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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忽略双向度秩序情形下考察基督教的秩序思想，很容易陷入宿命论的危险：因为这种考察在关注既定秩序的同时，很容易忽视在这种既定秩序里包含着突破这种秩序的环节。现在问题就在于：如果不能打破这个秩序，那么也就意味着，人永远只是按上帝创世时创造的宇宙秩序生活，而不可能有别样的生活。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人只是一种“程序存在者”：他存在（生活）的秩序就是由上帝植入的程序，人将像电脑一样，永远只按被预先安装好的程序运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是被上好发条的自动机。他的一切生活与行动，实际上并不是他自己的生活与行动，而只是上帝行动的延伸。甚至按斯宾诺莎的极端推论，按既定秩序运行的事物与人本身，都不具有实体的独立地位，而只不过是上帝在具体的时间中的偶性与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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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人只能按上帝既定的秩序生活，那么，人实际上就没有自己的生活，而只有按上帝设定的程序进行的生活，也即代理上帝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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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上，人突破了上帝给定的秩序，因此才发生了堕落与受罚。也就是说，事实表明，人并非只能按上帝既定的宇宙秩序生活。这表明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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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在原有的既定秩序中，人是自由的，人被给予自由意志，而不是程序物。这才是上帝创世时设定的世界秩序中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对于上帝来说，人的自由意志并不是一个意外嵌入而能破坏或改变程序的病毒，倒是上帝自己的形象，是上帝赋予人的一种能够中断既定程序与突破一切秩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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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自由意志是原有既定秩序中的一个环节。换句话说，中断与突破既定秩序是原有既定秩序的一个环节。这才是上帝创世时设定的秩序最神奇的地方。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原有的既定秩序并不是秩序的全部，因为还有突破既定秩序后的另一种秩序，那就是自由者之间新的契约关系。这包括上帝与作为自由者的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自由者的每个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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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意味着，从三一性角度来理解世界与人的秩序是不完整的，因为这会忽略既定秩序中隐含的突破秩序这一特殊环节。所以，就人这个小宇宙来说，我更愿意从创世说去理解秩序问题。从《创世记》的启示教义来说，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与秩序问题相关：一个是一神论信念，一个是人类始祖偷吃禁果与被罚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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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论信念有很隐晦而深邃的哲学意味，而与秩序有关的意味则是，由于上帝是独一的神，因此他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以其全部的虔诚、全部的爱来面对他，而不允许通过把虔诚与爱奉献给中间代理人，来代理自己对上帝的虔诚与爱。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独自直接面对上帝。在一神论信念里，人—神关系是一种不对称的一对一的关系，克尔凯郭尔称为孤独者与上帝的关系。换成政治学语言说，就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意味着，对于任何他人来说，每个人都是独一的，不可替代的。这也就是后来康德哲学命题“每个人就是他自己的目的本身”所表达的真正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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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创世记》的一神论信念里，既隐含着人—神关系秩序，也隐含着人—人之间的关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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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类始祖偷吃禁果并因此受罚这一教义内容，把这种关系秩序进一步具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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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始祖偷吃禁果，表明人能够对造物主说“不”，而他对上帝说不之后，也即突破上帝禁令吃了禁果之后，受到上帝惩罚则进一步表明，人在被造时被赋予自由意志。因为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那么他就只会按本能与既定秩序生活，而不会对上帝说不，不会突破上帝的吩咐；进一步说，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也就是说，人的所有行动都是必然的，那么，在他偷吃了禁果之后，上帝也就没有理由惩罚他。既然行动是必然的，上帝凭什么理由惩罚做出这种行动的人呢？人偷吃禁果是堕落，而水往低处流、苹果往地下落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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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人类偷吃禁果并遭惩罚这一教义内容里，隐含着对人的一个基本理解，那就是：人是自由的，人有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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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自由意志，在人—神关系秩序上意味着，人—神之间既是一对一的关系，也是自由者之间的关系，一个是作为创造者的自由者，一个是作为被造者的自由者。虽然这意味着人—神之间的自由关系，是一种绝对自由者与有限自由者之间的关系，但是，既然是自由者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秩序就不完全是单向决定的，而是双向协定的，也就是契约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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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人的被罚可以被视为突破最初契约之结果，而堕落后的人类，也并不是失去了希望，上帝的惩罚本身就隐含着给予拯救的希望，而人类个体只要愿意，都可以为此希望做好准备。耶稣的到来，实际上就是要唤起新的希望，立下新的约定，以成全旧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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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人关系秩序上，人有自由意志则意味着，人—人之间首先是一种自由者间的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君臣关系或主奴关系，而是平等的自由者间的关系。所以，就人间世界而言，人之间首先要确立与维护的是自由者之间的关系秩序。自由者间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基督教看，这才是要问的最根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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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们的自由意志是上帝赋予我们而言，我们是从上帝那里获得自由者身份的。换言之，我们首先是在与上帝的自由关系那里，获得与他人的自由关系。所以，如果说我们因有自由而拥有绝对的、不可替代的权利、尊严与责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从与上帝的关系那里携带着我们的绝对性，进入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我们与他人关系的起点。这与中国儒家把孝即父子关系作为确立与他人关系的起点，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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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伟驰教授肯定会用他所熟悉的奥古斯丁后期的恩典论，来对我上述评论提出异议，特别是对于我对人的自由意志与人之为自由者身份的强调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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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基督教给哲学带来了什么？[5]——《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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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古代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事件大概要数罗马帝国的建立及其对无数城市、国土的掠夺与征服。然而，对于后世的欧洲乃至世界而言，最重要的事件却不是跨越欧亚非的世界帝国的建立，而是在这个帝国版图内发生的一件在当时人们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件，这就是基督教的产生与传播。罗马帝国征服了包括犹太人故土在内的整个中东，然而，由犹太人创立的基督教却最终征服了罗马，并改造了欧洲。不过，这种征服不是靠武力，不是靠强势，而是靠精神，靠柔弱，即凭信、望、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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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征服，也是一个充满冒险与牺牲的历程。除了使徒遭受迫害以外，基督教徒更是经受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各种迫害乃至屠杀。不过，这方面的牺牲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课题。我们要关注的是，在征服罗马过程中，基督教在精神层面上的冒险。罗马帝国不仅是建立在自己的多神教信仰之上，也是建立在由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为其准备好的希腊化世界之上。什么是希腊化世界？简单说，也就是被希腊文化教化、改造了的世界。而我们知道，哲学是希腊文化中最核心的东西。因此，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与立足，不仅要面对多神教信仰的抵制和反抗，而且要面对哲学的追问与质疑。如果说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在面对偶像崇拜与多神教信仰方面有犹太教的经验可资借鉴，那么，面对哲学，则是基督教较为特殊的精神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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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哲学的相遇，不管是对于基督教，还是对于哲学来说，都是一件重大事件。因为这种相遇将不像基督教与多神教相遇那样，最终由基督教取代了多神教，而是相互改变了对方，相互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历史效应。我们试图用导论的标题来概括这种相互的历史效应。“基督教哲学”——它通常以基督教神学的形态存在——可以被视为这种历史效应的一个集中体现。它是基督教寻求哲学理解、接受哲学追问的实践的直接产物；当然，也可以说是哲学试图去理解、开显基督教教义的思想产物。对于基督教来说，基督教哲学是其教义得到理解、认同，并因而得到维护乃至加强的一个有效途径，而对于哲学来说，基督教哲学则为其开辟新的问题与新的维度。后者正是本研究所要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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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哲学与基督教的相遇，究竟为哲学带来哪些新问题、新维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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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这种相遇迫使哲学在人类精神世界里打开了这样一些新问题与新维度：第一，绝对他者的问题与绝对原则意识；第二，自由意志问题与人格意识；第三，历史原则与希望意识；第四，普遍之爱与亲情的限度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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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哲学（还有艺术）既是人类自我解放、自我提升的方式，也是人类自我超度而返回本原的途径。但是，并非所有宗教和哲学都能真正回到本原。真正的本原只能是绝对，或叫绝对的一，否则，它就不是本原。对这个绝对的觉悟或意识，是真宗教与真哲学的标志。当我们说，基督教与哲学的相遇开显绝对他者问题与绝对原则意识时，并不是说，在此之前的希腊哲学没有达到对绝对的意识。不管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对善本身这一“理念”的追求，还是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对“存在”的追问，都坚定地表明了希腊哲学对“绝对”的深切觉悟。不过，基督教却给哲学的绝对意识带来了新的内容。不管是在哲学里，还是在宗教信仰里，绝对当然都是一个大于我的他者，一个我（们）能从中获得一切正当性理由和坚定力量的永恒他者。在希腊哲学里，这个绝对他者更多的是一个被追求和被追问的认识对象，而与我们的现象世界或尘世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有当我们把灵魂漂洗得足够干净而接近它，或者竭尽全力而认识它，这个绝对他者才作为真理引导着我们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在希腊哲学的绝对意识里，绝对他者是一个自在的他者，一个只能等待而不能自为的他者。使哲学觉悟到绝对他者既是自在的，又是自为的，因而是一个自在—自为的自由存在者，是基督教给哲学的绝对意识带来的新内容。在基督教信仰里，绝对他者不仅是全善的，而且是全能的，因而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者。也就是说，它是自在—自为的位格存在者。它不仅从自身中创造—开显这个世界，而且保持着审视这个世界，并最终裁定这个世界。——我们永远处在这个绝对他者的眼光的审视之下。因此，它与我们的现象世界和尘世生活息息相关。相对于我们而言，它不只是一个静待着我们去认识的对象，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逼视者与召唤者。基督教关于这种自在—自为的绝对他者的信念，大大强化和丰富了哲学对绝对他者的意识。而绝对他者之为这样一个自在—自为的存在者，使得出自于它的一切原则都是绝对的，人们不能以任何理由背离它，而不管人们处境如何。这既使原则获得了担当起一切苦难和不幸而穿越历史的力量，也促使了哲学对绝对原则或原则的绝对性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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