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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坚强些,愉快些。凡是由于我的不在而失去的东西——因为你不得不接受我之不在这一事实——请到一位比我更好的朋友那里去寻觅,即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寻觅。……他是一条将你的精神与我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只要你想到主,你也就时时在我身边,不论我走向何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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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恩宠,这是我们俩的共同经历。上帝也不会忘记你的灵魂得救。上帝之爱仁慈地抚慰着我,借我而抚慰着你,这正如往昔诱惑者也想借我而毁掉你一样。在那场转折即将发生时,上帝用婚礼这条牢固的纽带将我们紧紧地系在一起。我曾想永生永世占有着我无比爱的人,而上帝却只是想利用这一机会让我们两人都去侍奉他。……我们两人在基督身上合而为一,而且通过缔结婚约使我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个肉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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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你自己的心,你也就看到我的心。你会看到,你在你心中怀有对我的全部的爱完全活在我心中,成为我对你全部的爱。不要总是错误地推断,以为我爱得少些,你爱得多些……那曾激励你如此爱我,并将我选为你的得救的指导者的他,也曾同样激励我给予你相同的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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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非常幸福,整个心灵为你所占据。我悠悠地散步,享受着上帝的创造:鸟儿为我歌唱,花儿为我送来芳香……你无时不在,无所不在。你那明澈、深邃、晶莹的双眼时时处处注视着我。我感到你一直伴在我身边。这感觉真是美妙无比。俯身凝视流水,看见你的脸在天空露出微笑;合上我的双眼,看见你在我之中,完全在我之中,好似我们两人的存在在上帝之中,完全地合为一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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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由不同的恋人写于不同地点、不同年代的情书,不管是表达得温婉含蓄,还是抒发得火热直白,都表达着一个共同的体验与亲证:“我”因爱“你”而爱着他。换言之,爱情是通往那看不见的第三者即上帝的道路。在激情澎湃的热恋里,人们不仅向看得见的对方完全敞开自己,而且向看不见的第三者无限敞开自己;在把自己完全托付给看得见的有限唯一者时,也把自己全部托付给了暗的无限唯一者。爱驱使着人们不断向有限的他者敞开自己,也不断向无限的他者托付自己。因此,当情人们倾情相拥的时候,当恋人们倾心亲吻的时候,他们渴望的不只是肉体的临时满足;在他们全身心的颤抖中,在他们海啸般的激情里,隐秘地向往着完美的联合,隐秘地渴望着沉入那无边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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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亲吻”也就具有神学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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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一方面意味着,爱情里的亲吻、拥抱、性关系不仅具有超出生理方面的意义,而且具有超出世俗方面的意义,也即具有神圣维度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如果人们把爱情仅仅视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特别是把爱情中的性爱关系仅仅当做两性之间的相互满足与欢娱,那么其结果必定是缩小了爱情的天地,遮蔽了爱情的高空,使爱情除了通过性的结合与满足以外,没有别的出路。这一结果的体现就是爱情趋向物质化、平面化与性爱的快餐化、色情化。神圣维度的关闭,爱情的诗化度、纯真度也必将随之日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鲜度、时尚度与性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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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严重的是,一旦爱情的神圣维度被关闭而失去纵深度,那么痴男怨女都将难以遇到人人心中渴望的那个“你”,即便众里寻他千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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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曲阜或耶路撒冷在何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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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性科学普遍沉湎于“小学”的时代,追寻“客观的历史事实”几乎成了众多历史性学科的唯一目标,宏大叙述被斥为无稽之谈,解释努力被讥为学术歧途。于是,考古学忘情于挖掘,历史学迷失于文献,语言学沉溺于音韵。然而,实情却是,不存在单纯过去了的事实,任何发生了的事件只有在包含着某种未来视野的解释活动中,才会在当下(现在)成为历史事实;没有解释活动,任何发生了的事件,都永远被冰封于物理岁月而无法进入历史时间。所以,真正的历史不存于赤裸的事实乐园里。这被称为“历史的失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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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历史如此,一种文化传统也是如此,不管这种传统是思想性的,还是宗教性的。在解释活动之外,不会存在任何文化传统。不管是耶路撒冷、雅典,还是曲阜,它们的永恒性,它们的真实存在,都不在于它们是地球上的某个地方,而在于由解释活动打开的未来,在于由伟大心灵敞开的彼岸。作为圣地,它们是三种本原文化传统的伟大灵魂的显现地。但是,如果人们以为回到作为地理位置的耶路撒冷或曲阜,就以为回到源头,回到故乡,那么这一开始就找错了返乡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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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之成为耶路撒冷,曲阜之成为曲阜,不是因为那里优美或繁华,而是因为伟大的心灵曾在那里接受伟大的启示,曾在那里点亮历史的未来。所以,耶路撒冷在启示里,曲阜在未来里。朝向它们,是“返乡”,也是“重构”,但不管是返乡还是重构,都是一种永远不会结束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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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保有“返乡的意识”与“重构的能力”,最需要的永远是自由,而于今天,尤其是大学的自由,巴黎高师这个“小小”的“大学”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自由是打开伟大心灵的第一把钥匙,也是迎候神圣启示的必要准备,更是开启未来的真正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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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的时代,有各种说法,诸如消费时代、全球化时代、即时通时代、后现代等等,它们呈现了我们时代的不同面相,同时传达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我们每天都不得不置身于遭遇陌生与异域的境地。陌生的个人与异域的文化,每天都扑面而来,让人措手不及给出合适的表情,行出得体的举止,更来不及作出恰当的理解。于是,“翻译”不仅是一种临时的迫切,甚至成了我们时代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处境——人人都不得不在“翻译”中打开自己理解生活与世界的视野。“译后回眸”与“跨文化视野:旧典新读”这两个栏目的开设,就是基于对这个时代的这种“翻译”处境的体认。如果说前者要回眸的是对异文化文本的理解,那么后者要呈现的则是与异文化相遇、交融后的跨文化视野及其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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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精神形态中,文学在中国一向具有远超哲学、历史和宗教的影响力。它曾带给这片大地充盈的灵性与蓬勃的想象,那是在它守住纯粹的年代;它也曾在这个国度激起澎湃的激情与崇高的理想,那是在它拥有信仰的年代。然而,信仰退席时,纯粹也随即失守,中国文学迅即陷入“一马平川”的平庸之中:它在和文学评论一起制造平庸的同时,也把读者拉入平庸。中国文学的问题在哪儿?在它缺乏思想性——这是一位哲学家的诊断。的确,思想深度的一向缺乏,使中国文学不仅难以持久守护灵性的充盈与想象的蓬勃,而且一再轻率地以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自居,以此获得某种虚幻的救苦救难的身份,却从未严肃思考过人类解放的永恒性与真正前提。结果就是,它难以阻止激情不蜕化为革命的冲动、理想不演变成吃饭的教条。但是,这些,仅是文学本身之过吗?抑或是思想(哲学)与文学共同沉沦之过?或许还是更严重的文化之过?这是本期《文景》“特稿”栏里涉及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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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并不只存在于著作中,也存在于人生与生活里。有些人的生活就是一个知识的蓄水池,有些人的人生就是一部思想史。当然,这样的生活与人生,一定是积累的,是穿越了岁月的,所以,它的意义,它的启示,需要追忆。本期“追忆中的学术与人生”一栏,要呈现的就是这样的人生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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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文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开始,既是基于对过去的理解,也是基于对未来的期待,首先则是基于对作者的期待、对读者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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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一月于清华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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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复兴“国学”与会通天下普遍之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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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复兴国学成了一个热门话题。那么,怎样看待复兴国学,怎样复兴国学?这是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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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前,在中国学术界大概只有经学、史学和小学之类的区分,而没有“国学”这样的称谓。经学乃是经天纬地、立心开命的天下之学,绝不限于只关涉一国一族之兴衰。换句话说,经学就是要开显天下普遍之理的“大学”,而不是只为一国一族之特殊利益服务的“国学”。正因为经学始终以普遍主义的视野怀抱对普遍之理的关怀与追寻,才使得它不仅具有开辟中国千年历史的力量,而且在东亚其他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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