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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忘却死亡而沉沦关联世界是人的一种可能命运,那么也就意味着追求与维护虚假的“私人尊严”是人的一种可能性存在。“私人尊严”的虚假性不在于它的虚无性或无效性,相反,它倒具有十足的现实性、实效性(Wirklichkeit)。谁能否认检察官与被告这两个角色的“私人尊严”(不是“个人尊严”!)之间那实实在在的差别呢?而当你由一个学者摇身一变为一个手握实权的官僚时,那倍增了的“私人尊严”足足会让你回味无穷。“私人尊严”的虚假性在于它的“比较性”和临时性,也即在于它的相对性。它完全是由后天的经验关联决定的,与人的自身存在即自由无关,也即说“私人尊严”只存在于关联中,也只对关联中的常人来说才是有效的。一个人一旦卸下“角色”而退出相应关联,他原来拥有的“私人尊严”也便烟消云散;而在一个维护着自由的人心目中,即便威如高山的“私人尊严”也被视若无物。此即不卑不亢之谓。简单地说,“私人尊严”的虚假性就虚假在,它的存在只是一种关联性的存在,只是关联中的一种意义,而与人的正当的真实身份,与人的真实生活无关。每个人的绝对尊严来自他作为人的正当的真实身份,这种个人的绝对尊严对他人来说,意味永恒的共在和绝对的平等;而“私人尊严”则永远意味着与他人的暂时共在和对他人的临时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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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生有“赤子之心”而爱真理,却又常常以假当真;人人生有神性而求永恒,却又往往沉湎于临时角色。当一个人越专注于其充任的角色,越醉心于追求“私人尊严”,也就意味着他越以假当真,越以临时世界为永恒生活,而在根本上则意味着,他越严重地忘却和掩盖死亡。因为正是忘却和掩盖了自己的死亡,他才会心安理得地热衷于他的角色生活,才会在不知不觉中把角色当做他最重要、最真实,甚至是唯一的身份,以致认为他天生就是为了充当这一角色,因而可以永远当下去。人一旦忘却了自己的死亡,他也就很自然地把他所充当的任何角色视作是不死的。而角色带来的“私人尊严”理所当然也成了他心目中最重要、最真实的生存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恰恰要反过来说,一个人把自己的死亡掩盖得越深,他必定越生活在虚假当中,因为他必定越以自己的角色生活为自己的全部生活,越以“私人尊严”为自己的唯一尊严。托尔斯泰对伊凡·伊里奇热衷于其角色(检察官)生活与追求“私人尊严”的刻画,正是要表明他如何固执地忘却自己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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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对死亡的掩盖是如此之深,以致虽然疾病已在他体内引起可怕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但他始终不能正视死亡的存在,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处之泰然,他既莫名其妙,也无法理解这怎么可能。他总想撇开“自己快要死了”的念头,努力想把它当做假的、不公平的、不健康的,力图召唤别的念头来代替它。他现在“大部分时间消磨在试图恢复能把死置之脑后的感觉上,有时候他对自己说:我将再去办公室,那一定能使我活下去”(第六章)。于是,他真的办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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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人生太容易假作真时真亦假。在把死亡掩盖得严严实实的生活世界里,那最令人操心的不就是充当什么角色的问题吗?还有什么比维护和巩固自己的角色地位更重要的?还有什么比在这种角色位置上体会到的那美好的“私人尊严”更真实的?相对于角色生活来说,一切生活问题都只是生活琐事,它们都将围绕着角色生活的展开来解决。在这个生活世界里,死亡甚至作为字眼都很少在人们心中闪现、停留。因此,当它通过病痛而显示它的现实存在时,伊凡·伊里奇感到莫名其妙:在这个如此有“意思”、如此重要的生活世界里,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个陌生的绊脚石?这肯定是搞错了。于是,死亡这一生命中最本己、最真实的可能性存在反而成了假的,成了不健康的幻觉,它至少像其他生活问题一样,可以通过“办公”来消除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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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亡的这种掩盖构成伊凡·伊里奇生活中的一个“弥天大谎”。这个谎不仅侵蚀了他一生的生活,而且使他在临死前精神备受折磨。不治之症实际上已把伊凡从他长期扮演的角色(检察官、同事、丈夫等等)生活中揪出来,中断了他的角色活动,迫使他退出关联世界而进入一个无角色的境地,这也是一个需要独自承担起自己向死亡存在的境地。但是,长期生活于角色中的伊凡显然无法适应和接受这种境地。因此,当同事来探访他时,他一方面渴望同情,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自我欺骗,把自己设想为仍是那关联世界里的角色。所以,在来访的同事面前,他竭力摆出一副严肃、庄重的面孔,并打起全副精神对同事大讲自己对一项裁决的意见,以显示他仍是关联里的一个重要角色。结果,他当然得不到任何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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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死亡前三天三夜里,最让伊凡·伊里奇痛苦的似乎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他感到“他被推进黑袋,可是又下不去,令他下不去的原因是他一直认为他的一生过得很好,这个要活下去的理由纠缠住他,不让他朝袋里钻,因此,最使他难过”(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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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黑袋”就是死亡的象征,“下不去”意味着在心里拒斥死亡,仍把死亡当做一件外在事件来排斥。而拒绝死亡的理由,则是不愿承认自己的一生没有按“应当的方式”去生活,他仍固执地认为自己的一生过得有滋有味:我一生官运不错,所任角色都至关重要,我也都恪尽职守,而由此带来的一切也都令我舒心畅快。既然这种角色生活如此美好、真实,就不应该突然结束,而应该永远继续下去,至少不应该这样匆匆了结。的确,对于完全陷于角色生活的常人来说,这个生活世界不应是有终结的,它将永远进行下去。因为终结性或死亡已被这种角色生活完全忘却和掩盖,即使有人死了,那也只是这个世界的偶发事件,只有不幸的人才会碰上,而生活不应因偶发事件而中断。而我伊凡·伊里奇历来都是很幸运的,现在又处在既令自己高兴也令许多人羡慕的位置上,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而且还会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将随之陆续到来,因此,我没有理由结束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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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亡的掩盖使伊凡在心理上无法从角色生活中退却出来,因而他无法在心理上接受和理解自己的有终结性,可是,疾病却无情地把他逐渐逼向生命的尽头——这一点他心里又十分清楚。这种既无法理解自己的死而死又作为事件在逼近的处境,使伊凡在彻底进入“黑袋”之前痛苦不堪。这是虚假生活带给每个常人的“报应”,是“弥天大谎”留给生活于谎言中者的最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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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不仅如彼奥特·伊凡诺维奇和伊凡·伊里奇那样掩盖自己的死亡,而且还掩盖他人的死亡。常人从来不会也不愿把他人的生活与死亡联系起来。伊凡·伊里奇病倒之后,状况迅速恶化,可是他发现,他身边的人不明白,也不想明白,对他们来说,世界一切如常。即使是与他朝夕相处、平时最亲近、最可靠的妻女对他恶化的病情、恶化的感觉也丝毫不了解,她们甚至正是在这个时候在社交方面搞得最热火朝天,因此,还因他的疾病给家庭带来的不愉快而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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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比什么都令伊凡·伊里奇难受。”(第四章)这倒不是因为妻女寡情,而是她们与他一样,是一群“不知有死的常人”。她们不仅从来封闭着自己的死亡,而且也封闭着他人之死。因此,在她们心目中,疾病从来就与死亡没有关系,至少是很少有关系,它不过是日常(角色)生活中一件不愉快、使人不方便的事情,只要当事人稍微注意自己的行为就可以克服,无须大惊小怪。你感觉不好?那说明你还不够注意,没有完全按“应当的程序”行事。总之,她们(常人)看来疾病是一个人自己不小心造成的,因此,要由当事人自己去克服,就如养家糊口要由丈夫或父亲这一角色去担当一样;她们无须也从不去操心、过问或了解他养家糊口的本领,同样也无须去了解他“自己不小心”造成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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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自己和他人有死的常人之间,首先是一种角色性或功能性的关系,而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个人与个人之间那种作为人本身之间的关系被角色性关系所掩盖。伊凡·伊里奇与其妻女首先就是陷于一种角色性关系,即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女儿之间的关系。他的疾病使他丧失了他作为角色的诸功能,而对她们来说,这只不过意味着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某个角色的缺席,就如工厂里某部机器暂时失灵一样。如果需要,这种缺席完全可由另外的常人来填补。因此,他与她们之间就如一切常人之间一样,实际上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合作”,随时都可能散伙。常人之间没有真正可靠的共在,不可能有能“设身处地”理解和维护他人作为自身存在的那种团结。因为常人只是角色性或关联性的存在,而没有自身的存在,或者更确切说,常人的关联性存在完全掩盖了人的独立自主的自身存在。因此,当伊凡·伊里奇从“常人共在”中退出来时,他发现,他处在十分孤独无援的境地,原来与他关系十分密切的亲友,实际上离他非常遥远,对他一点都不理解,丝毫也不能设身处地爱他、同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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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人的疾病与死亡的这种无动于衷,典型地体现了常人对他人之死的掩盖与漠视。掩盖他人之死实际上也是在贬低他人之死。对人来说,死亡不仅仅是丧命事件,而首先是在意识中承担起死亡而接受终结。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之死”。而人正是在承担起死亡的意识中“顶天立地”而“开天辟地”——独立自主地存在而让他者自由—自在地存在。于是,才有源头和历史。我们可以说,死亡是人之(自由)存在的标志。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死亡来标志自己的存在——我有死,因而我曾承担这个世界的真理:自由与自身。因此,死亡是人生最庄严、最严肃的事情。但是,在“你没事,你不会死,只要按医生嘱咐行事就能治好”这类像是好心的安慰、实则为自欺欺人的陈词滥调中,不仅不能给他人以临终的真正关怀与支援,实际上还把他人之死亡贬低为像衣服破了可以补、机器坏了可以修之类的日常事件,没有必要倾心、认真对待。伊凡·伊里奇在患病过程中深感痛心的一件事就是他发现,他的亲友人人都在向他撒谎,人人都在掩盖他的死亡。他们从来没有也不愿意倾心理解他此时孤立无援的存在境况,那渴望有人以其“设身处地”的爱来向他证(显)明,永远有人与他同在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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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事,你不会死”这类被重复无数遍的谎言,表面上是要消解病人对死的忧虑,以便让他尽可能在无忧无虑中走完生命的历程。这是常人的好意,它甚至还有医学心理学的依据。但是,人要真正“无忧无虑”地走向死亡恰恰不能不忧死——理解和觉悟自己的死。只有理解自己的死,才能带着觉悟的坦然、觉悟的轻松接受自己的终结。实际上,在临死者听来,“你没事,你不会死”不仅不是安慰的话语,相反,它表达的甚至是常人的一种“优越”——它无异于说:你要退出我们的生活世界了,这很不幸,不过,没关系,生活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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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掩盖他人之死,不让他人正视其死的常人行为,实际上是以抛弃的态度对待他人的死亡,他人之死完全被视为一个角色的出局或退场。因此,掩盖死亡不仅使人无法获得生的绝对价值,而且使人难以获得死的绝对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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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的生活方式:从死亡理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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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农民格拉辛在这篇小说里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在伊凡·伊里奇周围,只有这个农民出身的管家助手几乎不对伊凡撒谎,只有这个永远穿着干净俄罗斯服装的农村人始终恬静、欢快、干净利索地为伊凡干这干那,为了病人舒适,他甚至宁愿整夜用自己的肩扛着伊凡的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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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尔斯泰心目中,农村人的生活更具有真实性,保留着更多人本身的使命感、爱心和同情心。我们且不去管托尔斯泰的这种价值取向是否正确,值得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格拉辛为什么会对病人采取了一种与众人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或许正是我们人类所应当采取的?我们还是从格拉辛的两句话来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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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向格拉辛表示歉意:“请你原谅,我是没办法才弄得这样。”格拉辛:“您千万别这么说。我为什么不能这样为您服务?您是病人!”格拉辛在夜里用肩扛着病人的双腿,伊凡·伊里奇心里过意不去,打发他去睡觉。格拉辛直率地说:“我们都是要死的,所以我为什么不服侍你?”(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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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格拉辛的意思非常“简单”:你是病人,而我们都是要死的,所以,我有理由为你服务,应当侍候你。这个“理由”在一般常人听来是莫名其妙的,没有“逻辑的”,甚至还以为格拉辛这个身上仍带着大地气息的农村人因不善辞令而没有正确表达自己的想法。一个人病了,我们都是要死的,与应当侍候病人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如果我们越过常人的“逻辑”,我们会发现,格拉辛这个普通人说出的普通话却是十分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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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意味着侵害一个人的存在,意味着在实现一个人最内在却又不可实现的可能性——死亡,疾病一旦实现了这种可能性,也就使人失去了这种可能,从而失去一切可能性而终结自己的存在。疾病迟早要实现或取走人的这种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事实事件,这是人的命运。人要做的努力就是要以自己的(精神)力量来与这一命运抗争——以自己的力量来维护和坚守死亡这种可能性,或者说,把死亡维护为一种可能性,保持为一种可能性,从而维护他作为独立自主的自身存在,即维护他作为人的真正尊严。人一旦失去了足够的力量,去把死亡当做一种可能性来维持,而被迫把死当做既定的事实而屈从于疾病,那么他也就使自己的濒死存在失去了人的自身性,失去了向死亡存在的尊严。屈从于疾病,意味着提前把死亡当做现实事件来完成,提前结束自己的可能性而放弃独立自主的神圣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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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病人或濒死者来说,为了把死亡维护为一种可能性,从而维护向死亡存在的尊严,最需要的就是他人的真正共在:设身处地的爱与同情,在这种爱与同情的共在中,才能给病人以(精神)力量,帮助他继续把死亡维护为一种可能性,继续承担起独立自主的自身存在,从而能安然地战胜疾病,或者坦然、自在地接受疾病的最终侵害。对于承担起死亡的自身存在来说,疾病与终结事件也微不足道,也不足畏惧!因而,可以泰然自若地接受它。正是从这里,显示了人向死亡存在的庄严性,显示和维护了人自始至终的绝对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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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侍候病人,为病人服务,并不只是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从根本上说,首先是维护人的尊严的需要;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人有责任为病人服务。我们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每个人都需要真正的临终关怀,以便能始终维护自己的绝对尊严。放弃病人,也就意味着可以无视他人与自己的绝对尊严。所以,格拉辛这个纯真的乡下人,依照自己的直接性领会而践行着康德的自由律令:为了使自己的行为成为普遍准则,人的行为不能自相矛盾。这也是格拉辛说话的真正“逻辑”。当他对伊凡·伊里奇说:“我们都是要死的,所以,我为什么不服侍你?”他的真正意思就是:你就快要死了,而我也和你一样总有一天会死的;现在我尽心服侍你,不是因为你是我的老爷,不是因为你能给我丰厚的报酬,只是为了你能安心、坦然、“像个样子”地死去,并希望以后我大限将至时,也有人这样服侍我。这绝不意味着格拉辛是出于相信善有善报的私心——我现在积德行善,上天有眼,将报我以善终。不,这不是格拉辛的出发点。相反,他完全出于“公心”:人就应该那样——人人都应当获得真正的临终关怀,以便始终能维护人的绝对尊严。我们要让伊凡·伊里奇“像个样子”死去,也要让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格拉辛,“像个样子”去接受终结。这是人的神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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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是说,请你不要过分执迷于某事某物,你一旦从这种执迷中退出来,你就会发现,此事此物并没有那么重要,比它重要的事物还多着呢。但是,我们如何能在“心灵”上退一步?人人都能知道这一成语的含义,但并非人人都能“退”,有人甚至至死也不退!要退一步,当然得有可退的“空地”或“余地”。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封闭了纯粹意识呈现的种种可能性,那么我们就会说,此人心胸狭窄。因为在他的心灵里没有“余地”可退,他不可能置身于其他可能性当中,不能从其他可能的角度去理解、看待别的事物,因而不能接受、容纳其他事物。对于封闭了其他可能性的心灵来说,除了他所执迷的事物以外,其他事物都毫无意义,至少是不重要的,犹如音乐对于封闭了其音乐感受力的乐盲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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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在心灵上保持始终有“空地”可退,就必须破执迷。执迷什么呢?执迷关联事物,也即执迷于角色生活。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要在心灵里承担起死亡而守护着独立的自身存在。这种觉悟着死亡的自身存在,是最大的精神空地,它使我们从一切可能的关联场合,从一切可能的角色生活中退出来成为可能。退此空地,任何时候都是“海阔天空”,因为立此空地,万物各归其位而为自身,于“我”并无关碍。但“无关碍”并非无意义。因为承担着死亡的自身存在绝不是一种空寂或麻木无谓的存在,相反,这是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自由存在,是使人开辟出其一切可能生活成为可能的存在。只是对于这种独立自主的自由存在,只是在这个空地上,一切事物才能最真实、最客观地显示其意义来:不仅关联事物的存在有意义——但只具有相对意义,或说,关联事物的意义是相对的——而且无关联物的存在也有意义,并且是绝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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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无关联的事物也就是各归其位的事物,就是在自己位置上作为自身存在的事物。一切关联物都是功能性的存在,而非自身存在。事物的这种非功能性的自身存在,只有对于觉悟着死亡而独立存在的人来说,才存在、才有绝对的意义,而对于角色之人则没有意义。对于急行军的士兵来说,谁会去在意矗立路旁的树木?谁会去聆听淙淙流淌的小河?对于桥梁建造者来说,森林里的树木等于不存在。同样,也只有当我们能退守独立的自身,我们才能理解无关联角色的他人的存在,即他作为一个人自身的存在的意义(尊严)。对于片面地陷于角色生活的人来说,他无法避免“势利眼”,因为他总是从功能的角度去理解、看待他人存在的价值或意义;他无法理解一个人一旦退出了角色,不再有“功能价值”之后,这个人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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