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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考古学实际上是以更实证的方式，帮助人们确立起与历史中的源头和他人的关系，从而使人们在获得更坚实、更确定的同一性身份的同时，获得信心与力量。这也就是考古学为什么会像哲学那样让人欲罢不能，也是为什么会有一些出色的考古学家如此钟情考古事业：不仅把青春献给了它，而且把一生的虔诚与寄托献给了它。因此，当我们的朋友、中国社科院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博士，在向我们讲解他在二里头的发掘工作以及他的学术见解时总是充满激情与虔诚，也就可以理解了。在他的考古学视界里，考古工作并不只是挖掘文物，更重要的是解读挖掘出来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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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我们正是通过解读文物而理解古人的生活世界，体会古人的成败兴衰、荣辱尊卑，从而穿越千年时空，与古人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古人已逝，但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的生活理念，却被保存在他们遗留下来的器物上。一个实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件文物，它必定进入过古人的生活世界，传达着“那个世界”的某种信息。必须解读出这种信息，才能与古人也即历史中的他者取得联系。出色的考古学者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文物本身，而是保存在文物中的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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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偃师市辖区内的二里头村一带，被一些学者确认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主要活动区域，这里发掘出来的陶器、青铜器以及宫殿遗址与安阳一带发掘的商朝器物遗址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迄今尚没有足以证明夏王朝存在的文字材料被发现。因此，在二里头一带发掘出来的文物在学术上并不被称为“夏朝文物”，而是被称为“二里头时期文物”，其中还分二里头一期、二期、三期、四期。我们从二里头和殷墟发掘的文物可以看到一种有趣的情形经常出现：有些后期器物的技艺水平反而不如前期的。这与时代的精神状态和政权的兴衰强弱直接相关。所以，器物的考古分期的根据是器物所处的地层，而不是器物体现出来的技术水平。而在生产技术能力决定一切的片面史观下，人们容易误以为更晚的器物技术一定要高于更早的。实际上，生产技术并不能决定一切，相反，技术倒受政治制度与生活理念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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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人仍很重视修筑阴宅，不过，阴宅一定远离阳宅。但是，在殷墟和二里头发掘的宫殿遗址却有一个会让今人惊讶的现象，那就是墓葬区就在宫殿附近，甚至坟墓就建在宫殿里，比如，武丁时期的妇好墓就是如此。这表明当时人们对阴阳两个世界的区分还不是很明确，对生死的理解与今人也迥然有别。在这里，正如“豪华的”宫殿紧挨着沉寂的坟墓一样，生与死、辉煌与退让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距离，因此，也许人们还并不溺生而忘死、因生而怕死。墓地与生活区的分隔，据说到战国才变得明确。这种分隔表明，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阴阳两个世界的区分得到了更明确的自觉。这种自觉拉开了生与死、辉煌与退让的距离。正如人们在宫殿里再也看不到坟墓一样，人们似乎也更容易只看到宫殿的辉煌，而看不到坟墓的退让，以至于因生而忘死。但是，如果一种生活是建立在忘却死亡之上的生活，那么这种生活一定不可能是真实的生活。今天，我们是否也会因我们的“宫殿”里没有“坟墓”而忘却坟墓的存在呢？这也许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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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历史学中的疑古学派，使中国人确信了几千年的夏商两个王朝的存在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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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考古学角度看，文字是最有力的内证材料。因此，为了确认夏王朝的存在，发现夏朝文字也就成了二里头考古活动的一个关键性目标。从商王朝使用的、被今人称为“甲骨文”的文字可以推断，一定存在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因为甲骨文已是一种很成熟的文字。但是，这种更早的文字能否被称为夏朝文字呢？这只有在发现了这种文字，并且这种文字本身证明了夏朝的存在之后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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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寻找和发掘这种古文字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确证夏王朝的存在乃至澄清夏朝诸王的谱系，更重要的是，这种更早的文字的发现将帮助我们更准确、可靠地理解四千年前的他者的生活世界，让我们与源头更接近了一步。而对先人的生活世界的理解与接近，可以使后人明白自己的生活是如何从历史的源头开出的，从而帮助后人确认自己的身份以及这种身份的历史合法性，借此使后人获得生活的信心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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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朝一日发现了夏文字，那么，这无疑将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件划时代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件在成就了一批雄心勃勃的考古学家抱负的同时，也把中国考古学带进了一个新的、也许是更困难的目标，即发现与接近“五帝时期”的生活世界。我相信，这个目标虽然困难，但对“五帝”也一定会有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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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发现了“五帝”之后呢？正如“之前”还有之前一样，“之后”也还有之后。考古学不会终止于任何划时代的发现。作为一门以遗存物为依据追本溯源的科学，考古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实证式的追忆活动，它通过发现与解读遗存物来穿越时间，接近源头和他者。但是，正如一切实证科学不可能达到那个绝对的源头一样，考古学也不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发现或达到那个绝对的源头。因此，我们说，考古学是我们穿越时间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人们对考古或考古游有兴趣，就在于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追忆源头的实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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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三年十月于北京三里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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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何处是我邦？[7]——从京剧《文姬归汉》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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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梅兰芳大剧院看了一出由李海燕主演的《文姬归汉》。我于京剧完全是外行，只停留于直接的感受与欣赏，至于唱腔、表演好在哪里，则不知所以，无以置评。剧目的情节则几乎是众所周知，也无须介绍。不过，这出戏倒是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每个人在抉择归身何处时都会面临的，那就是：何处是我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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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文姬归汉究竟是被迫的（正如她被掳向北漠时是被迫的一样），还是她自愿的，事实上也许并不能十分确定。不过，这里我们只从这个剧目本身的演绎来讨论问题。当曹操派使者周近出使南匈奴去迎接文姬归汉时，文姬已在北漠生活了十二载，并与左贤王一起育有一双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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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于接受曹操之请，同意送文姬归汉，无疑是出于政治考虑，他也只需从现实出发权衡得失来决断这件事；左贤王则比较复杂，一方面他显然不愿文姬离开自己，因为不管是从自己对文姬的感情讲，还是从两个年幼的孩子看，都难以割舍；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考虑单于的旨意，同时如果按剧情的演绎，他还得考虑文姬的意愿。但是，在选择离开还是留下这个问题上，内心最复杂而最难抉择的则是文姬本人。离开之难有种种，而难中之难则是骨肉亲情，一个母亲要抛却一对幼小儿女，其情何堪！其次是养育之情，生我者尊，养我者大，漠北穹庐虽非生育之境，却是劫后十又二载的养育之地，即便对此异域还不十分习惯，毕竟受惠良多于此间天地，一旦诀别在即，不免难舍难分。其三则是恩宠之情，文姬是在乱军中被掳到匈奴的，但是庆幸的是她得到了左贤王的爱情，列身王妃之位，虽然她并不一定爱左贤王，但是左贤王对她却是恩宠有加，这些是她在汉地未曾有、回到汉地也不会有的，所以，一旦离开也就意味着恩宠尊荣一并离去，这于任何人而言都不是一件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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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此种种离别之难，文姬最终却选择了离开，选择了归汉。这意味着她割舍了骨肉亲情，也舍弃了数身的恩宠与一身的尊荣！所以，为何选择归汉，也才成为一个沉甸甸的问题拷问过文姬，也拷问着每个人。文姬选择归汉，显然不可能只是出于汉地是父母之邦，因为汉地虽为父母之邦，但是，漠北却是子孙之邦，况且其父蔡邕早已在汉地的政治斗争中惨死狱中，家人流徙，已是存亡不知，故园破败，已是断垣残壁。两相权衡，孰轻孰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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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出于汉地是文姬的生养之地吗？其实更不可能，因为虽然文姬生于斯长于斯，却没能安于斯，倒是漠北的十二载给她提供了最安宁与尊荣的生活。剩下的一种可能就是归汉继承父志，续修汉史；据说，这也是曹操迎文姬归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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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目的显得有些抽象。它如何能够在文姬抉择中发挥如此决然的作用，以致让她抛舍一切？单就父志而言，父志有那么重要吗？难道母子之情、丈夫之尊也抵不过父志之重吗？这里或许真正该问的是，续修汉史为什么在文姬心目中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如果这只是一份史学工作，那么它还不如文姬留下来，利用尊贵身份之便替匈奴修一部匈奴史，更具有独特价值，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更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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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中国古人心目中，修史并非只是一份史学工作，而是承祖绍脉，成就大统的事业。不过，这里所要承绍的并非亲亲之祖、血缘之脉，而是超越于血缘亲情的“太祖与天命”，所以，所要成就的“统”并非血统，而首先是“道统”。修史的最终意义在于述道统以引政统，明道统以正政统。在中国古代，经、史之义皆在于此。实际上，这隐含着一个基本信念：在华夏大地展开的历史是行进在天道运行的道统之中，因而，这里的历史是有“正义”与“神圣性”的，简单说，有来自天道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这意味着，汉地展开的历史，既有由天道开启的绝对源头，也有由天道担保的可靠未来。这一信念构成了华夏文化的内核之一，它实际上把历史引入了人类自我理解的世界图景当中，使历史成了人类自我理解、自我定位的一个基本维度。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因此而能够通过对历史的叙述与理解来获得存在的伟大力量。华夏文化的这一历史信念正如犹太—基督教文化的历史信念一样，都包含着对人类自身的历史性存在的深刻觉悟。这种觉悟是这两种本源性文化对人的深度存在的一种共同的深切洞见。正是对人性深度的这种洞见与觉悟，使华夏文化与犹太—基督教文化能够深入人心而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之所，能够对人类本身具有巨大的教化与提升力量，从而开辟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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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曹操不惜重金迎回文姬，续修汉史，以图文治，并非只是一种政治策略或政治谋划；而文姬割舍人间亲情，抛下一切，决然归汉，也绝非出于汉地为父母之邦，或汉地为自己的生养之地。不管是对曹操来说，还是对文姬而言，续史以达文治，首先都是一种信仰行为，都是在践行华夏文化的一个基本信念，通过这种践行，达成在天道史观下的某种自我理解、自我认同，从而获取某种永恒的力量。所以，文姬在面临“身归何处？”时所抉择的回归之地，并非空间意义上的汉地，而是文化上的汉地。也就是说，促使文姬放下一切，毅然回归的国度，不是生养之邦，而是信仰之邦、文化之邦，也就是代表着文明与希望的未来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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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每个人在抉择“身归何处”时，最后确定的回归之地，往往首先是“心”可皈依之地。身归何处的问题，实际上首先是归心何处的问题。真正的故乡，真正的家园，在文化之中，在信仰之中，而不在地理上的某个确定之地。如果说空间上的某个地理位置成了人们心向往之的回归之地，那么，这个地方一定是文化（特别是信仰）中的圣地。唯有文化与信仰，能给每个漂泊者以家园，能把每个在路上的行人引向故乡。当人们在心中发问“何处是我邦？”时，那么，真正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我邦”在文化之中，在信仰的深处。哪里没有文化，那里就不会成为“我邦”；哪里没有信仰，那里就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家园；哪里没有信仰，也没有文化，那里永远只会是人们的客居之地，或逃离之所，而永远成不了安宁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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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所有文化与所有的信仰都能成为普遍“家园”，成为更多人的“我邦”。在文姬时代，匈奴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文化与宗教。文姬当然既熟悉汉文化，也熟悉匈奴文化，但她最终选择归汉。这意味着汉文化信仰才成为她的家园，才成为她心灵深处的向往之邦。面对多种其他文化传统，一种文化与信仰能够成为熟悉多种文化的人们皈依的家园，它也才能成为更多人的向往之邦，成为更普遍的家园。而一种文化信仰在众多其他文化传统中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普遍皈依的家园，不是因为它有强大的国力或权力的支持，而必定首先是因为它对人类自身与世界的洞见达到了其他文化所没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并因此更能深入人心而安顿人心，更能把人类教化、提升到更高的文明，从而开启着未来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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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的东亚世界，华夏文化在广度与深度上，在对绝对性事物的系统把握上，都是其他文化所不及的。正因为如此，不仅文姬归了汉，所有原本异于汉地的民族，包括所有那些在地理空间上征服了汉地的民族，都归了汉。整个东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归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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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文化与信仰的力量。武力与经济实力本身永远只是一种“现在”的力量，一种当下的力量，它可以征服地理空间，但是征服不了有深度的文化与信仰，征服不了历史与未来。相反，任何一个只有强大武力的权力实体最终都必定被深度的文化信仰所归化与征服。基督教信仰产生于罗马帝国一个弱小的犹太人群当中，但是，它的普遍主义精神使它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坚定而缓慢地传播开来。面对罗马帝国的强大武功，基督教徒可谓赤手空拳，柔弱至极。在帝国三百多年的各种迫害乃至屠杀过程中，基督徒几乎没有什么还手之力。但是，罗马帝国这个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强权实体不仅没有消灭掉基督教，反而被基督教所征服，最终成为一个基督教世界。不仅成千上万的普通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而且连罗马帝国皇帝也成了基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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