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120303 奥古斯丁不仅生活在一个急速剧变的时代，他本人也在一直改变。研究中衰的罗马帝国的史家，能够通过追随他的生平来把握那些历史进程：是这些进程使奥古斯丁从一个在安全的行省（阿非利加）里为狄多和埃涅阿斯的老故事哭泣的学生，成长为一个当时正被来自瑞典南部的部落武装（汪达尔人）封锁的北非港口（希波）的大公教主教，并以此身份离世……通过写作，通过行动，通过对越来越大群体发挥影响，他在身边世界加速变化的进程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外部的变化和他自己内心的转变一样迅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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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05 整个古代晚期，没有人像奥古斯丁那样通过数量惊人的作品——“声称读过你所有作品的人一定在撒谎”，这句话刻在早期中古西班牙塞维利亚主教教堂图书馆盛放奥古斯丁作品的书架上——给后世留下了那么多的“写作”和“行动”，也没有人像奥古斯丁那样敏于观察自我和他人。布朗从奥古斯丁那里（按他自己的说法）“借来了一种语言”，[7] 用以抓住“后君士坦丁时代”罗马社会的变迁节奏。布朗无与伦比的文字魅力也在他的首部专著中尽显无遗。时任牛津大学钦定皇家近代史讲座教授的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在一份私人书信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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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07 我觉得彼得·布朗关于圣奥古斯丁的书写得棒极了，我把它选入了我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列的年度书单。我正在试着从艺术协会为它争取一项文学大奖。除了有高度的学术性和思想性，这本书文笔极佳。现在在英国，就连尝试去写这么漂亮的学术著作的学者也已经很少了。当然啦，美国学者更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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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09 但奥古斯丁的世界（公元400年前后的北非和意大利）远不是布朗学术视野的全部。1969年和1970年，布朗在万灵学院先后开设了两门讲座课程：“拜占庭、波斯与伊斯兰的崛起”和“从马可·奥勒留到穆罕默德的社会与超自然世界”（以下简称“社会与超自然世界”）。这两门课，尤其是后一门，成为重要的学术史事件。挤在万灵学院狭小的霍凡登室（Hovenden Room）中旁听“社会与超自然世界”的学者均是当时和未来的古典与中世纪史研究的栋梁人物。[9] 一位当时的本科听众如此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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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11 “社会与超自然世界”系列讲座极受欢迎。绝大多数听众是挤坐在休闲椅、窗台和地板上听课的。这和学校里的一般讲座课程大相径庭。后者的模式是，学生坐在维多利亚风格的教室中规整的座椅上和书桌前，教师站在讲台上授课。与此不同，在布朗的这门课上，门徒们在霍凡登室里围坐在老师的脚边。这种形式，再加上课程内容的异域色彩和演讲者本人具有魅惑性的演说风格，把听众们从牛津潮湿、阴暗的夜晚带到了一千五百年前鲜亮的地中海世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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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13 这两门讲座的核心内容构成了布朗的第二本专著——出版于1971年的《古代晚期的世界：从马可·奥勒留到穆罕默德》（以下简称《古代晚期的世界》）——的主题。这是一本在形式和风格上全然不同于《奥古斯丁传》的作品。全书篇幅仅200多页，还包括130幅穿插于文间的插图。这本书是布朗受他的牛津同事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之邀，为泰晤士-哈德逊出版社的“欧洲文明馆藏系列”（Library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所写的分册。这套书的定位是面向大众。布朗在这本书里用的“古代晚期”这个术语，在那之前主要被用在德语艺术史学界，如奥地利艺术史学者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对“晚期罗马”（spätrömische）工艺美术、德国文艺理论家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对“拉丁古代晚期”（Late Latin Antiquity）修辞学的研究。根据布朗后来的回忆，大概是熟稔德国史学的巴勒克拉夫，把古代晚期（Spätantike）的概念推荐给了他。[11] 这是一个具有学科史意义的书名选择。这本小书出版后，学界反应相当热烈。作为一个史学领域的“古代晚期”正式浮出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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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15 尽管有着通俗读物的外表，但任何读过《古代晚期的世界》的读者都会承认，这是一部学术性极强的作品，它可能是布朗所有著作中最难把握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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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17 这本书是一项关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研究。我希望读者读完本书后能够在这些问题上有所心得：古代晚期的世界（大约从公元200年到700年）在什么意义上不同于“古典”文明；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什么；以及这个时代发生的迅猛变革又是如何决定了西欧、东欧和近东之后的不同演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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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19 研究这个时代，必须时刻留意这个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历史和传统极其悠久的世界中变迁与延续之间的张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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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21 相比《奥古斯丁传》，《古代晚期的世界》涉及更大空间和更长时段。整个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都被纳入“变迁的舞台”。从奥勒留到穆罕默德，是从由罗马和萨珊波斯（Sasanian Empire）两个帝国主导的古典世界，向日耳曼蛮族国家主导的西欧、拜占庭帝国主导的东欧和伊斯兰帝国主导的近东中古世界的变迁。以奥勒留皇帝的时代为叙事起点，能让人联想到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以伊斯兰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的崛起为终，则暗合20世纪早期的比利时史家亨利·皮朗关于欧洲中世纪起源的“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的命题。不过，既不同于吉本的政治-军事主题，也不同于皮朗的经济-贸易主题，布朗的“古代晚期的世界”首先是一个宗教-文化的世界。但是，布朗是在最广义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之下观察精神世界的变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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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23 没有人能否认古代晚期的社会革命和精神革命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正因为它们如此紧密相关，这种联系不能被化约成一种肤浅的“因果关系”。很多时候，历史学家只能说，某两种变迁同时发生，以至于不论及其中之一，就无法理解另一个。一部只有皇帝、蛮族、士兵、地主和税吏的古代晚期的世界的历史，给出的只能是有关这个时代质地的一幅无色彩的和不真实的画面；而一个只涉及这个时代获得安顿的灵魂（the sheltered souls）——僧侣、神秘主义者和杰出神学家——的叙述也是一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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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25 布朗潜在批评的这两种“无色彩的和不真实的”古代晚期图景，在当时的英国学界均有典范作品。史学大家琼斯（A.H.M.Jones）篇幅超过1500页的三卷本巨著《晚期罗马帝国（284～602年）：一项社会、经济和行政调查》[14] 出版于1964年。从副标题就可以看出，琼斯关心的是晚期帝国的政治经济系统的运转状况。布朗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长篇书评，但他也暗示，琼斯提供的历史图景过于静止和平面。[15] 几乎同时问世的另一部影响很大的著作，是古典学者多兹（E.R.Dodds）的《焦虑时代的多神教徒与基督徒》。这本带有浓郁精神分析色彩的小书考察了从奥勒留时代的2世纪到君士坦丁时代的4世纪，罗马帝国的思想界中普遍兴起的“物质意义上和道德意义上的不安全感”、在超验宗教中逃遁现实的风尚，以及“一种内生的神经质和一系列兼具强度和广度的罪感”。[16] 在多兹看来，这种积累了两个世纪之久的时代氛围，为4世纪君士坦丁的皈依和随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彻底胜利提供了精神土壤。在为这本书写作的书评中，布朗批评多兹所塑造的“困陷在神经质的孤独”的古代晚期人格带有太强的现代性的投射（“焦虑时代”的说法本身就是借自诗人W.H.奥登的一首同名诗），而没能看到这种看似“遁世”的思潮从4世纪开始发挥的社会建构功能：最能干的政治家和群体领袖本身都有很强的苦行主义倾向。只有一种结合社会学和心理学视野的历史研究，才能解释“让如此多的罗马帝国成员渴望成为‘新’人的那种不断增加的迫切感中的多条重大脉络”。[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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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27 《古代晚期的世界》的主角就是这些在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中都渴望“更新”的人。这本著作的最大冲击力在于，布朗让读者最大限度地直面这些古代晚期的人的生活和内心。130幅插图中，有117幅是当时的艺术作品留下的人像。同时，布朗有意识地通过大量的史料文献引述，直接呈现文字背后的生活经验。这种“让文献自己说话”的写作策略，后来成了布朗写作的惯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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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29 对于布朗的古代晚期研究来说，“以人为本”不只是一个方法论选择。社会权力的人格化本身，被布朗看作古代晚期不同于之前的古典时代和之后的中世纪的重大特征。这个命题在与《古代晚期的世界》同年发表的论文《圣人在古代晚期的兴起和功能》中得到了集中处理。这是一篇具有范式意义的论文。[18] 如其标题所示，这篇论文的主题是，在5世纪和6世纪，地中海东部涌现出大量离群索居、实践苦行生活的基督教圣人（holy men），并出现了社会各阶层尊敬和崇拜他们的现象。可以预见，布朗并不将这种“圣人”看作孤立的宗教现象，满足于诸如民间信仰、精神慰藉和宗教生活的“民主化”这样的解释。这篇论文从圣人在古代晚期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切入，其论点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在小地产趋于主流的东部省份，尤其是叙利亚，圣人代替撤向城市的大地主，充任村庄和小农的庇护人（patron），在“小世界”的内部作为仲裁排解纠纷，同时承担与外部世界沟通的职责（如协商税额）。在政治生活中，圣人直接来自上帝而非通过教会系统获得的宗教权威，在政权与教权尚未厘定的时代，充当了世俗权力与教会能够顾全颜面、实现妥协的中介（intermediate）。对于普通的市民来说，圣人是“职业基督徒”，是能够提供可信的具体生活指导的导师。在一个社会高速变化、各种制度性规则（农业生产中的庇护关系、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占卜体系、父权制家庭等）严重动摇的时代，脱离了家族和经济关系的圣人，作为“身边的陌生人”或“身边的他者”，以神圣人格的形态集各种角色于一身，协调了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和传统，成为串联古代晚期社会的铰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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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31 因此，圣人的卓越地位让古代晚期成为一个宗教史上独特的时段。古典时代唤起的是大型庙宇的意象，中世纪则是哥特风格的教堂。在两者之间的时代，激发想象的则是肖像：圣人的圣像、哲学家严峻的面容、壁画和镶嵌画上成排的凝视前方的面庞。长达若干世纪，超自然的“位置”（locus）被认为着落在个体的人的身上。正如我们看到的，圣人的兴起和古典制度的销蚀同时发生；圣人的衰落——或者说圣人上升轨迹的趋平——和一种新的共同体权威意识的重新确立同时发生。后者的预表，在东部帝国，表现为5世纪晚期和6世纪城市的集体意识和风纪的显著复兴；在西部，表现为西欧城市中围绕着古老死者的墓穴形成的修道院和教会等级体系的最终形式……这些非人格化的代理成了人们中超自然的承载者。从这个角度看，基督教在晚期罗马社会的胜利并不是唯一神对多神的胜利，而是“人”对他们的过去的那些制度的胜利。中世纪教宗、拜占庭修道院（lavra）、俄罗斯修会长老（starec）和穆斯林哈里发：所有这些都是以不同方式在一个高远的神之下尝试实现人对人的统治的直接结果。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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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33 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对布朗“圣人”命题的影响十分明显。具体来说，主要是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影响。1967年底，布朗曾就晚期罗马帝国的巫术问题和道格拉斯有过一次长谈。而之后阅读道格拉斯的《自然符号》带来的启发，被布朗描述成“不亚于万有引力的发现”。引起作为史学家的布朗的共鸣的，是作为人类学家的道格拉斯对“仪式化”宗教的同情。和所谓“精神化”的“高级宗教”一样，常被贬为民间信仰和迷信的“低级宗教”（niedere Glaube），同样需要作为一种连接社会经验和宇宙观的符号语言被严肃对待和解读。“我们应该可以根据社会关系的形态，说出什么样的宇宙有可能被建构出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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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35 在整个学术生涯中，布朗对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人性和社会的理解引入具体的历史研究，抱有非常积极的态度。但是，布朗心目中跨学科的借鉴是思维方式的消化，而非生搬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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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37 （在探究人类行为时，）我们会遭遇成见和惯例的铜锈，这些铜锈如此有效地掩盖了人类行为的真正性质，以至于我们无法理解我们的邻人和我们自己，就像我们无法理解4世纪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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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39 这种附着在人类行为上的以“显而易见”的面目出现的铜锈，是历史学家最大的敌人。历史学家需要心怀感恩地调用每一种可用的技能，来教自己如何移除这种铜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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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41 这是一笔重债。历史学家要想还债，只能通过以希望自己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其他学科——要抱有谦逊之心，也就是带着审慎的敬重看待科学传统的特质，这些传统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特别的演变，就像史学一样。学科间直接的“移植”不能替代对看待世界的新方式的缓慢消化。历史学家能从精神分析、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众多现代阐释者那里学到很多，但如果只满足于把他们当作理解过去的很多“工具”，就永远学不到他们的洞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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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43 记录圣人或圣徒事迹的圣徒传作品（hagiography），因为记载的都是在现代科学看来荒诞不经的奇迹故事，在传统历史科学中往往不被当成有效的史料。正是通过对社会人类学视野的引入，布朗赋予了圣徒传文学以揭示社会心态和社会结构的全新历史价值。我们之后还会看到，对哲学人类学的吸收，如何帮助布朗在20世纪80年代分析古代晚期的身体问题。回到20世纪70年代，关于布朗的“圣人”，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这个命题针对的是东罗马帝国治下的地中海东岸，特别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在5世纪经历了蛮族王国取代罗马帝国的政权鼎革的地中海西部的拉丁世界（包括西欧和北非）只被一笔带过。这种“重东轻西”的倾向，同样见于《古代晚期的世界》。这一方面是因为布朗已经在《奥古斯丁传》中做了对拉丁西方世界的考察。但更为重要的是，布朗认为古代晚期地中海东、西部在变迁节奏和路径上的差异需要分别处理。事实上，“东西分途”本身正是古代晚期最重要的历史主题之一。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西方文明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是东西差异（拉丁西欧vs.拜占庭和穆斯林的东方）对南北差异（南部地中海地区vs.北方内陆）的替代。亨利·皮朗是对这个历史现象最早做出集中阐述的学者。根据著名的“皮朗命题”，在5世纪日耳曼蛮族入侵中得以保全的地中海古代文明，在7世纪的穆斯林扩张中遭到了彻底的打破；西欧由此被迫向北部内陆发展，成就了查理曼的欧洲帝国，而西欧从此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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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45 作为一名经济史学者，皮朗思考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是地中海远途贸易的兴衰。“皮朗命题”的问题意识对应到基督教史中，则是拉丁大公基督教世界（Catholic Christendom）形成的问题。布朗在他1996年的著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兴起》中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探究，但他最早介入这个问题是通过讨论东西部世界中神圣性位置（locus of the holiness）的差异。与东部世界对尚在人世的圣人的崇拜不同，几乎同时在西部世界兴起的，是对死去圣徒的坟墓和遗骨的崇拜。布朗对后者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1981年出版的《圣徒崇拜在拉丁基督教的兴起与功能》（以下简称《圣徒崇拜》）[23] 一书中。在这本书中，布朗进一步系统地批判了学术研究对精英与大众宗教经验的二分，并以休谟《宗教的自然史》为起点，梳理了宗教研究中这种的“双层模式”（two-tiered model）的知识谱系。在布朗看来，4～6世纪在拉丁世界兴起的圣徒连接天堂和尘世并提供赎罪机会的观念，以及相应的圣徒崇拜的实践，并非“双层模式”所理解的愚昧大众的迷信，而是由宗教精英引领大众塑造的一种宗教-社会生活形式。这里的“宗教精英”特指拉丁教会的主教们。与帝国得以延续的罗马东部世界不同，帝国在5世纪中叶的灭亡引发了西部世界共同体生活的真空。这种真空无法被政治上取代了帝国的日耳曼蛮族国家完全填补。古代晚期拉丁教会的主教，有很大比例来自原来的帝国元老院成员阶层。在与外生的蛮族政权抗争、博弈乃至最终合作的过程中，是这些集社会、宗教和文化资源于一身的“贵族主教们”，承担了城市/教区的领导人和庇护人的角色。这些主教们通过对圣徒坟墓和遗骨的控制、对年度圣徒纪念日游行的组织，和对相关教会法（canon law）和宗教仪礼（liturgy）的推行，在拉丁基督教生活中确立了圣徒崇拜的必要，并对圣徒崇拜的方式进行规范，使自己成为天上的圣徒在人间的代理。对圣徒的崇拜，实现了教区共同体意识的塑造，稳固了教会系统的权威，也使教会获得了一种独立于世俗政治的超自然性的权力。与东部世界中与政教制度保持距离的圣人截然不同，西部世界中圣徒的神圣性是一种被最大限度地结合进了教会制度的超自然力量。套用韦伯的概念，是一种高度例行化了的卡里斯马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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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47 在《圣徒崇拜》中，布朗把握拉丁基督教独特性所围绕的基本命题，是传统社会精英（元老-大地主阶层）在帝国系统崩坏后转入教会所引发的拉丁教会的“贵族化”（aristocratization）。它部分地反映了在帝国的基督教化进程中，教会的自身性质所发生的改变。在这一视角下，罗马社会的“皈依”体现为社会领袖从原有的公共空间（城市）向新公共空间（教会）的转移，以及这些社会领袖的自身认同的变化。因此，晚期罗马帝国的社会领导权（leadership）问题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布朗多项研究的主题。这个问题涉及社会精英的养成理念［从古典教化（paideia）到基督教教义］、表达政治意见的话语形态（修辞术的基督教化）、对民众的庇护和领导方式（从城市公益事业到基督教会的救济）等多向度上的变化。布朗后来的两本小书《权力与说服：迈向基督教帝国》和《晚期罗马帝国的贫困与领导权》，就是以这些变化为主题的。[24] 在《穿过针眼》中，我们可以看到布朗对这个问题多年研究成果的综合和推进，以及对“贵族化”命题缺乏对社会中层群体的关注的局限性的反思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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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49 《圣徒崇拜》一书的内容基于布朗于1978年在芝加哥大学所做的哈斯凯尔讲座（Haskell Lectures）。同样在这一年，布朗选择接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典系的教职，离开英国，来到了美国学界。在此之前，布朗于1973年在牛津晋升为教授（reader），之后又在伦敦大学做了三年的近代史讲席教授（1975～1978年）。西游美国的选择应该和对学术环境的考虑有关。在牛津求学和任教的经历被布朗事后略带戏谑和怀旧感地描述为“反对有关罗马帝国衰亡的支配性的夸张观念的顽强的游击战”[25] 。北美学界更为开放的文化氛围和更丰富的学术资源为布朗发挥学术影响提供了更大空间。最直接的成果，是由他担任主编、加州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古典遗产的转化”（Transformation of the Classical Heritage）研究系列。这套丛书以“对西方古代世界的转化的多学科、跨地域视野”为标志，涵盖对“北非、中东、古代晚期欧洲、罗马、拜占庭、伊朗萨珊王朝和墨洛温高卢”的“考古、视觉艺术、政治史、社会-经济史、宗教史、哲学与宗教思想、文学与文本研究”，截至2018年，它已推出59本专著，成为近三十年来推动布朗式的古代晚期研究的重要策源地。昔日的“游击队”成了有规模的“正规军”。可以说，是北美高度发达的学术产业催生了“布朗学派”。这个学派的学术内核在于“转化”二字：古代世界没有如吉本所言那样衰亡，而在时代变迁中实现了承继性的“转化”。这种学术风潮的蔚然成风，特别是“转化”范式本身渐渐出现的教条化倾向，使一些学者（基本都是欧洲学者）开始发声质疑古代晚期研究“只见转化，不见衰亡”的缺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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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0351 公允地说，这一批评更多适用于“布朗学派”的整体倾向，而较少适用于布朗本人的研究。布朗是一位极善于吸收多种学术传统的学者。对强调“衰亡”的吉本的史学遗产，最体贴的当代评论文章之一正出自布朗之手。[27] 此外，布朗跟进新研究的速度让最勤奋的年轻学者也会汗颜。史学界中也极少有人像他那样高频率、大幅度地修正自己过去的见解。布朗习惯于借旧作重印的机会，通过长篇的新序或补记，结合新的学界研究成果和自己的反思，对过去的研究进行订正。[28] 作为极度高产的学者，布朗的每一本著作都既是对自己最初关心的问题的回归，也是对先前探索的推进。一个似乎被所有《穿过针眼》的现有书评忽视的现象是，“罗马的衰亡”（Fall of Rome）出现在该书的副标题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古典遗产的转化”的多年思考，让布朗最终找到了更有效地讨论“罗马的衰亡”这一问题的史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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