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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三点，是以宗教大法官为代表的“我们”对耶稣的“自由事业”的重大“修正”：鉴于多数人的自由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再以自由为旗帜引领人们的信仰，而要以面包、奇迹和权威为旗帜统一人们的信仰。这一修正的结果就是上帝的自由事业成了魔鬼的奴役事业。因为这三面旗帜也就是魔鬼引诱与奴役的旗帜。这一点，宗教大法官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对耶稣说：“我们拥护的不是你，而是他，这就是我们的秘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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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宗教大法官实际上给出了修正耶稣事业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理由。首先当然是因为在以他为代表的“我们”看来，人的自由，至少是多数人的自由，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致相对于各种诱惑而言，人不可能守住自由。所以，试图通过尊重与维护人的自由来获得一种纯洁、真诚而充满爱的信仰是一项不可靠的事业，因而必须加以修正。同时，也由于第一个原因，耶稣实际上抛下了弱者，也就是大多数人，而“我们”不能舍弃多数人，因为“我们”时刻都面对着这些弱者，需要照管这些弱者，而他们也需要“我们”的照管。但是，这些弱者需要“我们”怎么照管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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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法官看来，显然不可能像耶稣那样，以尊重和维护他们的自由的方式来照管他们。他们不需要、不喜欢这种照管方式，相反，他们首先要求“我们”接过他们的自由，承担起他们的自由。因为对于这些弱者来说，再没有比自由更让他们痛苦的东西了。首先，不管是行动的自由抉择，还是良心的自由评判，都让他们苦不堪言，夜难成寐。其次，自由使他们有能力突破所有禁令而不断亵渎上帝，叛逆成性，可是他们又不愿意且无力忍受由此带来的不安、骚乱与不幸。自由于他们而言，似乎是一个注定只会遭遇不幸的诅咒，似乎是一条通往不幸的单向街，永远找不到逃避绝望的岔口。对于这样的弱者，如果以尊重和维护其自由的方式来对待他们，那么，这实在是过于高看了他们，过于抬高了他们。这不仅于他们无补，反而于他们有害。因为看重他们的自由，鼓励他们的自由，无异于就是鼓励他们走向只有不幸与绝望的单向街。不是这样吗？宗教大法官以“历史事实”“有力”地向耶稣“证明”说：“所以在你为了他们的自由受了许多苦以后，不安、骚乱和不幸却成了人们现在的命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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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大法官看来，让这些“沙子们”自由，也就是让他们自己决定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结果只会一塌糊涂，而绝不会产生出纯洁的信仰、合理的秩序。他们既管理不好自己，也不愿意自己决定自己。所以，只好由“我们”来管理他们，照管他们。而且，既然让他们自由只能导致不幸与混乱，那么，“我们”首先就要从他们手中接管过他们的自由。这是把“沙子们”从不幸与骚乱不已的单向街解救出来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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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用什么去解救他们呢？如何从他们手里接过他们的自由？正如他们的自由总是屈服于面包与奇迹（神秘）的诱惑一样，面包与神秘也就是“我们”接管他们的自由的最好武器；也由于自由一到他们手中就会成为混乱与纷争的根源，所以，只有诉者权威与利剑，才能在他们面前确立尺度与界限，从而给他们带来秩序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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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为了把人类中的多数从混乱、纷争的不幸中解救出来，从而给他们带来富足与安宁，也就是给他们带来幸福，“我们”必须吸取耶稣为了他们的自由竟拒绝了面包、神秘与权威这三面旗帜的惨痛教训，坚决地接过这三面旗帜。是的，为了他们的幸福，为了多数人的幸福，“我们”需要面包、神秘，特别是权威及其伴随的利剑。相对于多数人的脆弱自由而言，唯有权威、神秘与面包能给他们带来安宁与富足，带来幸福。从耶稣的教训，“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可以使人们得到幸福的唯一的道路”[19]。所以，宗教大法官几乎是骄傲地说，在接过了这三面旗帜“八个世纪”之后，“才破天荒第一次可以想到人们的幸福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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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果说，自由竟是如此微不足道，不仅抵挡不住诱惑，甚至还成了多数人混乱与不幸的根源，那么，威权与利剑，神秘与面包就是解救人类于不幸而带给他们富足与安宁的唯一途径。也就是说，为了多数人的幸福，需要借助于权威与利剑，也只有借助于权威与利剑！就像宗教大法官所经常做的那样，为了公众的秩序与安宁，需要宗教裁判所的权威来对那些思想上混乱的人进行公正的裁决，在他们的面前毫不犹豫地竖起绞架或支起柴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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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幸福高于自由，优先于自由——在宗教大法官看来当然如此——那么，权威与利剑就永远是管理人类的一面旗帜。这一方面意味着，哪里高喊着人民的幸福高于一切，哪里高唱着“地上出了一个大救星”，哪里就一定飘扬着权威与利剑的大旗；另一方面意味着，哪里盛行着权威的统治，哪里挥舞着利剑的威胁，哪里就打着人民幸福的名义而蔑视自由、反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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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人类历史上所有独裁者，特别是所有试图既控制人们的肉体又控制人们的思想的极权统治者，无不像宗教大法官一样怀疑人的自由，轻视人们的自由，直至反对人们的自由，并且总是以多数人的幸福的名义挥舞着他们手里时刻紧握着的利剑。所以，被基督再临所妨碍的“我们”，并不只是宗教大法官们，还有所有的独裁者与极权统治者——其实他们也都是大法官，因为他们都以为大众谋幸福的名义无视人的自由。正如别尔嘉耶夫敏锐地看到：“哪里宁要幸福而不要自由，哪里短暂的东西高于永恒的东西，哪里爱人类与爱上帝相对立，哪里就有大法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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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耶稣作为维护与捍卫人的自由的形象，不会只在西班牙再临，也不会只在15世纪再临，而会随时再临到世界任何地方，特别是在自由被怀疑、被蔑视、被压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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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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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被宗教大法官突现出来的自由与幸福的这种对立，实际上是一个假象，是一种假的对立。因为自由与幸福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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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他对人类自由的怀疑是值得怀疑的。换言之，他对耶稣的自由事业的修正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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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的自由相比，人的自由的确是无力的、软弱的，并不像神的自由那样能必然地抗住一切诱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的自由必然地抗不住诱惑。相反，恰是由于人的自由，也只是由于人的自由，使人有可能抗住诱惑，使人不必然地跟从诱惑。在天地之间的所有被造物当中，只有人因有自由而能超出本能、突破必然性，能以自己的意志决断对“面包”说“不”，对一切诱惑和必然性说“不”，哪怕要为此付出惨痛代价，直至牺牲生命。在这个意义上，人因其自由而获得了所有被造物中最伟大的力量。这也是人的全部高贵品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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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被给定的超越性能力，自由甚至就是人被抛入这个世界的一个天位。自由不是人身上一种可以取消或附加的品性与功能，而是人不得不在的一个位置，是人不得不承担起来的一种存在方式。换言之，自由是人的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而非存在物意义上的功能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甚至是不可被剥夺的，而只能被蔑视、被压制与被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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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自由而能超出本能、突破必然性而抗拒诱惑，人才能确立规则，而颁发规则也才有意义。换言之，一切规则实际上都是以人的自由存在为前提的。也正因为人的自由实际上只可被蔑视与压制，而不可被剥夺，所以，即使是在权威与利剑下，规则也才一样是需要的，并且也才是有意义的。如果在权威统治下，人的自由真是被剥夺、被取消，因而人的所有行动都成了必然的，那么，权威颁布的一切规则就是毫无意义的，甚至连利剑也将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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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说人类的纯洁、虔诚、团结等等崇高的东西，直至人类的底线存在——自保这样的东西，都必须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那么，也就意味着，一切希望都只能寄托在人的自由之上。因为只有自由，规则于人类才有意义；也因为自由，人类才能制定规则并通过改善规则来改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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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没有自由，也就是说，只有铁链般的必然，只有必须盲从的命运，那么，人类也就无所谓未来与希望。因为在只有必然的地方，人类也就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意志去打开自己的愿望与未来。因为他的未来已被命运封闭，他的愿望已被锁进了必然。而如果连愿望都不能有的地方，人们如何能够有幸福？实际上，人们甚至连幸福都不能想望！在没有自由的地方，在人们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去决定自己的行动与规划自己的未来的地方，人们如何能指望拥有自己的幸福呢？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自由，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对于人类来说，自由是幸福的前提，而绝不是像宗教大法官认为的那样，只有交出自由，放弃自由，才能得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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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我们到处都可以找到活生生的证据来证明，人们不因自由而忠诚，倒因自由而叛逆成性；不因自由而高贵，倒因自由而卑劣下流；不因自由而坚强，倒因自由而软弱不堪！他们甚至不因自由而有秩序，反因滥用自由而混乱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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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如此，自由依旧是我们的一切希望之所系。因为人们也一样会不因自由而叛逆无常、软弱卑劣，倒因自由而忠贞不渝、强大高贵；不因自由而混乱不堪，恰因自由而秩序井然。实际上，我们也只能对自由抱以希望，因为人的自由固然软弱，却又是人身上最强大的力量，是人身上一切崇高品性、一切伟大风范的源泉。只有凭借自由，而不是其他，人才可能走向纯洁、崇高与伟大，才能得救。因此，如果真爱人类，那么，维护与尊重人的自由，永远是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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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与维护人的自由，这是人间真爱的核心所在，也是耶稣对人类之爱的核心所在。耶稣把这种爱不仅给予所有的善人，也给予所有的恶人。因为恶人也一样只有从自由才可能走向善，只有在自由里才能得救。所以，在监狱里，耶稣虽然一言不发，却给了宗教大法官一个热情的吻[22]。这个热度直涌心里的吻，是耶稣给予宗教大法官的爱，是对后者的自由的尊重与维护。虽然后者是已向魔鬼投降了的真正罪人，但是，耶稣仍以热吻对他和他的自由抱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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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人类，必定对人类抱以希望，而这必定首先是对人的自由抱以希望；也只有对人的自由抱以希望，才真正是对人抱有希望。对人的自由失去信心，结果必定是对人失去信心。而轻视人的自由、否定人的自由，在根本上就是敌视人自身，否定人的希望与未来。如果说在蔑视、否定人的自由的地方还有人的希望与未来，那么，这一定是与人们自己的意志无关的希望与未来，因而绝不是人们自己的希望与未来，而只是被动接受的东西，甚至只是被迫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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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大法官反对耶稣再临，禁止耶稣再到人间走动，是因为他妨碍了“我们”的事业。妨碍“我们”什么事业呢？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就是妨碍了“我们”轻视、压制人的自由，以便给人带来幸福的事业。而耶稣在人间走动，将一如既往地尊重与维护人的自由，这势必威胁到“我们”建设人类幸福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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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宗教大法官反对基督再临的真正理由，是他怀疑、蔑视直至反对人的自由。[23]而他之所以蔑视乃至反对人的自由，是因为他不相信人的自由，他只看到人的自由的软弱，而没看到人的自由的崇高与伟大，以致他不相信人能得救，能走向纯洁、崇高与团结，而只相信，人只配享在权威与利剑下的秩序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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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的自由是柔弱的，同时又是人身上最坚强伟大的，它可以被蔑视、压制，但是永远不可被剥夺、被取消、被代理。这是其一。其二，权威与利剑虽然是靠压制人的自由建立起来的，但是，它确立的规则同样是要以人的自由为前提的，因此，它的存在与持续，实际上仍是取决于人的自由，而并没有像宗教大法官和一切独裁者希望的那样，取消了自由带来的问题。其三，权威与利剑下的幸福，由于不是出自人们自由意愿的幸福，所以，它永远是被迫的幸福，因而是虚假的幸福。如果说这种幸福是与自由相冲突的，那么，这是一种虚假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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