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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在康德哲学里，自由以及一切绝对的实践法则是在概念层面上，因而是在普遍必然性的层面上得到了确立与理解：每个人因理性而是普遍自由的，每个人也因理性而不得不是自由的。于是，自由被坚定地自觉为每个人的绝对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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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对人之为自由存在者这种绝对身份的自觉与确立，使启蒙思想不仅确立起了批判欧洲现实社会的学理根据，而且提供了建设未来欧洲社会的学理蓝图，而再无须从中国假借标准与尺度。因为人之为自由者身份在概念层面上的确立，也就意味着，作为自由者存在已被自觉为人的一切其他可能存在的前提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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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由者之间的关系法则理应成为人类共同体的全部基础，当然也应当成为任何社会与国家的全部基础。也就是说，自由者之间的关系法则不仅是评判欧洲现实社会的尺度，而且是建设欧洲梦想乃至人类未来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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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从自由存在者身份出发，对于人类政治共同体来说，自由者之间的首要法则就是绝对的权利法则。这一法则就是：因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能够做与任何他人符合普遍法则的意志相协调的一切事情；换言之，每个人因是自由的，所以，他能够按其意志行一切可普遍化而不自相矛盾的可能行为。这一权利法则是每个人一切不可让渡的权利（诸如信仰自由、思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的基础，也是每个人拥有可让渡的强制权（die Befugnis zu zwingen）的基础——正是这种强制权使每个人可以强制要求他人尊重、承认其拥有那些不可让渡的自由权。国家首先就建立在所有成员让渡的强制权基础上，这是国家全部正当性的基石。这意味着，国家的首要使命就是维护与保障所有成员那些不可让渡的自由权：人们让渡强制权，乃是为了维护与保障那些不可让渡的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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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合理、正当的，或者说，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才是合理、正当的，其尺度与基础全在于自由者间的权利法则。这一权利法则当然也就成了评判欧洲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尺度和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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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康德的批判哲学把自由作为其核心问题来确立与讨论时，不仅意味着德国启蒙哲学为评判欧洲现实社会与建设欧洲未来确立了学理上的标准和根据，而且意味着为评判一切人类社会与建设整个人类未来提供了学理上的标准和根据。因为只要人类达到了对其自由本质的自觉，自由者间的权利法则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国家共同体的合法性基础。除非人们还没达到在反思概念的层面上认识自由，或者除非人们能证明自由不是人的本质存在，否则，任何国家共同体的合法性都要经受权利法则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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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康德和所有成熟的启蒙思想家来说，不仅中国不能成为标准和尺度，而且中国本身也要成为批判与检验的对象。从权利法则出发，中国在早期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的三方面“优点”并不足以成为效仿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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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因为专制国家不管多么开明、宽松，它都是专制，并没有因其开明而改变了它不具有合法性的基础。因为国家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就是权利法则，而从权利法则出发，一个正当的国家必须对最高权力进行有效分解，以达到维护、保障个人不可让渡之自由权的目的；任何集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于一体的国家，都是背离权利法则而不合法的专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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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尽管中国的文官选拔制度使中国的权力集团对其他阶层开放，从而使国家权力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同，但是，这只是使权力阶层一部分成员的构成在程序上具有正当性，却并没有使整个权力集团的构成与配备获得实质的合法性。因为这样的权力集团作为一个特权阶层，依然是建立在少数人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实际上，任何一个权力集团，不管它的构成成员选拔自什么阶层，只要它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分解，它实质上都将只是一个特权阶层：它没有边界的权力不可避免地使它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置其他阶层的利益于不顾，直至损害、剥夺其他阶层的底线利益与底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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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伦理治国带来的温和、稳定，以启蒙思想观之，温和不过是一种世故，稳定不过是一种停滞。因为在以自由为基础的绝对伦理学看来，像德、忠、孝这些被作为治国之本的伦理规则只不过是些经验的、非反思的关系规则。也就是说，中国奉行的那些伦理规则还没达到概念自觉的层面，中国伦理学还不是反思概念的伦理学。凡概念的自觉，都是通过概念的反思而确立起最后的、可靠的超越性根据。在康德这里，这种超越性根据就是自由。正是这种超越性根据使一切伦理规则获得了绝对性与纯洁性，使由这些伦理规则建立起来的秩序首先是一种自由者之间的关系秩序，而不是父子、君臣、夫妻之间的关系秩序。由具有绝对性与纯粹性的伦理规则带来的温和，才是真正理性的、超世故（功利）的一种品德；同时，也只有建立在自由者之间的关系秩序基础之上的稳定，才是保持差异与多元的和谐，而不是满足与沉迷于角色关系的停滞。所以，在成熟的启蒙哲学家眼里，中国原来在早期启蒙思想家那里具有的“伦理优势”也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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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这些成熟的德国启蒙哲学家看来，中国社会不仅不再是人类未来的范本，它倒同样是人类要摆脱的对象，就如同欧洲的现实社会，也是要告别的对象，甚至从反思哲学角度看，中国是更需要摆脱的对象，因为它被视为属于更久远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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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康德等启蒙哲学家对中国的理解与评判，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并不是出于私人的主观情感，也不是出于某种时髦的社会思潮，而是出于他们成熟的启蒙思想。简单说，康德“不喜欢”“中国”，是出于“思想”，出于“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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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社会“虽然属于过去了”，但是，作为一个文化主体，它却是一个“本原性的民族”（我曾把古希腊、中华、印度与犹太民族称为四个本原民族），因而拥有一个本原民族所特有的思想胸襟与思想风范。所以，尽管康德与黑格尔对中国持有强烈的否定态度，但是，他们的哲学却一直受到中国思想界的持久重视与研究。至于他们的哲学为什么会一直受到中国思想家—哲学家们的持续重视，以及他们的哲学为什么成了中国思想界理解西方文化与开显中国思想新境界不可回避的环节，则是一个需要专文加以讨论的有趣问题。不过，我相信，对康德和整个德国哲学的研究与消化，不仅能帮助我们走进希腊传统的西方，同样也能帮助我们走进犹太—基督教传统的西方。所以，当我们这个本原性民族开显出新的思想境界、开辟出新的世界史时再回过头看，我同样相信，我们会发现德国哲学是我们经历过的一个最重要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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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〇年五月于清华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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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我们离近代有多远？[4]——我的近代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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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学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历史学不仅能确切地指出我们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始了近代，而且还以十分有把握的态度叙述了如何从近代向现代的迈进。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近代史学与现代史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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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历史学在进行这样的叙述时，它显然预设了一个基本前提：我们已从中古社会进入近代社会。而对于这一预设历史学本身并不能给出充分的理由。历史学的通常做法是：以当代人的生活世界为参照点，把离此参照点最近的一段历史称为“现代史”，把离得次近的一段历史称为近代史，在这二者之间，以一历史事件来标划近代—现代史的界限。在历史时间里，历史学的这种做法是顺理成章的事，有其自己的理由。但普通历史学的这种划分却不能从实质上将近代与古代区分开来。这种划分只具有标划历史时间的形式意义，因此，历史学当然也就很难充分回答“我们有什么理由宣称我们已进入近代社会？”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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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意味着，通过历史学叙述而给出的“时代观”很可能是不确切的，至少是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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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何为“近代”？“近代”作为一个历史时段，它一开始就是相对于中世纪（中古时代）而言的，它与中世纪的不同并非只是历史时间的自我划分的结果，而是有实质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人们有理由把“近代”视为一个全新的时代——在德文中，“近代”（Neuzeit）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其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新时代”。那么，与中古时代相比，“近代”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呢？新在人对自身的身份与使命的全新认识与自觉。在天地万物当中，人应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近代”的序幕就是在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审视与自觉当中拉开的。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自觉正是启蒙运动的一个核心所在。这也是人们提起“近代”时，总是与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启蒙运动，也就没有近代；或者说，没有启蒙运动，近代也就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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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它首先不是一种附属于近代社会的精神现象，相反，整个近代社会恰恰是以这场思想运动为基础。这是人类史上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大觉醒。在这当中，人才第一次发现了人自身（的恰当身份）。人不再是上帝的羔羊，或某种保护人的臣仆，人就是人自身，他就是人自己的主人。而这一切的全部根据或理由就是：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换句话说，启蒙思想家是以理性来确定人的合法身份，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最终人与上帝的关系也必须由理性来处理。每个人都能够也必须由自己的理性去理解自己与上帝的关系，而无须也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康德的“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无疑就是对这一思想的最深刻的表达。在这种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信仰里，上帝与其说是世界与人的主宰，不如说只是我们人类的永恒的道德榜样，是我们的理性为了理解和维护一切道德行为而作出的一个必要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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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启蒙思想的光芒照亮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世界本没有什么主人，作为理性存在者，人就是自己的主人，他是独立自主的。因此，人的存在是自由的。这是启蒙运动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一个结论。除非否认人是有理性的，否则就无法否定启蒙思想的这一结论。但是，启蒙运动之所以具有开辟人类史上一个全新时代的力量，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思想家从理论上得出这一结论，而且更在于每个被它启开了理性的人都会给出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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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本意就是揭去蒙蔽（昧），启开理性，让理性自己作出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启蒙运动是人类对自身的理性存在的自觉。这种自觉使自由成了个人不可替代的绝对要求（权利），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自由成了人的绝对命令。因为理性的存在就意味能独立自主地作出决断。因此，当这种理性存在成了人的自我意识，那么，自由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的必然要求。“宁愿在风暴中享自由，不愿在安宁中受奴役。”这种慷慨激昂的宣言只要在理性自觉的地方，就会被普遍地理解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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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什么地方仍供奉着“救星”，仍高唱着“救世主”的颂歌，也就意味着这个地方仍处于蒙昧中。因为在理性自觉的地方，人们不会容忍任何意义上的“救世主”；对“救世主”的任何妥协都意味着放弃理性的绝对自主而出让自己的自由，而这在理性自觉下是绝对不允许的。对于理性自觉的人来说，自由——独立自主的决断与思想——就如吃饭、睡觉那样是其不可抗拒的要求。维护与捍卫自由，不与“救世主”相容，是获得新身份、充当新角色的新人的根本标志。只有这种新人才能开辟一个全新的时代——近代。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成为启蒙思想家百般强调、不厌其烦加以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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