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呀。因为人们常常化身为各种身份—角色而处在“失位”或“离位”状态，所以，才需要哲学、艺术与宗教这些超越途径来帮助人们返回自由—自身。人不能总在逃避当中，不能总过逃亡的生活，他终究要有勇气担当起自由，担当起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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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在你的很多作品里，似乎都围绕着自由问题展开，一再出现“自由—自在”这一概念，在你看来，自由在哲学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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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的确如此，自由是一个一直让我苦恼的问题，也是一个一直让我激动的问题。在我看来，自由在哲学中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致可以说，哲学的使命就在于守护自由与追问自由。古希腊人说哲学就是爱智慧。而智慧就是要人从感性事物中摆脱，从受因果性关系决定的现象世界解放，而这就是走向自由。所以，爱智慧，也就是爱自由。哲学就是爱自由。叶先生最近的一篇论文就表达了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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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的思考与追问有两个层面的区别，一个是纯哲学层面，有时也叫形而上学层面，一个是政治哲学—政治学层面。后一个层面的讨论主要是要从自由导出权利，或者说，是为确立与维护个人的权利而涉及自由。形而上学层面的讨论则是要追问、确立自由本身。我现在更多的是在形而上学层面上思考自由，也做点让两个层面贯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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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同的思想传统都隐含着对自由的追问与觉悟，只是开辟的维度不尽相同。如果说古希腊人开辟了自由之摆脱—解放的维度，我权且称之为认识论维度；那么，犹太—基督教传统则开辟了自由之突破（禁令）与抗拒（诱惑）的维度，我称之为伦理学维度；而中国古典思想则开辟了自由之无待无碍的自在维度。自在，就是在自己位置的存在，能完全从自己出发而无所待的存在，这当然也就是自由的存在。所以，我说，自由是每个人被抛入的位置，是每个人的天位[13]。在这个天位上存在，也就是最真实、最本原的存在。所以，我把自由的自在维度视为一种存在论维度。我用“自由—自在”这一概念，就是要突出自由的这个维度。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思想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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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文景》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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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叶秀山：《哲学要义》，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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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文原刊于《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7月4日，题为“自适于家园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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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文原刊于《文景》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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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荷尔德林：“返乡——献给乡亲们”，参见钱春绮等编译《德国抒情诗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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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贺知章《回乡偶感》二首之一“离别家乡岁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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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嘉昌教授一直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他提出的“关系实在论”对于突破中国哲学教条，特别是把人们从“抽象的物质”崇拜中解放，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它曾启发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但一直未能满足我的思考。为什么不满足？一开始并不清楚，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知道。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与罗先生对话的过程。承蒙吴国盛教授邀约，把这个过程简写成本文，并发表于北大哲学系系刊《哲学门》2000年第1卷第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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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文为作者《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一书的附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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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文原刊于《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题为“什么是哲学与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史？”，在此个别地方作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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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这里“人间关系”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汉语里的“人间”常与“天界”相对应，基于汉语这一特殊用法而强调，人间关系要有“天界原则”，也就是以绝对的正义法则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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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李存山：“知人则哲：中国哲学的特色”，《哲学动态》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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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文原刊于《文景》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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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天位”是“自创”的一个概念，要表达人在天地间有一个“被给予的位置”，这就是自由。它是上天或上帝赋予每个人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每个人才是他自己，也才能成为他自己，才能“自在”；“失去”或遗忘自由，就意味着失去自己的位置，忘记自己的天位。这个天位是不可取代的，它是全部人性之所系。参见黄裕生：《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导论部分有关普遍之爱的讨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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