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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有你不死，那么，雷蒙·福斯卡（波伏娃的小说《人都是要死的》的主人公）的处境就是你的处境。而福斯卡把自己的处境视为一种“天惩”，对自己没完没了的岁月感到绝望。他原本也是一个会死之人，出生于13世纪70年代。作为意大利一个小城邦卡尔莫那的统治者，福斯卡对卡尔莫那的安全、幸福和荣誉充满了责任与自豪，曾为之英勇地冲锋陷阵。然而，当他勇敢地喝下来自埃及的不死药之后，他不仅永远失去了勇敢，也永远失去了会死之人所能够拥有的一切高贵和美好。他以前的身先士卒，是勇敢，而现在的赴汤蹈火却与勇敢无关，因为以前的他与所有会死之人一样，其英勇后面所准备付出的是一次性的生命，而现在的他，不管看起来他的行为多么英勇，背后却是空的，没有任何冒险的代价。不朽的你对他人的帮助与谦让，也难以与自我奉献、自我克制沾上边，因为你这样做并不耽误你什么，不损失你什么。你倾囊捐赠，也谈不上慷慨，因为你有用不完的岁月去获得财富。你节衣缩食，朴素无华，也难膺节制之誉，因为进食并不是你生命的必需，而裸露于冰天雪地于你也丝毫无碍。你高瞻远瞩，让人类避免了许多愚蠢与悲剧，也难说你是智慧的，因为那只不过是在你身上流逝过的漫长岁月留给你的特别财富。——甚至你的自由都是不健全的，因为你被抛到这个世界上，却没有自由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放下这个世界。因此，你不仅失去了像苏格拉底或耶稣那样向世人证明真理的绝对性的资格，而且你实际上也失去了面对这个世界的真正尊严，因为你无法给自己的生命划出底线，而你的任何抗争与捍卫，也都难以避免不被视为演戏——因为你知道，一切对你的屈辱与不公，都不过像是飞虫叮咬，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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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你一旦不死，你几乎也就不再是会死之人的同类。虽然你依然生活在他们当中，依然与他们拥有共同的外在形象，但是，你已无法以他们的眼光和情感去理解、看待这个世界。在你看来，以千年为春秋的椿树，同不历春秋的蟪蛄一样，都不过是不知晦朔的朝菌。因此，你对椿树不会像我们一样心怀崇敬，不会对岁月在它身上留下的痕迹感到好奇与神秘。你也不会对不确定的未来感到激动与担忧，因为你的未来没完没了，却又“转眼”消逝。我们对这个世界之外的希望充满激情与热爱，而你一定对此无动于衷，因为你不管把目光放得多远，你都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尽头，你的生活永远封闭在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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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福斯卡甚至无法理解，为什么自由、平等、博爱对我们是何等珍贵与重要。我们是会死的，我们必须自己承担起自己的终结，无人能替代我们自己的死亡；被抛入死亡，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我们承担着自己的自由，也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自由。因为在被抛入死亡这种被抛状态中，在这种不自由中，我们每个人获得了自己的自由，承担起这样的自由：或者把死亡作为事件来完成，或者把死亡作为事件来遗忘，或者把死亡作为一种可能性来守护。不管是进入哪种可能性，都是每个人自己的自由决断，并且，这每一决断都是每个人进入其他决断，也即进入其他自由的前提。因此，自由是会死之人的本性，是会死之人的存在方式。对自由的损害与剥夺，在根本上就是使人非人化。“不自由，毋宁死”，表面上是为了权利，而根本上是为了维护本性。所以，喊出它才会如此铿锵有力，以致穿越历史，越过大洋与边界，迄今仍鼓舞着全世界会死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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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汉武求不死，主要是想让自己的功业与王朝能长久延续下去，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然而，如果他们真的不死，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引以为自豪的所谓功业，很可能是后来失败的原因，或者被后来的历史事件掩盖得无影无踪。你南征北伐，君临天下，至尊至荣，然而不死的你会像福斯卡那样发现，天下事并不真正如你一个人的意志那样进行，因为天下人永远不会以你一个人的意志为意志。虽然在位高权重而又长生不老的你看来，只有几十年生命的芸芸众生，实在不过是些飞虫，但是，他们永远有他们自己的意志，也永远会按他们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他们永远不会按皇帝、国王、领主或任何其他类型的统治者给他们设计的幸福去追求和享用他们的幸福。任何人都不可能为他人设计幸福。所以，你手中的王朝并非他们所必需的，所以，你至高无上的尊荣终究也是假的，你的权势因而也不可能因你的不朽而可永世延续。实际上，你一旦不朽，你也会很快失去兴趣去保持对一群生灭无常的芸芸众生的权势与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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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旦不朽，你还将失去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东西——爱情，除非你隐瞒自己的秘密。福斯卡给自己培养了一个恋人贝娅特丽丝，可是她却永远不可能爱他，因为她知道他的秘密：死不了！她爱的是他会死的儿子安托纳，因为后者勇敢，因为他对江山、对人事，充满激情，带着急躁与愤怒渴望参与这个世界的事务，包括战争。所有这些都散发出存在的芳香，流露出生命的火焰。与之相比，死不了的老福斯卡反倒显得像是个死人，一个死不了的死人。如果你是不朽的，那么，不管你看起来多么年轻，你的声音听起来就会像是从遥远年代的铜镜里发出来似的，也许很温柔，却像是被悠长岁月过滤掉温度一样，无法打动你心爱的人。实际上，你的恋人一旦知道拥抱她的是一双不朽的手，她不仅不会感到幸福和自豪，相反，一定会是恐惧与尖叫。因为相对于会死的身体来说，一双不朽的手就如一个无底的深渊，一个无边的黑洞。最为重要的是，无人愿意以自己完整的爱换取片断的爱，无人愿意以自己一生全身心的爱去匹配“瞬间”的爱。简单说，无人愿意以自己一神化的绝对之爱，去对应多神化的相对之爱。另一个女人玛丽亚纳是在不知道雷蒙·福斯卡死不了的情况下嫁给了他，而当她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之所以痛哭流涕，悲伤至极，就在于她发现，她的爱情婚姻是多么不公平！她明确告诉福斯卡：她对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感到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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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死不了的你来说，即使你能瞒过他人而得到她的爱，你其实也无法真正理解会死的恋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喜怒哀乐，包括她对你的爱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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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是到了人人不死的不朽之国，还是在人人会死的必死之国，死不了的你处境都不甚妙。人们追求不死，本是为了长久享有这个世界的美好事物。然而，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一旦不朽了，不仅失去了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事物，而且也失去了这个世界之外的所有希望。因为这个世界的事物之所以美好，恰是因为我们是会死的；我们之所以会打开这个世界之外的希望，也正因为我们是有终结的。死亡，是我们每个人最内在的一种可能性，因为相对于其他各种可能性，它不可代理，也不可剥夺。我们只是承担着这种可能性才能打开未来，理解现在，重温过去。虽然我们总是承担着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并不总是以守护的方式承担它，倒是常以逃避的方式遗忘它。追求不死，则是逃避死亡的一种极端方式。而我们之所以逃避死亡，则是因为我们总是要从无开显有，并且通常喜欢有胜于无；通过沉沦于五光十色的有，来逃避死亡，忘却死亡。对死的逃避与遗忘，其实质就是对无的掩盖，对我们的源头的掩盖，同时也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执迷。这种执迷，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愚蠢，因为它使人无退身之处而看不清真相，看不清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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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终归是要死的，所以，这个世界才那么美好，别处的希望才那么完满。保持这一点觉悟，才让我们始终拥有退身的余地，能够真正退一步海阔天空，能够真正自由地审视这个世界；也才会带着勇气去存在与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会死，是人的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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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八年二月于万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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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反对散文，但要普世价值[29]——关于唐逸先生作品集《幽谷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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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到唐逸先生最新作品集《幽谷的风》这套书之前，我预想它是一套沉思录或论说集之类的东西，而不是散文集。这并不是因为在我的观念里，唐先生不善于写散文，而是在我的印象里，唐先生是一个善于沉思的学者。实际上，在这三本文集里，有不少篇章，不管是从论题看还是从讨论的方式看，都不属于散文，而是属于很凝重的学理性文章。所以，我倒更愿意把这套书看做唐先生的沉思集或论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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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与我对散文的偏见有关，更确切说，与我对学者写散文的偏见有关。据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也是一个散文的国度。从近代以来看，似乎更像是一个散文的国度。不仅是作家、记者、家庭主妇写散文，而且学者们也纷纷写起了散文。从倡导白话文开始，我们很难找到不写散文的学者，写散文甚至成了一些学者的主业。结果是，一些如雷贯耳的“大学者”，甚至被冠以“国学大师”的，我们竟读不到他一本厚重的学术著作，而只能读到他的散文、杂记之类的东西。而今天，写散文似乎更成了一些学者的要务乃至“使命”。有一位现在红透大江南北的“学者”曾在某报撰文说，散文与随笔是学术厚积薄发的最好形式，所以，学者们，特别是像他这类自命的大学者们，都应当多写散文、随笔之类的东西，因为他们出经入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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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汗颜的是，对于学术—思想界来说，我们真正缺的不是优美的散文，不是鲜活生动的随笔，而是厚重有力的学术著作。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从20世纪“五四”启蒙运动到现在，过去了近一个世纪，可是，启蒙运动所倡导的那些理念，诸如民主、科学、人权、平等，特别是自由，却一直未得到学者们真正严肃而系统的思考。相对于层出不穷的学者散文而言，有关这些理念的深入而系统探讨的学术著作却少之又少，甚至简直可以说是没有！而这些理念，却恰恰是今天理解我们自身以及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与世界的基础。结果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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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时至今日，为了理解与追问构成当今社会价值核心的那些理念，我们能够越过近一百年来的中国学者，也只能越过他们，而不得不直接去找诸如洛克、卢梭、康德这些“洋老师”。作为后学，我曾经希望能从近代中国学者那里找到理解这些理念的厚重著作，可是，最终我只能失望——我能读到的，更多的是他们的散文。于是，我曾发誓不读学者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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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当然无可非议。它永远有存在的理由。甚至，由于它在形式与内容上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定，是一种最无规定、最为开放的文体，因此，也就注定它会有最多的作者与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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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正因为它最无规定，也注定了它最不可能承载严格的学术，最不可能表达系统而深邃的思想。因为学术需要严密的论证，而不是个人一时感受的抒发；思想需要系统的自我规定，而不只是个人生命体验的直接表达。如果一个学者总是以散文来表达他的学术，那么，他的学术的可靠性与严肃性就是值得怀疑的；而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学者只能以散文来表达思想，那么，这表明这个民族的学者还没有真正承担起他本应承担的学术—思想使命，即提供客观的学术与系统的思想，而是仍沉迷于抒发私人情感与片断体验；同时也表明这个民族的思想与理性尚未成熟，因为思想与理性正是在系统的自我规定中走向成熟与客观，走向真正的自由。虽然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存在者，但是，理性只有通过思想完成系统的自我规定，它才能从喜物悲己的个人遭际中解放，达至自主自律的自由，而臻于客观从容的博大。帮助人们走向自由，也就是帮助人们走向独立自主，走向客观从容，而这也就是走向成熟。只有这种能帮助人们成熟而走向独立自主的自由思想，才是真正有客观力量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如何能由散文来表达？这样的思想如何能由沉迷于抒发私人情感与片断体验的“学者”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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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百年历程，我们学者在有关普世性的基本问题上的思想建构工作，可谓乏善可陈。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然而，学者们怠于系统性的沉思推究而溺于散文式的激扬文字的文人习性，显然难辞其咎。如果说那些客观方面的原因学者们不易超越，但是这种主观方面的习性却不是不可移易的。实际上，即便制约学者们在学术思想上作出重大突破的客观障碍消除了，如果怠于缜密的深思细究的文人习性不改，学者们也仍会沉湎于抒发情感，而无力提供出厚重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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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如果学术不中止散文化，学者不拒斥文人习性，那么，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学术，更不会有真正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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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说，学者不能写散文。写不写散文是个人的爱好与兴趣。但是，作为社会分工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工作阶层，学者本是共同体中的文化灵魂的承担者。它理应承担的一个使命就在于，向共同体及其公众提供可靠的学术知识与自由的思想体系，以便不仅维护共同体的公正、健康与希望，而且不断改善与提升共同体。因此，作为一个分工阶层，学者的首要任务在于以严肃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以严谨的语言表达学术观点，以严密的论证发表学术著作。为此而行有余力，作文抒怀，则另当别论。相反，如果首要任务尚无建树，却以散文先行，甚至把学者的整个学术工作散文化，那么也就意味学者实际上已背弃了自己的使命，放弃了自己对共同体及其公众的承诺——每个学者在选择学术这个行业作为自己的职业时，也就向分工体系中的其他阶层作出了相互履行分工职能的承诺！至少是在向其他分工阶层做着偷工减料的事情。但是，学者阶层的偷工减料给共同体带来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其他分工阶层。因为学者工作的散文化，不可避免地将误导公众普遍沉湎于由散文表达的那些庸常而平面的主观世界，并习惯于接受和满足于这种似是而非的主观世界。结果将是，学者的工作不仅无助于共同体公众走向理性与成熟，而且反而妨碍了公众走向理性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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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对学者写散文的这种偏见相关，我更愿意把唐先生的这三本文集看作是作者严谨、睿智的“沉思录”。包括《域外话语》中对安瑟伦《冥想录》、巴斯卡《思想录》的翻译，如果译者没有对原作中涉及的那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是译不出那么传神、到位的文字的。实际上，另外两部文集《文化散文》与《文化批评》里涉及的大部分话题，都是很学术化，甚至可以说是很哲学化的论题。比如关于死亡问题的讨论，这是现代存在论哲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还有诸如关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的讨论、关于自由与普世价值的讨论、关于文化守成与制度创新的讨论等，都是一些很深邃的专论，而像“子书与四书”则更是作者以现代学术思想对经典的重新诠释，无论如何都不属于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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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中国学者中，对构成西方文化核心之一的基督教文化精神有真正理解的学者并不算很多，而唐先生无论如何都称得上其中的一位。这使他对许多问题的讨论都具有开阔的视野，有很高的起点。这里，特别让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他在作品中对普世价值与自由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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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普世价值？如果有，那又是什么？这对许多人来说，一直还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对那些出于各种考虑而死活都不愿承认，世界上有一种普遍的制度形式，是最能保障每个人基本权利的人们来说，普世价值是一个会经常引起他们噩梦的幽灵。所以，普世价值总是不时成了他们要消灭或追捕的对象，反普世价值的声音不时又一浪高过一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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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叫普世价值呢？实际上，所谓普世价值，也可以说就是普遍价值，是人类为了维护自身与完善自身而应当追求也必须追求的理念与希望。它们之所以是普世的或普遍的，就因为只要人类要维护自身与完善自身，它们就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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