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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如果学术不中止散文化，学者不拒斥文人习性，那么，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学术，更不会有真正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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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说，学者不能写散文。写不写散文是个人的爱好与兴趣。但是，作为社会分工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工作阶层，学者本是共同体中的文化灵魂的承担者。它理应承担的一个使命就在于，向共同体及其公众提供可靠的学术知识与自由的思想体系，以便不仅维护共同体的公正、健康与希望，而且不断改善与提升共同体。因此，作为一个分工阶层，学者的首要任务在于以严肃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以严谨的语言表达学术观点，以严密的论证发表学术著作。为此而行有余力，作文抒怀，则另当别论。相反，如果首要任务尚无建树，却以散文先行，甚至把学者的整个学术工作散文化，那么也就意味学者实际上已背弃了自己的使命，放弃了自己对共同体及其公众的承诺——每个学者在选择学术这个行业作为自己的职业时，也就向分工体系中的其他阶层作出了相互履行分工职能的承诺！至少是在向其他分工阶层做着偷工减料的事情。但是，学者阶层的偷工减料给共同体带来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其他分工阶层。因为学者工作的散文化，不可避免地将误导公众普遍沉湎于由散文表达的那些庸常而平面的主观世界，并习惯于接受和满足于这种似是而非的主观世界。结果将是，学者的工作不仅无助于共同体公众走向理性与成熟，而且反而妨碍了公众走向理性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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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对学者写散文的这种偏见相关，我更愿意把唐先生的这三本文集看作是作者严谨、睿智的“沉思录”。包括《域外话语》中对安瑟伦《冥想录》、巴斯卡《思想录》的翻译，如果译者没有对原作中涉及的那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是译不出那么传神、到位的文字的。实际上，另外两部文集《文化散文》与《文化批评》里涉及的大部分话题，都是很学术化，甚至可以说是很哲学化的论题。比如关于死亡问题的讨论，这是现代存在论哲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还有诸如关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的讨论、关于自由与普世价值的讨论、关于文化守成与制度创新的讨论等，都是一些很深邃的专论，而像“子书与四书”则更是作者以现代学术思想对经典的重新诠释，无论如何都不属于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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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中国学者中，对构成西方文化核心之一的基督教文化精神有真正理解的学者并不算很多，而唐先生无论如何都称得上其中的一位。这使他对许多问题的讨论都具有开阔的视野，有很高的起点。这里，特别让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他在作品中对普世价值与自由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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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普世价值？如果有，那又是什么？这对许多人来说，一直还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对那些出于各种考虑而死活都不愿承认，世界上有一种普遍的制度形式，是最能保障每个人基本权利的人们来说，普世价值是一个会经常引起他们噩梦的幽灵。所以，普世价值总是不时成了他们要消灭或追捕的对象，反普世价值的声音不时又一浪高过一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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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叫普世价值呢？实际上，所谓普世价值，也可以说就是普遍价值，是人类为了维护自身与完善自身而应当追求也必须追求的理念与希望。它们之所以是普世的或普遍的，就因为只要人类要维护自身与完善自身，它们就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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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民族，不管他们在文化传统、种族归属上有多么大的不同，他们都归属于一个共同体：人类。也就是说，他们有共同的自身、共同的身份，那么，他们也就拥有共同的未来——不断改善了的自身。这在根本上也就意味着，人类有着共同的、普世的价值。如果否定了不同民族之间具有普世的价值，那么也就等于否定了不同民族之间同属于一个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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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不存在普世价值，也就是说，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只有不同的价值，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不同民族虽然同属于人类，却总是选择不同价值。但问题是，不同民族如何能够选择不同的价值？按唐先生分析，这恰恰是因为不同民族及其个体都是自由的。自由是一切价值选择的基础。因此，自由是最高的价值，是人类首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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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表达的就是自由作为人类的最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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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说人类有什么普世价值，那么首先就是人的自由。换言之，否定普世价值，也就首先否定了人的自由。但是，人的自由不仅是人的一切权利与尊严的基础，而且也是一切道德与法律的前提。否定人的自由，等于否定了一切道德与法律，等于剥夺了人的一切权利与尊严。在这个意义上，从逻辑上说，否定普世价值，从而否定人的自由，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人的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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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学者，请告别文人角色[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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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有学术的方法，学术有学术的使命，因而，学术有学术的语言与规范。这本来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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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太多文人冒充学者的时候，在太多没有学者使命意识的人占据着学者职位的时候，学术应不应该有学术的语言与规范，却成为大问题。于是，正当一些学者在呼吁学术规范的同时，另一些“学者”却更加理直气壮地大喊：“学术应当随笔化。”稍微委婉者或说，学术应当向日常语言靠拢，因为，日常语言是最易理解也最有创造力的语言。就时下而言，相对于前类学者的“刻板”呼吁，后一类“学者”更游刃有余，也更受欢迎，直说就是更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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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当学术单纯成了为稻粱谋，单纯成了博名取利之器，那么要打着学术的旗号干什么都可以。但是，这样的“学术”再有市场，也绝不意味着学术的弘扬与胜利，从近代学术史看，这倒恰恰意味着学术的衰败。我要说的是，正如学术不迁就任何人一样，学术也不迁就日常生活与日常语言；也正如学者不是散文作家，学者不可用创作散文的方式从事学术研究，不可像写散文那样来传达他的学术研究，否则就不会有数学、物理学、哲学等诸多严格的科学。谁也不会怀疑，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熟知各门学术研究的成果，用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传达、解释学术成果，这是完全必要的科普工作。但是，学术成果有必要普及化，绝不等于学术研究与学术著作本身要放弃自己的语言与规范。迄今为止，已经有不少科普工作者用非常生动有趣的语言向一般读者解释、介绍过相对论，使许多非物理学专业的人也能理解相对论的基本观念，难道能由此断言，物理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应当“随笔化”？物理学再也不能用它那套数学化的严格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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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说，数理科学不能随笔化，但人文科学却可以随笔化、散文化。如果承认人文科学只是文人们生存状态的自我展示，只是某种利益的宣告，人文科学的确可像厂家做广告那样，要怎么表达就可以怎么表达，只要能展示自己的“魅力”就行。但是，如果承认人文科学也是科学，因而也有真理性，也负有其使命与责任，那么，人文科学也必须有其严格性与严肃性，也必须有能够保证这种严格性与严肃性的语言。作为一种学术研究，人文科学同样不能因为有必要普及化而放弃自己特有的表达方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曾引起一些读者的批评，指责他的语言晦涩难懂，康德于是写了《任何一种未来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形而上学导论》一书，试图用通俗、简洁的语言来表达《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基本内容。但是，即使这本“通俗化”了的著作对于读者来说，也绝不可能像读一本所谓“学术随笔”那样轻松。相反，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它甚至依然是一部不知所云的“天书”。对此，康德只好善意地劝告说，请这部分读者不要在哲学这门学术上浪费时间，而把精力花在自己能胜任的其他事情上。这一劝告隐含的另一层意思是：哲学或其他人文科学的通俗化是有限度的。作为学术，它们不可能通俗化为“学术随笔”这样一种“好东西”，以至于只要认够字的人就能享用。只要为了在学术（科学）层面上讨论问题，只要想对自己的思想负责，因而只要为了给自己的思想提供坚实可靠的根据，那么，我要说，任何学术都不可能用随笔化或散文化语言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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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涉及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如何理解“学术”？有“学者”以为，大学者纵横捭阖，出经入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随笔无损学术。一个人，哪怕他是个大学者，如果他形诸文字的嬉笑怒骂就是“文章”、就是学术，那么这样的“学术”除了是私人情感与自家利益的表达之外，我们不知道它还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术。于是，谁最能展示自己的生存魅力与私人的遭遇情感，谁就最可能是一个“大”学者，谁就可能对学术作出了“最大”贡献。这样的学术当然无须有一个独立的学者阶层来承担，一批文人就可以将它包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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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正的学术永远需要有一个自由、独立的学者阶层来承担。因为真正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种公器之为公器，首先在于它对天下人都是普适的，因而是天下人所必须共同遵循与尊重的。而学术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公器，不是因为别的，恰恰因为学术只追求真理，不追求别的；只因为学术追求的真理超越一切私家利益与私人情感，因此，学术对于天下人来说，是一个中间者，一个中正者。这种学术的任务不是提供供人消费、享受的“好东西”，而是提供正人正己正天下的尺度或标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文真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永远是学术的最高宗旨，也是学者的最高使命。这种学术永远是日常生活必须加以参照的标准领域，因此，学术永远要有自己严格的、尽可能纯粹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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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当然要对日常生活、日常世界发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应通过迁就日常生活，或者通过学术语言向日常语言靠拢来实现，相反，恰恰要通过学术对日常生活与日常语言的提升来完成。学术对于世人的重要性就在于，学术能提升与匡正日常生活，使日常生活更加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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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学术的这种公正性与标准化品格，学术不仅需要有自己严格的语言来传达，而且要有一个不同于文人的学者阶层来承担。学者不仅独立于私人利益，而且独立于任何特殊集团的利益，他必须既超越私人情感，也超越任何权力话语。这种学者也就是自由的学者。只有自由的学者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学者阶层，而真正承担起学术使命。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人排除一切利益偏见，而从事物自身去理解事物的存在，从人自身去理解人的绝对权利与绝对尊严，而面对事物本身与维护人的绝对权利，既是一切学术的基础，也是一切学术的使命。对自由的觉悟与维护，使学者能够避免以某种利益言说冒充真理，从而防止以任何真理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肆意侵凌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对于真正的学者，也即自由的学者来说，任何真理都必须以维护个人的自由为前提，自由与真理的统一是近现代学者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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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能承担起学术的学者必须首先还思想以自由，还人格以独立。换句话说，他必须告别传统的文人角色。文人之不适合于学术就在于，文人的话语完全取决于服务对象的需要：或者是权力集团的需要，或者是消费市场的需要。文人可以无立场地思考、说话，或者也可以说，文人可以用许多立场思考、说话，这完全视需要而定。一句话，文人的话语完全是利益的言说。但是，学者不为任何私人利益服务，他只为每个公民的绝对权利与绝对尊严服务；学者永远有一个立场，这就是公民的立场，也即自由的立场。学者只站在这个立场上说话，因此，学者的语言必须尽可能纯粹化，也即必须尽可能排除诸如私人情感、私人利益等私人际遇因素，而只听从事物本身的引导，只听从自由理性展开的问题的引导。文人可以信口开河，随笔成文，但学者必须每言谨慎有加，笔重如山。真正的学者不可能也不敢用随笔、散文来写他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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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无意否认随笔也可以是学术的一种普及方式。但正如科普工作本身并不是科学研究一样，学术的普及方式本身并不就是学术。笼统地倡导学术或学术著作随笔化、散文化，不仅无益于学术的健康发展，甚至将瓦解学术本身，而那种以为随笔就是学术工作厚积薄发的最好形式的“意见”，只能被视为不知学术为何物的信口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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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术语言问题的讨论，主要缘于对当前学术语言晦涩难懂的不满。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首先澄清造成学术语言晦涩化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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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晦涩化的确有一种情况是作者“食洋不化”而生搬硬套，或者作者对自己课题尚未研究透彻造成的。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批评。克服这种情况似乎也简单些：认真消化，深入研究。但是有另外两种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一种是，现代汉语作为书面语言只有不足百年的历史，它从古汉语那里直接承载下来的文化资源更多的只是表层的信息，而在古汉语里积累了几千年的深层底蕴，却在很大程度未能直接转入现代汉语，这使运用现代汉语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处在“原创”阶段：当他面对自己的学术课题时，特别是面对一些根本性问题时，少有现成的、蕴含传统思想经验的概念可供他使用，而常常必须自创概念，或者通过翻译西学提出相应概念。因而，这些新概念不仅要能确切地传达学者自己对有关问题的思想经验，而且必须能消化、接续古汉语积累的相关思想经验，否则，任何新概念都会让读者一时难以捉摸。但是，做到这两点本身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即使一些大学者如贺麟、牟宗三等做到了这两点，他们给出的新概念乃至他们的语言，也仍未能完全避免原创所带来的那种陌生感。这种困境只有通过学者的原创工作的积累、消化、继承来逐渐克服，别无他途，绝非多写几篇“学术随笔”就能解决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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