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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有学术的方法，学术有学术的使命，因而，学术有学术的语言与规范。这本来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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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太多文人冒充学者的时候，在太多没有学者使命意识的人占据着学者职位的时候，学术应不应该有学术的语言与规范，却成为大问题。于是，正当一些学者在呼吁学术规范的同时，另一些“学者”却更加理直气壮地大喊：“学术应当随笔化。”稍微委婉者或说，学术应当向日常语言靠拢，因为，日常语言是最易理解也最有创造力的语言。就时下而言，相对于前类学者的“刻板”呼吁，后一类“学者”更游刃有余，也更受欢迎，直说就是更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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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当学术单纯成了为稻粱谋，单纯成了博名取利之器，那么要打着学术的旗号干什么都可以。但是，这样的“学术”再有市场，也绝不意味着学术的弘扬与胜利，从近代学术史看，这倒恰恰意味着学术的衰败。我要说的是，正如学术不迁就任何人一样，学术也不迁就日常生活与日常语言；也正如学者不是散文作家，学者不可用创作散文的方式从事学术研究，不可像写散文那样来传达他的学术研究，否则就不会有数学、物理学、哲学等诸多严格的科学。谁也不会怀疑，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熟知各门学术研究的成果，用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传达、解释学术成果，这是完全必要的科普工作。但是，学术成果有必要普及化，绝不等于学术研究与学术著作本身要放弃自己的语言与规范。迄今为止，已经有不少科普工作者用非常生动有趣的语言向一般读者解释、介绍过相对论，使许多非物理学专业的人也能理解相对论的基本观念，难道能由此断言，物理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应当“随笔化”？物理学再也不能用它那套数学化的严格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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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说，数理科学不能随笔化，但人文科学却可以随笔化、散文化。如果承认人文科学只是文人们生存状态的自我展示，只是某种利益的宣告，人文科学的确可像厂家做广告那样，要怎么表达就可以怎么表达，只要能展示自己的“魅力”就行。但是，如果承认人文科学也是科学，因而也有真理性，也负有其使命与责任，那么，人文科学也必须有其严格性与严肃性，也必须有能够保证这种严格性与严肃性的语言。作为一种学术研究，人文科学同样不能因为有必要普及化而放弃自己特有的表达方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曾引起一些读者的批评，指责他的语言晦涩难懂，康德于是写了《任何一种未来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形而上学导论》一书，试图用通俗、简洁的语言来表达《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基本内容。但是，即使这本“通俗化”了的著作对于读者来说，也绝不可能像读一本所谓“学术随笔”那样轻松。相反，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它甚至依然是一部不知所云的“天书”。对此，康德只好善意地劝告说，请这部分读者不要在哲学这门学术上浪费时间，而把精力花在自己能胜任的其他事情上。这一劝告隐含的另一层意思是：哲学或其他人文科学的通俗化是有限度的。作为学术，它们不可能通俗化为“学术随笔”这样一种“好东西”，以至于只要认够字的人就能享用。只要为了在学术（科学）层面上讨论问题，只要想对自己的思想负责，因而只要为了给自己的思想提供坚实可靠的根据，那么，我要说，任何学术都不可能用随笔化或散文化语言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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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涉及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如何理解“学术”？有“学者”以为，大学者纵横捭阖，出经入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随笔无损学术。一个人，哪怕他是个大学者，如果他形诸文字的嬉笑怒骂就是“文章”、就是学术，那么这样的“学术”除了是私人情感与自家利益的表达之外，我们不知道它还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术。于是，谁最能展示自己的生存魅力与私人的遭遇情感，谁就最可能是一个“大”学者，谁就可能对学术作出了“最大”贡献。这样的学术当然无须有一个独立的学者阶层来承担，一批文人就可以将它包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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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正的学术永远需要有一个自由、独立的学者阶层来承担。因为真正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种公器之为公器，首先在于它对天下人都是普适的，因而是天下人所必须共同遵循与尊重的。而学术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公器，不是因为别的，恰恰因为学术只追求真理，不追求别的；只因为学术追求的真理超越一切私家利益与私人情感，因此，学术对于天下人来说，是一个中间者，一个中正者。这种学术的任务不是提供供人消费、享受的“好东西”，而是提供正人正己正天下的尺度或标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文真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永远是学术的最高宗旨，也是学者的最高使命。这种学术永远是日常生活必须加以参照的标准领域，因此，学术永远要有自己严格的、尽可能纯粹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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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当然要对日常生活、日常世界发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应通过迁就日常生活，或者通过学术语言向日常语言靠拢来实现，相反，恰恰要通过学术对日常生活与日常语言的提升来完成。学术对于世人的重要性就在于，学术能提升与匡正日常生活，使日常生活更加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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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学术的这种公正性与标准化品格，学术不仅需要有自己严格的语言来传达，而且要有一个不同于文人的学者阶层来承担。学者不仅独立于私人利益，而且独立于任何特殊集团的利益，他必须既超越私人情感，也超越任何权力话语。这种学者也就是自由的学者。只有自由的学者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学者阶层，而真正承担起学术使命。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人排除一切利益偏见，而从事物自身去理解事物的存在，从人自身去理解人的绝对权利与绝对尊严，而面对事物本身与维护人的绝对权利，既是一切学术的基础，也是一切学术的使命。对自由的觉悟与维护，使学者能够避免以某种利益言说冒充真理，从而防止以任何真理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肆意侵凌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对于真正的学者，也即自由的学者来说，任何真理都必须以维护个人的自由为前提，自由与真理的统一是近现代学者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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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能承担起学术的学者必须首先还思想以自由，还人格以独立。换句话说，他必须告别传统的文人角色。文人之不适合于学术就在于，文人的话语完全取决于服务对象的需要：或者是权力集团的需要，或者是消费市场的需要。文人可以无立场地思考、说话，或者也可以说，文人可以用许多立场思考、说话，这完全视需要而定。一句话，文人的话语完全是利益的言说。但是，学者不为任何私人利益服务，他只为每个公民的绝对权利与绝对尊严服务；学者永远有一个立场，这就是公民的立场，也即自由的立场。学者只站在这个立场上说话，因此，学者的语言必须尽可能纯粹化，也即必须尽可能排除诸如私人情感、私人利益等私人际遇因素，而只听从事物本身的引导，只听从自由理性展开的问题的引导。文人可以信口开河，随笔成文，但学者必须每言谨慎有加，笔重如山。真正的学者不可能也不敢用随笔、散文来写他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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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无意否认随笔也可以是学术的一种普及方式。但正如科普工作本身并不是科学研究一样，学术的普及方式本身并不就是学术。笼统地倡导学术或学术著作随笔化、散文化，不仅无益于学术的健康发展，甚至将瓦解学术本身，而那种以为随笔就是学术工作厚积薄发的最好形式的“意见”，只能被视为不知学术为何物的信口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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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术语言问题的讨论，主要缘于对当前学术语言晦涩难懂的不满。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首先澄清造成学术语言晦涩化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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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晦涩化的确有一种情况是作者“食洋不化”而生搬硬套，或者作者对自己课题尚未研究透彻造成的。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批评。克服这种情况似乎也简单些：认真消化，深入研究。但是有另外两种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一种是，现代汉语作为书面语言只有不足百年的历史，它从古汉语那里直接承载下来的文化资源更多的只是表层的信息，而在古汉语里积累了几千年的深层底蕴，却在很大程度未能直接转入现代汉语，这使运用现代汉语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处在“原创”阶段：当他面对自己的学术课题时，特别是面对一些根本性问题时，少有现成的、蕴含传统思想经验的概念可供他使用，而常常必须自创概念，或者通过翻译西学提出相应概念。因而，这些新概念不仅要能确切地传达学者自己对有关问题的思想经验，而且必须能消化、接续古汉语积累的相关思想经验，否则，任何新概念都会让读者一时难以捉摸。但是，做到这两点本身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即使一些大学者如贺麟、牟宗三等做到了这两点，他们给出的新概念乃至他们的语言，也仍未能完全避免原创所带来的那种陌生感。这种困境只有通过学者的原创工作的积累、消化、继承来逐渐克服，别无他途，绝非多写几篇“学术随笔”就能解决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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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情形是，学术本身所要求的“晦涩”。但是这种“晦涩”并不是真正的晦涩，它只是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是如此，这种情形最突出地存在于哲学这门学术领域，如上面提到的康德的例子。哲学的对象（问题）、方法要求它使用比其他人文科学更纯粹、更严格的语言，也即更少日常经验、更少日常意义的语言。正因为如此，它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比任何其他人文科学都更晦涩难懂。对于这种“晦涩难懂”，干脆说，无法克服，也不用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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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无意为学术语言晦涩难懂辩护，只想指出，笼统地指责学术语言晦涩难懂，并不困难，而乱开药方则只有害处。可以肯定地说，学者如果不能克服各种原因造成的语言传达上的困难，那么将不利于学术发展，不利于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但是，如果以为通过学术随笔化，学者们都来“赶写”学术“随笔”，就可以促进学术的发展，就可以充分发挥学术的力量，那么，这更是舍本求末。我们的启蒙工作迄今远未完成，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救亡压倒了启蒙，使我们的启蒙事业未能完成。但，请联想一下歌德、费希特时代的德国的情形，那时德国也正遭受横扫欧洲的拿破仑军队的占领。回想我们的近代学术史，不是学术随笔太少了，恰恰是学术随笔太多了！像康德、费希特式的那种“晦涩”、厚重的大著作不是太多了，而是根本没有！设想我们的近代学者如果少写点学术随笔，少写点学术散文，而能提供一些像康德、费希特式的那种厚重学术，那么我们的启蒙事业就不至于遭遇如此局面，因为真正厚重有力的思想、学术是任何其他力量压倒不了的；我们今天的学界也不至于把要自由还是要平等这样一些问题，当做目前社会的根本问题而争论不休。因为在启蒙的根本意义上讲，或者说在哲学意义上讲，只是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因而每个人本身就是目的，每个人的存在才在价值上和权利上是绝对平等的。在一个个人的自由及其生而具有的自然权利可被任意侵害与欺凌的社会里，在一个满街还都被视为草民的社会里，如果学者们不是把如何确立和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这一涉及立国之本的问题，而是把如何获得实质平等这一首先是社会政策层面上的问题，当做这个社会要解决的根本问题，那么，这样的学者要么是在转移这个社会的问题，要么就是对人之为人的自由还缺乏真正的意识。这样的学者本身还有待自我启蒙或者“被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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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是不能设想的，但却可以反思。这种反思表明，我们的学者要负起自己的使命，要完成近代学者的未竟事业，他就必须首先把持住他自己——维护学术与思想的独立自由，彻底告别文人角色，学术由此也才能保持为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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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欧洲给世界带来了什么？[31]——评《民主与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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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百年来，是人类打破地理分隔而走向全球化的历史时段。这个过程是由欧洲启动的，也是由欧洲推动的，并且也是由欧洲引导的。所以，全球化虽然是各大洲的交会与碰撞，但是从一开始就带着浓重的欧洲色彩。那么，这个欧洲色彩的主色调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看做人类不同族群从“四面八方”走向了“世界”，那么，我们真正问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欧洲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欧洲给世界带来的是珍贵的礼物，还是致命的毒药？这类问题从全球化开始就伴随着全人类，并且在思想者那里一再被提起。旅法学者陈彦博士的新作《民主与乌托邦》毫无疑问就会再次在人们心里引发这类问题。[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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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类问题既是欧洲自己不得不一再反思的问题，更是所有其他大陆族群首先面临的问题。作为具有本原性文化的大陆，中国的近代史就开始于追问：我们被迫遭遇的欧洲究竟携带着什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观念下的洋务运动，再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直至三十年前的市场经济改革与今天思想界对自由、人权的全方位思考，其实都是这一追问的延续与深化。而这一追问的深化既是对欧洲认识的深化，也是我们自我认识的深化。《民主与乌托邦》里有一篇作者与另一个旅法学者、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的对话，其中，程先生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见证意义的观点：一个人正是在与他者进行最高度的交流时，他身上最优良的部分才能发挥出来；同样，当我们进入另一个文化的最深处时，我们也必定能够回到自己文化最优良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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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遭遇欧洲开始，就一再有人强烈担心中国在接触、了解、学习欧洲的过程中会失去自己的文化精髓，甚至失去自己的灵魂，所以，总有一些“爱国人士”以“中国魂”守护者自居而树立各种文化敌人，好像中国有一种封闭的、无须与异域文化交往的传统文化。实际上，中国从来就没有这样一种封闭的文化。如果有，那么它一定早已经消亡。因为中华文化是一种本原性的文化，而本原文化作为对绝对性本原的一种觉悟和守护的文化，它恰恰永远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因为作为绝对的源头，本原本身包含着一切可能性而敞开着一切可能性。正因为如此，中华文化才具有力量穿越千年岁月而开辟出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历史。它不仅化解了边疆无数强悍的民族，而且化解了具有高度思想力的佛教的挑战，还教化了整个东亚世界，而近代以来更以高超的思想力回应着欧洲的到来。中国的历史在根本上就是中华文化自我展开、自我丰富与自我深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与异域文化不断接触与交融的历史。正如中国思想曾通过与佛教的碰撞和融合而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一样，通过深入文化欧洲的深处，中华文化不仅不会失去自己，倒恰恰必定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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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部著作的作者陈彦博士与程抱一先生，就是大胆走进欧洲深处的案例，他们以各自杰出的成就见证着通过深入欧洲传统而深入中国传统的道路，见证着通过走进欧洲文化深处而升华自己灵魂、深化自己心灵的道路。实际上，近代以来，具有这种见证意义的个案并不鲜见。从严复、胡适到牟宗三，都是典型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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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欧洲深处究竟有什么？毫无疑问，欧洲曾带给世界殖民与战争。如果说一切战争与殖民都是出于追求特殊利益与特殊优越，那么，欧洲曾给世界带来的就是特殊性——特殊主义观念与特殊价值观。但是，这并非欧洲带给世界的全部，我们甚至要说，这并非欧洲给世界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欧洲还给世界带来了普遍性，那就是普遍主义原则与普遍价值观，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自由、民主与科学。这也是欧洲深处最基本的东西。如果有人以为这是老调重弹，那么，我要说，他一定压根儿还不知道自由、民主与科学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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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关于自由、权利与民主的思想虽然首先产生于欧洲，但是，欧洲首先也只是在各自国家范围内缓慢地实践这些思想，而并没有同时把它们当做全球性的普遍原则来遵循与践行，否则也就不会有殖民统治与贩卖黑奴这类充满血泪与罪恶的历史。倒是基于这些思想的反殖民运动，反过来促使欧洲逐渐自觉地把这些思想当做看待与处理全球关系的普遍原则，并因此加速了殖民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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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殖民时代的终结，既与各大洲被殖民者的反抗和斗争相关，也与欧洲殖民者在政治理性上走向成熟、也即走向普遍价值原则相关。作者有篇题为“殖民历史与集体记忆——法阿殖民史反思”的文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历史印证：1962年法国戴高乐政权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签署了停火协议，结束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一百三十二年的殖民统治；不过，这并非因为法国在军事上的失败而不得不退出阿尔及利亚，而是“当时戴高乐政府作出的……顺应世界大势的政治选择”。什么世界大势呢？基于自由的人权、平等、主权在民、政治民主化等原则，成了越来越多国家处理国内与国际问题的法则，简单说，基于自由的那些原则，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的普遍法则。这就是世界大势！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曾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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