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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Peter Brown，“Report，” p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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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J.H.W.G.Liebeschuetz，“Late Antiquity and the Concept of Decline，”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45 （2001），pp.1-11；Bryan Ward-Perkins，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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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Peter Brown，“Gibbon’s Views on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Fifth and Sixth Centuries，” Daedalus 105 （1976），pp.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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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包括：2000年出版的《奥古斯丁传》修订版，增补了近百页的“结语”，更新了新材料和新研究动向；1997年针对《古代晚期的世界》出版25周年所做的报告，回顾了该书的发生史，总结了之后的学术研究动向和自己新的思考（Brown，“Report”）；1998年针对“圣人”论文发表25周年发表的学术史论文（“The Rise and Function of the Holy Man in Late Antiquity，1971-1997，” 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6 （1998），pp.353-376）；2002年出版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兴起》修订版，重写了部分内容，并增补30余页序言，介绍自己的方法论；2008年出版的《身体与社会》的二十周年纪念版，新增近40页序言，澄清方法论，并修正原论点；2013年出版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兴起》修订版十周年纪念版，另增30余页序言，更新学术动态和对原有命题的修正；2015年出版的《圣徒崇拜》增订版，增补20页序言，补充学术动态并修订原有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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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Glen Bowersock，Peter Brown and Oleg Grabar，eds.，Late Antiquity：A Guide to the Postclassical World （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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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What’s in a Name？A talk given at the opening of the Oxford Centre for Late Antiquity on Friday 28 September 2007，” ocla.history.ox.ac.uk/pdf/brown_what_in_name.pdf，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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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Peter Brown，“A Life of Learning：The Charles Homer Haskins Lectur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Occasional Papers 55 （2003），p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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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The Body and Society：Men，Women，and Sexual Renunciation in Early Christianit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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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Holy Feast and Holy Fast：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Food to Medieval Wome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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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Brown，“A Life of Learning，” pp.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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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Triumph and Diversity，AD 200-1000 ，2nd edition（Cambridge：Blackwell，2002），pp.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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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Christopher Dawson，The Making of Europe：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Unity （London：Sheed and Ward，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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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Peter Brown，“Report，” p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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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Robert A.Markus，The end of ancient Christian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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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veril Cameron，Christianity and the Rhetoric of Empire：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Discours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阿芙利尔·卡梅隆和她的丈夫、古典学者阿兰·卡梅隆（Alan Cameron）都是当年布朗的“社会与超自然世界”讲座课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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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Back to the Future：Pagans and Christians at the Warburg Institute in 1958，” in Peter Brown and Rita Lizzi Testa （eds.），Pagans and Christians in the Roman Empire：The Breaking of a Dialogue，4th-6th Century A.D. （Wien：Lit Verlag，2011），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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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The Ransom of the Soul：Afterlife and Wealth in Early Western Christianit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Treasure in Heaven：The Holy Poor in Early Christianity （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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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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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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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希望考察在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以及后帝制时代的第一个世纪里，财富对拉丁西方基督教会的影响。时间上大致是从4世纪中叶开始，直至后罗马时代的蛮族国家定型为止，也就是习惯上被称为“罗马帝国衰亡”的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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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在开篇四章中交代背景。第1章描述4世纪的罗马社会。第2章考察从312年君士坦丁的皈依至4世纪70年代有钱人愈加大规模入教的这一时期内，基督教会的社会地位。随后的两章意在并置两种理念，即把财富贡献给城市的传统理念，以及通过给教会和穷人的捐赠而实现的、置财宝于天堂的新兴的基督教理念。这两种理念的对比所引发的各种问题会在本书余下的部分里始终伴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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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之后的十三个章节将为读者引介一系列著名人物。每位人物都身处特定的历史图景之中。在财富的使用和财富观的形成问题上，他们各有不同。我们会在当时的罗马和意大利南部遇见伟大的多神教徒昆图斯·奥勒留·西玛库斯。之后我们会向北转，前往和他同时代的基督徒米兰的安布罗斯所在的米兰城和意大利北部。之后的三章里，我们将跟随青年奥古斯丁——这位与前两位相当不同，就出身而言他是更为平凡的人物——从非洲[1] 前往意大利，而后返回非洲。他具有独特的人生和思想轨迹，参加过一系列的宗教社团，而其中每一个社团的成员在财富使用问题上都有鲜明的立场。我们会在397年，即奥古斯丁刚刚就职希波主教并出任一个修道院的领导时，与他暂别，继而向北移动，前往波尔多的奥索尼乌斯所在的高卢。我们会在高卢及其毗邻行省中领略有钱的地主和廷臣们的财富，他们的庄园遗迹至今令人感叹。这么做是为了感受财富的神话，以及在这些人中间流行的对于自然界的态度。而诺拉的保利努斯在394年正式摒弃的就是这样一种财富。我们将会看到保利努斯如何做到这种摒弃，如何看待自己主动选择的贫困，又如何最终把自己的财富用于建设工程。这项工程是位于意大利南部诺拉市镇中的圣菲利克斯的圣陵，他本人对于这整个过程的叙述使他成了一位因摒弃财富而赢得天上宝藏的诗人。在这之后我们将返回罗马，只不过这次是基督教会的罗马。我们会考察君士坦丁时代以来，罗马的教会是在何种环境中获得财富和地位的。这种缓慢的积累所造成的局势解释了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伴随着哲罗姆于382年来到罗马，又在385年突然离开，也伴随着由他而起的有关财富、贫困和庇护关系的争议。这些争议多半因他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的激烈文字而为我们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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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节奏在哲罗姆之后有所变化。我们已然进入一个危机不断升级的时代。一对年轻贵族夫妇（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对财富惹人眼球的摒弃，恰逢西哥特人挺进罗马之时。罗马在410年的失陷迫使另一位激进的基督徒伯拉纠，连同他的罗马庇护人作为难民来到非洲海岸。还在意大利时，伯拉纠的追随者们就曾进行过对财富的激烈批判。他们坚持要求对财富的完全摒弃。随后奥古斯丁和伯拉纠之间的神学论争堪称意大利和非洲之间一场思想上的布匿战争。但它又并不只是理念之争。对奥古斯丁来说，此事关乎整个基督教世界固有的虔敬方式。因此，我们需要后退一个世纪去体察那种强烈的自主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非洲教会能够借助信徒的赠礼，为自身在非洲社会中找到一个位置。我们将进而关注奥古斯丁于5世纪在非洲诸城进行的布道中所体现出的对财富和宗教的立场。奥古斯丁就是凭借这些立场，来阻击伯拉纠支持者所持的摒弃财富的激进诉求。非洲方面给出的信息是坚定的：财富不应当通过轻率的摒弃被抛在一边；它应当被用于教会。尤为重要的是，它应当被用于赎罪。在随后的所有世纪里，奥古斯丁有关罪和宗教赠予之间亲密关联的观念给拉丁教会的赠予实践抹上了阴郁的色调。在奥古斯丁的晚年，他的观点已经传布到整个拉丁西方世界。此时已是大一统帝国的最后岁月了。如第24章所示，到430年时，一切争论都被席卷进了西部帝国的普遍危机之中。这场危机骤然终止了前一个世纪的富足，并为这场风暴的幸存者的财富设置了全然不同的评价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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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此时面对的是一个暴力性失序后的贫穷社会。罗马世界的不同地区已经分崩离析。各个地区际遇悬殊，一些地区比另一些要好上不少。因此就有了依旧繁荣的普罗旺斯飞地所孕育的活力惊人的智识生活，这种生活催生了约翰·卡西安有关修道贫困的纲领性论述，这可以被看作对勒兰岛上诸位让人惊叹的卡里斯马式领袖的承继；马赛的萨尔维安对最后岁月里西部帝国痼疾的那令人难忘的诊断也因此产生了。在意大利，旧世界的很多东西似乎得到了延续，但这种延续掩盖了深层的变动。罗马的教宗们在5世纪末已经取代了元老院，成为罗马城中低下阶层的庇护者，罗马教会的财产第一次足以匹敌世俗贵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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