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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很多人”中首要的是布朗称之为“中间阶层”的社会群体。“二战”后罗马史研究最突出的进展之一，就是证明了晚期帝国中间阶层消亡、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这种传统观念（以罗斯托夫采夫为代表）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穿过针眼》进一步证明，在晚期罗马帝国中，这些既非“田连阡陌”也非“无立锥之地”的中间阶层，不但大量存在，而且在社会的“权势转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非基督教的城市生活中，这些中间阶层构成了市议会的主体，承担着为帝国征收税赋的职责。他们同样是具有城市公民身份的“市民”，是极富的寡头需要通过城市公益活动（如组织竞技表演）笼络的群体。另外，来自中间阶层的成员也构成了4世纪基督教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宗教问题上的折中主义态度（即不在罗马传统习俗和基督教信仰之间、个人的公民身份和基督徒身份之间建立绝对对立）决定了基督教会在4世纪末之前的罗马社会中低调的社会地位。教会的社会地位在4世纪后期之后的上升，着重体现在新兴的宗教精英在思想和实践中完全“征服”了这个中间阶层，基督教徒的认同覆盖了他们其他形态的共同体意识（城市、帝国），这使教会得以在地中海西岸建立全方位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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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书中大书特书的安布罗斯、奥古斯丁、保利努斯、哲罗姆、勒兰岛修道圈出产的“模范主教”和若干位有作为的罗马教宗，就是这个领风气之先的新时代的宗教精英的代表。他们面对的情势、掌握的资源、持有的理念和采取的行动均不相同，但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4～6世纪教会与世俗社会、教会和财富的新关系的重塑。与以往用“贵族化”的理论（详见前文）来理解这个新基督教领袖群体不同，《穿过针眼》更加突出了这个群体内部在社会来源和思想倾向上的多元性，以及他们的想法和实践是如何以曲折的方式最终获得了中间阶层群体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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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中间阶层的社会等级之上的人群，是人数有限但却垄断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的罗马贵族。他们出自世家大族，往往有元老院成员的政治身份。这个群体，无论在心态还是利益上，都和帝国“旧秩序”休戚相关，因而对教会的社会权威的扩张持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这个“保守”群体的样板人物就是“今之古人”“最后的多神教徒”西玛库斯（参见第5、6章）。在布朗的故事里，“罗马帝国的衰亡”特别体现为，这个原本处在社会塔尖、罗马认同最根深蒂固的大贵族阶层在400～500年的动荡时代中的瓦解。他们要么以散尽家财的形式向基督教“华丽转身”，如保利努斯（参见第13、14章）和小梅兰尼娅夫妇（参见第19章）的选择，要么在蛮族入侵的浪潮中丧失了原有帝国体系里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这个群体的皈依和消隐，意味着基督教会在争夺社会领导权和社会财富主导权方面最大的对手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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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处在罗马社会金字塔最顶端的皇帝与宫廷（以及后来的日耳曼蛮族君主和宫廷），和处在最底层的乡村农业生产者，是故事的配角。《穿过针眼》观察古代晚期西部地区社会变革选取的视野，是落在顶层政权的变动和经济基础的变迁之间的“中间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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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问题是：在4～6世纪地中海西岸的历史舞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相信读毕此书的读者都会同意，布朗给出的并非一个解释，而是一簇彼此纠缠的思想和社会的解释线头。把这些线头拧在一起的，是关于财富使用和理解的变化。维持罗马帝国的是一套财富分配和使用的“规矩”，包括：由皇家宫廷、元老院和地方市议会通力合作实现的年度征税，以及周转粮食以补贴军队和罗马城的食物配给；贵族阶层在城市中为稳固名声和庇护者的地位、赢得市民支持而慷慨捐赠或烧钱，在乡下则用奢侈的生活方式来彰显自己的阶级属性；在观念中，财富具有超自然的神秘属性，谷物的丰盈被认为反映了自然之神的赐福，人间由财富区分的等级被认为对应着更高的宇宙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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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在西部的灭亡，表现为所有这些与财富有关的制度和非制度的“规矩”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基督教会为轴心的新的财富原则。教会不但仍旧是穷苦大众的施舍者和代言人，还代替了原先的市议会和帝国，成为市民的领导者和公共生活的维持者；向教会遗赠、使整个家族和神圣空间永久相连，成了贵族处置大宗财富的重要选择；信众向教会的定期捐献被认为是宗教赎罪的必要环节；主教作为教会财富的“法人”，以代表穷人的名义保存资产和经营土地；教士主持的仪式和修士的祈祷，被认为是地上的财富转化成“天上的财宝”的重要枢纽。这些变化的发生绝非一蹴而就，也并不存在一个预先设计好的发展轨道。然而，在350～550年的两个世纪中，在不绝如缕的大小事件和相互碰撞的思想的积累效应中，这些变化切实地发生了。西部世界由此从帝国的时代走向了教会的时代。同时，教会本身也发生了彻底改变，从边缘性的社会团体“穿过针眼”成为整个社会的脊干。西方独特的大公基督教走向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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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一篇纪念本导读开篇提到的1958年瓦堡中心系列讲座的短文中，布朗提出：“我们仍然需要对晚期罗马帝国进行更微妙的社会学研究。”[40] 《穿过针眼》所呈现的地中海西岸关于财富的恢宏戏剧，就是布朗心目中的“晚期罗马帝国社会学”的一次史学实践。当然，要领略布朗标志性的维多利亚小说式的叙事魅力和历史洞见，唯一的方式就是打开此书，直面他的文字。此外，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穿过针眼》面世三年后，布朗又连出两本专著，延续了关于早期基督教与财富问题的思考。2015年的著作《灵魂的赎金：西方早期基督教的死后生活与财富》集中讨论了通过此世的财富来换取灵魂救赎这一西方基督教特有的观念，这本新书为《穿过针眼》的社会视角提供了神学角度的补充；2016年的作品《天上的财宝：早期基督教中的神圣穷人》则把视野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特别是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的中东地区，它是对《穿过针眼》的主题的空间扩展。这两部著作可以被视作《穿过针眼》的姊妹篇[41]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参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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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希望中文读者通过阅读这本《穿过针眼》，能够感受到古代晚期世界充满可能性和创造力的历史魅力。用布朗在前言中引用的格言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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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学生发现他遭遇了一种强大到手头的任何工具都无法衡量的力量。（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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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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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9日初稿于南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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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5日修改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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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导读的主体内容基于导读作者的论文《彼得·布朗与他的古代晚期研究》，刊行于《史学史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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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troduction：Christianity and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 in Arnaldo Momigliano （ed.），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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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ter Brown，“Report in ‘So Debate：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Revisited ，’” Symbolae Osloenses 72 （1997），p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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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罗斯托夫采夫著，马雍、厉以宁译：《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全两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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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aint Augustin et la fin de la culture antique （Paris：De Boccard，1938）.在1949年出版的第2版中，马儒增补了一篇《更正》（Retractatio），修正了原书的部分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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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ugustine of Hippo：A Biography ，New Edition with an Epilogu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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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Saint Augustine，” in Peter Brown，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Saint Augustine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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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ichard Davenport-Hines and Adam Sisman，eds.，One Hundred Letters from Hugh Trevor-Rope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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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颜·伍德在最近的一篇回忆文章中罗列了该课程的听众，包括古典学者Tony Honoré、Fergus Millar、Cyril Mango、Kallistos Ware、Alan Cameron、Averil Cameron、John Matthews、Philip Rousseau、Sabine MacCormack、Ewen Bowie、David Hunt和James Howard-Johnston，中世纪史学者Henry Mayr-Harting、Karl Leyser、Thomas Charles-Edwards、Patrick Wormald和Paul Hyams，阿拉伯学专家Alfred Beeston，以及当时尚是本科生的Chris Wickham、Roger Collins、Rosemary Morris、Margaret Mullett、Oliver Nicholson、David Ganz和他本人。Ian Wood，“‘There Is a World Elsewhere’：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in Jamie Kreiner and Helmut Reimitz （eds.），Motions of Late Antiquity：Essays on Religion，Politics，and Society in Honour of Peter Brown （Turnhout：Brepols，2016），pp.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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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oger Collins，“Oxford 1968-1975：A Crucible of Late Antiquity？” in N.Klvllclm Tavuz and Richard Broome （eds.），Transforming the Early Medieval World：Studies in Honour of Ian N.Wood （Leeds：Kismet Press，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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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eter Brown，“Report，”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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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From Marcus Aurelius to Muhammad，AD 150-750 （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71），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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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From Marcus Aurelius to Muhammad，AD 150-750 （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71），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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