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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关于自由、权利与民主的思想虽然首先产生于欧洲，但是，欧洲首先也只是在各自国家范围内缓慢地实践这些思想，而并没有同时把它们当做全球性的普遍原则来遵循与践行，否则也就不会有殖民统治与贩卖黑奴这类充满血泪与罪恶的历史。倒是基于这些思想的反殖民运动，反过来促使欧洲逐渐自觉地把这些思想当做看待与处理全球关系的普遍原则，并因此加速了殖民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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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殖民时代的终结，既与各大洲被殖民者的反抗和斗争相关，也与欧洲殖民者在政治理性上走向成熟、也即走向普遍价值原则相关。作者有篇题为“殖民历史与集体记忆——法阿殖民史反思”的文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历史印证：1962年法国戴高乐政权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签署了停火协议，结束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一百三十二年的殖民统治；不过，这并非因为法国在军事上的失败而不得不退出阿尔及利亚，而是“当时戴高乐政府作出的……顺应世界大势的政治选择”。什么世界大势呢？基于自由的人权、平等、主权在民、政治民主化等原则，成了越来越多国家处理国内与国际问题的法则，简单说，基于自由的那些原则，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的普遍法则。这就是世界大势！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曾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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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近代各种伟大的科学发现产生于欧洲一样，有关自由的思想以及基于自由之上的那些普遍原则是由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确立的。不同的是，重大的科学发现大都很快就被用来改造这个世界，但是，那些由启蒙思想家确立起来的自由原则，却需要经过多个世纪的曲折，才在实践中逐渐得到遵循与践履。不过，正如各种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因此虽然人们可以违背它，却必定会付出代价一样，启蒙思想家以科学方式确立的自由思想与自由原则也同样具有普遍性；因此，哪里遵循并践履这些原则，那里就必定是一个更公平、更正义、更光辉的国度；相反，哪里拒斥乃至违背这些原则，那里就必定要付出不得不忍受一个充满不公、不义的腐化社会的沉重代价——这是近代之前人类几千年来一直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一个国度有古代与现（近）代之分的话，那么这个时代分界线不在具体的某一年，而在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领域里是否开始遵循并贯彻这些自由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这些自由原则看作是国家的现代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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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一个国家或民族，只有当它通过自己的学者精英在思想上确立那些普遍的自由原则时，它才有可能自觉地在实践中遵循并践履这些现代性原则。而当一个国家一旦自觉地践履这些自由原则，那么它将不仅以这些原则作为处理国内与国际事务的普遍法则，而且也将以这些原则作为理解和反思自己的历史与行为的基准。德国与法国在“二战”之后能够对各自历史上的黑暗和不光彩行为作出深刻而令人信服的检讨，它们有勇气直面自己历史上的污点并向受害者作出真诚的道歉，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那些自由原则不仅已被它们的知识精英们确立，而且已成为它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努力要自觉地加以遵循与维护的原则。根据陈彦先生在“承担历史黑暗与民族心灵叩问”一文中的介绍，法国在“二战”的贝当政权期间，曾主动在全国搜捕犹太人，把七万六千名犹太人押送到德国纳粹集中营。对于这一不光彩的历史，法国经历了从回避、承认到反思、自醒的过程。1995年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宣布，法国作为一个国家在这一事件上负有责任。他表示：“法兰西，启蒙思想的祖国，人权的诞生地，……在那个时候却犯下了不可挽回的罪行。她违背了诺言，将那些受其保护的人送交给刽子手。我们对他们欠下了永远不可偿还的罪责。……承认国家也犯过错误，不遮掩我们历史上曾如何黑暗，不是为了别的，仅仅是为了维护人之理念、人之自由、人之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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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反思，又是多么令人感动的检讨！然而，如果没有关于人之自由的理念的确立，如果没有关于人之尊严的自我觉醒，因而如果没有自觉地把那些自由原则当做人类普遍的实践原则来维护与贯彻，那么，如何会有这样的反思与检讨呢？比照今日之日本以及东亚世界，这一点不就更显而易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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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文景》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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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托马斯·福斯（Thomas Fuchs）：《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从莱布尼兹到康德》，引自成中英与冯俊主编：《康德与中国哲学智慧》2009年卷第一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2页、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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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康德与中国哲学智慧》2009年卷第一辑，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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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文原刊于波士顿，《美中社会和文化研究》（American-Chinese
:Society & Culture）第三卷第一期，200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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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关这个论点的更详尽论述，可参见黄裕生：《宗教与哲学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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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文部分内容原刊于《人民日报》2004年1月6日理论版，题为“穿越时间：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此处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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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文原刊于《人民论坛》2011年10月总第3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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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文原刊于《浙江学刊》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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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374—376页。以下引用仅标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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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圣经·马太福音》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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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圣经·马太福音》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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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圣经·马太福音》4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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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黄裕生：“论爱与自由”，《浙江学刊》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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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卡拉马佐夫兄弟》，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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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上书，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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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卡拉马佐夫兄弟》，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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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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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卡拉马佐夫兄弟》，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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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卡拉马佐夫兄弟》，第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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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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