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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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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波雷奇的尤弗拉西苏斯圣殿后殿镶板细节图（约540年）。包有覆层的大理石墙面是晚期罗马建筑的亮点。与圣殿中的镶嵌画地板不同（要便宜得多），这种墙面很少留存至今。这座方形教堂后殿的6世纪大理石作品依旧能让我们感受到晚期罗马建筑的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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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esy of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Nationality，Croatian；copyright status：out of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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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17011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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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导读[1]古代晚期史家彼得·布朗以及“穿过针眼”的一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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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在伦敦的瓦堡中心（Warburg Institute），时任伦敦大学古代史讲席教授的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组织了一轮系列讲座。八位受邀的欧美学者就“公元4世纪多神教和基督教的冲突”这一主题，进行了自选题目的演讲。这些演讲后来结集出版，由莫米利亚诺另补一序言。在这篇名为“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衰落”的序言中，莫米利亚诺指出，把基督教的兴起当作罗马帝国衰亡的重要成因，始于18世纪的爱德华·吉本。但19世纪兴起的民族主义史学在解释从罗马帝国向中世纪的历史转折时，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日耳曼蛮族入侵”这一问题上。20世纪最有成就的史家，如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道普施（Alfons Dopsch）和罗斯托夫采夫（Mikhail Rostovtzeff），在讨论晚期罗马帝国社会变迁时，同样未能把这些变迁中最重要的一项——基督教的兴起，有效地纳入讨论。基督教会对罗马帝国的影响在当时是一个停留在观念层面上的历史神学学术话题，如哈纳克（Adolf Harnack）对“教义”（Dogma）和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对“社会学说”（Soziallehren）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无人就基督教对多神教社会结构的影响给出一个现实层面的评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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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文集出版于1963年。这一年，莫米利亚诺在牛津任教期间指导过的一名学生，彼得·罗伯特·拉蒙特·布朗（Peter Robort Lamont Brown），在牛津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获得了他的第一份教职。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布朗成为西方史学界最多产、最有学术创造力、最具感召力的学者之一。正是在布朗的引领下，莫米利亚诺当年呼吁的那种针对晚期罗马帝国和后帝国时代的“现实层面的评估”，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这里为汉语读者译介的《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以下简称《穿过针眼》）是布朗2012年的作品。这本书从如何看待和使用财富的角度出发，通过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在罗马帝国政体瓦解前后的两个世纪内，地中海西岸的世俗社会与基督教会之间复杂的互动，以及各自所发生的影响深远的变迁。布朗在这部篇幅庞大的著作中展示了大师级的分析史料和铺展叙事的史学技艺。可以说，《穿过针眼》是迄今为止从宗教-社会的视角考察西欧由古代迈向中世纪的历史进程的最全面、最透彻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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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导读将对布朗本人的学术生涯和重要作品，以及《穿过针眼》书中的若干史学线索，做一番检讨。希望本文提供的学术语境，能够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这本重要而富有魅力的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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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布朗与古代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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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布朗1935年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新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铁道工程师，幼年时，因其父海外工作的需要，布朗曾被带到苏丹等非洲国家短暂生活。他后来对中东和近东地区的学术兴趣或许与这段儿时经历有关。不过，对布朗的学术取向真正有着重大影响的，是一种对基督教传统内部的多元性的敏感。这种敏感来自一名成长在爱尔兰天主教环境中的非天主教徒的经验。根据布朗自己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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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的新教教会和英国公教会完全不是一码事。前者对那种接续中世纪的浪漫主义迷思并不感冒。我们觉得，“罗马”天主教徒们大可守着中世纪。爱尔兰的新教徒则有意识地透过“罗马”天主教色彩主导的当下，穿过爱尔兰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坎坷命运，把目光投向中世纪之前、今天被称为“早期基督教”爱尔兰的荣光——一个和中世纪罗马的常见意象之间保持了足够距离的基督教爱尔兰，令即使是信奉新教的基督徒也颇有兴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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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大公教会（以“罗马”为象征）在西方定型之前的种种更具地方性、更多元的基督教社会和精神样态，正是布朗一生致力研究的“古代晚期”学科最核心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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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鲁斯伯里公学（Shrewsbury School）读中学期间，因为成绩优异，布朗被建议选择希腊语作为学习方向。在当时的英国教育中，古典文化依然被当作精英教育的基础。不过，布朗所倾心的并非古典传统，而依旧是早期基督教。据他自己后来回忆，学习希腊语的最初动机是想要读《约翰福音》。此外，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让布朗对充满变故的晚期罗马帝国着迷。罗氏在这本名著[4] 中提出，罗马帝国的崩溃始于3世纪时乡村普罗大众和军队这两股“反动”力量的联合，及其导致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凋敝。布朗后来的学术研究的一大立足点，就是修正这位“沙俄遗老”关于晚期罗马帝国的悲观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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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3年进入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后，布朗选择了“近代史”（Modern History）作为自己的本科专业。在牛津的学制体系里，3世纪之后的西方历史都被统称为“近代史”。与之相对，古典学方向（Literae Humaniores）的教学内容，基本以图拉真皇帝的时代（98～117年）为下限。这背后的意思是，真正的西方古典文化在罗马帝国的3世纪危机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312年）之前截止。布朗一生的学术努力就是要对抗这种“古典学的傲慢”。夹在“真正的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之间的3世纪到8世纪，在布朗看来，是西方文明史中一个具有鲜明特点和高度成就的时代。在这个时期的地中海世界里，古典传统和革新元素同时迸发出极高的活力，社会结构和精神生活在这两种力量交织的牵引作用下，表现出了强烈的开放性和创造力。就是这个非古典的古代世界，布朗后来称之为“古代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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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对这个历史时段的研究，是从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着手的，他就是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奥古斯丁（354～430年）。“奥古斯丁的时代”（the Age of Augustine）是布朗在本科阶段选择的一个研修专题。1956年毕业后，布朗先后从梅伦学院（Merton College）和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获得研究基金，后（如上文所述）于1963年于万灵学院获得教职，得以在牛津继续从事围绕奥古斯丁和他身处的晚期罗马帝国社会的研究。最终的成果是出版于1967年的《奥古斯丁传》。为这位伟大的思想者作传，布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法国宗教史大家马儒（Henri-Irénée Marrou）在名著《圣奥古斯丁与古代文化的终结》[5] 中所塑造的站在垂死的古代文化和新兴的基督教文化十字路口的奥古斯丁的形象，依旧对战后学者（包括布朗本人）影响巨大。但布朗的关怀更进一步。他关心的不仅是作为思想家的奥古斯丁，而且是作为“历史中的人”的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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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不仅生活在一个急速剧变的时代，他本人也在一直改变。研究中衰的罗马帝国的史家，能够通过追随他的生平来把握那些历史进程：是这些进程使奥古斯丁从一个在安全的行省（阿非利加）里为狄多和埃涅阿斯的老故事哭泣的学生，成长为一个当时正被来自瑞典南部的部落武装（汪达尔人）封锁的北非港口（希波）的大公教主教，并以此身份离世……通过写作，通过行动，通过对越来越大群体发挥影响，他在身边世界加速变化的进程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外部的变化和他自己内心的转变一样迅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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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古代晚期，没有人像奥古斯丁那样通过数量惊人的作品——“声称读过你所有作品的人一定在撒谎”，这句话刻在早期中古西班牙塞维利亚主教教堂图书馆盛放奥古斯丁作品的书架上——给后世留下了那么多的“写作”和“行动”，也没有人像奥古斯丁那样敏于观察自我和他人。布朗从奥古斯丁那里（按他自己的说法）“借来了一种语言”，[7] 用以抓住“后君士坦丁时代”罗马社会的变迁节奏。布朗无与伦比的文字魅力也在他的首部专著中尽显无遗。时任牛津大学钦定皇家近代史讲座教授的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在一份私人书信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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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彼得·布朗关于圣奥古斯丁的书写得棒极了，我把它选入了我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列的年度书单。我正在试着从艺术协会为它争取一项文学大奖。除了有高度的学术性和思想性，这本书文笔极佳。现在在英国，就连尝试去写这么漂亮的学术著作的学者也已经很少了。当然啦，美国学者更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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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奥古斯丁的世界（公元400年前后的北非和意大利）远不是布朗学术视野的全部。1969年和1970年，布朗在万灵学院先后开设了两门讲座课程：“拜占庭、波斯与伊斯兰的崛起”和“从马可·奥勒留到穆罕默德的社会与超自然世界”（以下简称“社会与超自然世界”）。这两门课，尤其是后一门，成为重要的学术史事件。挤在万灵学院狭小的霍凡登室（Hovenden Room）中旁听“社会与超自然世界”的学者均是当时和未来的古典与中世纪史研究的栋梁人物。[9] 一位当时的本科听众如此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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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超自然世界”系列讲座极受欢迎。绝大多数听众是挤坐在休闲椅、窗台和地板上听课的。这和学校里的一般讲座课程大相径庭。后者的模式是，学生坐在维多利亚风格的教室中规整的座椅上和书桌前，教师站在讲台上授课。与此不同，在布朗的这门课上，门徒们在霍凡登室里围坐在老师的脚边。这种形式，再加上课程内容的异域色彩和演讲者本人具有魅惑性的演说风格，把听众们从牛津潮湿、阴暗的夜晚带到了一千五百年前鲜亮的地中海世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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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门讲座的核心内容构成了布朗的第二本专著——出版于1971年的《古代晚期的世界：从马可·奥勒留到穆罕默德》（以下简称《古代晚期的世界》）——的主题。这是一本在形式和风格上全然不同于《奥古斯丁传》的作品。全书篇幅仅200多页，还包括130幅穿插于文间的插图。这本书是布朗受他的牛津同事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之邀，为泰晤士-哈德逊出版社的“欧洲文明馆藏系列”（Library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所写的分册。这套书的定位是面向大众。布朗在这本书里用的“古代晚期”这个术语，在那之前主要被用在德语艺术史学界，如奥地利艺术史学者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对“晚期罗马”（spätrömische）工艺美术、德国文艺理论家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对“拉丁古代晚期”（Late Latin Antiquity）修辞学的研究。根据布朗后来的回忆，大概是熟稔德国史学的巴勒克拉夫，把古代晚期（Spätantike）的概念推荐给了他。[11] 这是一个具有学科史意义的书名选择。这本小书出版后，学界反应相当热烈。作为一个史学领域的“古代晚期”正式浮出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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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着通俗读物的外表，但任何读过《古代晚期的世界》的读者都会承认，这是一部学术性极强的作品，它可能是布朗所有著作中最难把握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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