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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重构宗教赠予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财富从尘世到天堂的转移）与关注财富在尘世的流通（通过确定由摒弃的壮举、捐赠和教会里每日的奉献，而募集到的财富各自的相对价值），对我来说有同等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我会求教于做犹太研究的朋友们。因为他们也在研究中关注一种低调但持久的赠予习俗，这一赠予习俗贯穿整个罗马时代，赠予的焦点从以希腊风格的巨型庙宇（即耶路撒冷圣殿）为中心，转向散布整个罗马世界的会堂和犹太社区。这一宗教赠予上的变故对应着一种颇为可观的认识转变。基督教会的财富增长的方式与犹太教的这种认识的转变似乎正好相反。对基督教而言，开始时宗教赠予只有很小的规模——就像我们将在4世纪的阿奎利亚和几代人之后的意大利北部的教堂地面上所看到的。最终，我们会在6世纪的高卢和意大利看到围绕圣所进行的庙宇式的宏大建设工程。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二者而言，一部有关宗教赠予的认知背景的历史依然有待被书写。当前的这本书能够提供这部认知史的一部分，限于宏大而绵延的基督教“星云”中的一个特定的时期和一个特定区域。这片“星云”从不列颠直到中亚，而且几乎在每个区域里都有犹太社区在旁伴随。某种同源的、和前者之间具有比较性的想象模式推动了后者的宗教赠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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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笼统说来，财富问题触及罗马帝国及其之后的西欧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财富问题可被用作一种诊断工具。如此看待财富有助于我们深入罗马社会内部，去研究4世纪时财富的创造与分配，去追述——在多神教和基督教两方面的史料中——财富积累在4世纪和5世纪的罗马晚期社会中造成的焦虑和争端，去感受一度凝聚统治阶级——由多神教徒和基督徒共同构成——的财富神话，去探索5世纪和6世纪蛮族入侵、内战以及区域性政治权力的建设过程中财富的消散与重构：从事以上工作不只是为了再写一部晚期帝国的社会和经济史，而是像医生使用听诊器那样使用财富这个主题。通过关注财富问题，我们能够窃听到在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世纪，以及帝国消失后的第一个世纪里的整个西欧的声音，这么做就仿佛是在听一艘被困在外海风暴里的大船发出的吱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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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这本书是我所完成的作品中最为困难的一部。因为只有通过搜集这段时间内的多神教和基督教文献中有关财富的丰富话语，配以对罗马和后罗马社会中财富现实的感知，我才能够把财富问题用作一种诊断工具，来测量我称之为“基督教在西罗马帝国的形成”这一历史过程的脉动。我明确地拒绝把晚期帝国的宗教和文化史与其社会史相分离。对这一时期社会和经济的研究正处在一个井喷阶段；对罗马世界具体情境的研究正发生戏剧性的转折，这个转折已经改变了我们对晚期罗马社会整体的认知，以及对基督教在这个社会中所发挥作用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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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与之前不同了。让我使用一系列“如果”和“那么”，来稍加总结其中的一些突破如何直接影响了拉丁基督教的历史。如果君士坦丁的改宗并没有最终赋予基督教会在罗马社会中的优势地位，那么我们必须在别处，即4世纪末，探寻这个进程的发生。并且只有在4世纪末，基督教才敢于自我定位成一种潜在的主流宗教，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得到了富人们的支持。如果能证明晚期西罗马世界的城市中产阶层的活力和多样性曾被严重低估了，那么基督教社区在这些城市的历史就需要大幅重写，其中包括有关这些城市的主教和神职人员的招募和他们的社会视野的历史。如果西罗马社会并不只是被少数大地主稳稳地把持，在帝国灭亡前后，基督教在拉丁社会中的角色就需要被大规模地修正。首先，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圣安布罗斯反对意大利北部地主的激烈布道的现实内涵。这些地主可能并非像他暗示的那样残忍和无所不能。我们需要发掘小人物扮演的角色，例如罗马或行省的小贵族，而不是只关注少数处于顶层的富有的元老。前者在捐助、教堂建设，以及庇护基督教神职人员和教师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更进一步来说，如果元老贵族阶层并没有像很多学者认定的那样彻底而迅速地占据了意大利和高卢教会的上流阶层，那么有关教会财富积累和主教地位在5世纪和6世纪上升的整个议题，都会变得更为复杂、更为矛盾，而且（感谢上帝！）更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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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为数不多但十分关键的主题在过去的十年里改变了我的认识。在指出它们之后，我相信读者将通过注释紧跟我的思路。我希望在那些晦涩的书目背后，你们能够体会到这些著作曾在我的脑中激起的兴奋。其中的每一部都曾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了未曾预想到的东西——一幅晚期罗马社会的图景。很多一度统治晚期罗马研究图景的通俗地标要么退出了这幅图景，要么变得不再像以往那么重要。鉴于古代晚期研究的爆炸，对当下的研究文献和新发现保持更新并非易事。在这本书里，我尝试把这种更新截至2010年末。举个著名的例子，布伦特·肖对4世纪和5世纪早期的非洲的大师级研究——《神圣的暴力：奥古斯丁时代的非洲基督徒与宗派仇恨》［Sacred Violence：African Christians and Sectarian Hatred in the Age of Augustin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他曾好心地把初稿给我看，这本书不久前才出版。它描写了一幅奥古斯丁时代非洲的肖像，无与伦比地丰富、生动并且颇具原创性，我在此将它推荐给读者。我同样需要提及一本更为晚近的著作：凯尔·哈珀的《晚期罗马世界的奴隶制》。这本书为我们对4世纪罗马社会的看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我充分意识到（事实上我对前景满怀期待），现如今通过欧洲和英语世界的出版社而遍地开花的新作品——其中的一些是被我忽视的——会挑战读者去进一步修订对于在这一充满激烈争论的时期中，基督教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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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历史图景的变化是个艰难的成就，其中很多是通过对经典文献的再阐释而实现的，但新风向来自晚期罗马考古这个领域。我相信我已经在注释里很清楚地表明了我对这个领域的借重。就本书而言，相较于新材料，考古发现带来的新启发更多在于解读这些材料的新路径。很多年轻考古学家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把考古材料作为对已知事件的进一步佐证，他们开始探索不为人知的历史图景。他们业已发现的图景常常震慑人心地不同于我们对晚期罗马社会和晚期罗马基督教的通常理解，仿佛由空间探测器发回地球的、某个遥远星球表面的第一批图像。对于研究基督教会的历史学家来说，这种震慑在于曾经熟悉的图景——例如最为他们熟知的罗马地下墓穴——被赋予了令人不安的陌生性。对考古材料娴熟的再阐释所带来的对基督教基本实践行为的再阐释——例如基督教对死者的关照、基督教还愿虔敬的性质、基督徒的纪念铭文以及基督教仪礼场所的创制——揭开了教士话语的面纱。时至今日，我们对基督徒日常生活的了解还是以文本为基础，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在依靠教士阶层的话语。考古学家的阐释技艺提供了一个陌生化的世界，通过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与本书中那些被埋没的“男女英雄”之间的距离被极大地拉近了，我们得以和那些男女平信徒面对面，而正是他们的赠予习俗为基督教会提供了根基。与教会教父们的文字相比，是他们的坟墓以及他们在教堂地面和圣徒墓穴上的涂鸦，让我们更清楚地聆听他们的虔敬实践和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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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试图把宗教研究和如今常被（以要求确定无疑地为之正名的语气）称为“物质文化”的研究相结合。保持这种学科的结合正渐渐变得困难。晚期罗马研究惊人的扩张带来了一种过度专门化的危险。专门化在很多层面的意义上都是受欢迎的，但过度专门化给综合性的探索以及全方位研究社会的尝试（即同等地对待社会的宗教、文化与物质基础）带来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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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必须努力维持这种统一的视野。不同学科间的泾渭分明毫无益处可言，这种区分和古代晚期领域的实际研究经验关系不大。我们很快就能意识到，晚期帝国历史的每个方面都很难讨论。从看起来最缥缈的神学文本到看起来最具体的考古调查，每一项证据都在不同的意义上搭建了一座通向过去的脆弱桥梁。没有哪项证据能够提供毫不含混的结果。即使是付出全部的努力，我们也只是停留在深渊的边缘，眺望深渊下不可想象的遥远世界。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样一种内在于我们职业的思想晕眩。我听说，当法国的登山者们一起到达一个特定的海拔高度时，他们把正式的称呼语“您”换成更为亲密的“你”。这是一种可敬的行为。在一个高处求生的团队中——这一点和我们不无相似——它营造出一种正确的团结精神。因为高处总会有震慑感。无论我们通过何种路径迫近晚期罗马时代——通过教父文本、史书、法律文件、铭文、考古发掘、绘制陶器的分布图所揭示的贸易模式——我们都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基督教在西方的兴起是一个艰巨无比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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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学生发现他遭遇了一种强大到手头的任何工具都无法衡量的力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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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给这本书的读者带来了些许这种魅力，我也只是传递给了他们一种学习的乐趣。在我写作这本书的年月里，是我在这个领域里如此多的朋友和同事把这种乐趣传递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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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个缘故，我感到从我的朋友和同事那里受惠良多，我实在是幸运。回望本书的写作，我发现整个过程能够被标记为一系列罕见的智力上的慷慨。本书的多份修改稿承蒙多位读者的批阅。在一个奇迹之年里，高等研究所迎来了我自己的天堂里的两位名人——丽塔·特斯塔和亚鲁斯·巴纳吉。他们给我的初稿提供了慷慨的关注和批判性的评论。我没法期望更警觉的读者了。不久之后，约翰内斯·哈恩来普林斯顿校园访学，他定期给出的敏锐而准确的评论，给学术友谊的概念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朱丽娅·斯密斯和汉米·司各特通过他们真诚而执着的阅读进一步强化了我的坚持。从头到尾，肯贝里·鲍斯和艾迪·瓦特的评论都让我保持生气并受到指引，在时常发生的生动对话中，我们一起进入过那些对古代晚期研究尚未完全开启的风景，他们透彻而带有暖意的阅读让我时刻处在学术的单纯欢愉中。当本书内容进入早期中世纪时，同时也是全书在数不清的疏于编辑的文档中趋于成形时，赫尔穆特·海米茨和杰米·克莱纳引领了这部书稿（既在思想上也在控制论的意义上），对于这种用心，以及如此具有感染性的热忱，我再怎样感激也不为过。很多其他人也在不同的时间读到过书稿的某些章节或部分，接受他们的评论对我来说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督训。就算只是为了表达一种超越本书写作的感激，我也要提及格伦·鲍尔索克，多年来，他这个榜样对我来说构成了一种鼓舞。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在写作本书时所处的学术环境让我倍感幸运。我觉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希腊研究项目”像是一个温暖的壁炉，在每年的一场场活动中，多亏了迪米特里·贡迪卡斯的才能和精力，那么多我长期喜爱的史学家和地区研究专家被聚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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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相关的工作人员——詹妮弗·巴克、茱莉娅·列维斯通和黛比·缇加登。她们高超的专业技能和好脾气，让这部我必须承认有点儿像骆驼的书稿得以穿过了针眼，并达到了“普林斯顿出品”的工艺和美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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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的夫人贝齐居功至伟。从头至尾，她都毫无保留地支持着我。她一直腾出时间来客观地阅读每一轮草稿，挑出晦涩的或者不恰当的表达和结构。她还常常贡献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储备，以及对于人性是如何在过去的年代中发生作用的（既悲悯又反讽的）独特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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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一起到这段历史发生的很多地区旅行过。我把这本书献给她，在了结了一桩誓愿的那种老派而实在的意义上。这种誓愿，我在为数众多的帝国晚期犹太教和基督教铭文上读到过：我给予她的与她曾给予我的相比，何其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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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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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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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罗马非洲，也就是现在的北非，或阿拉伯语所称的马格里布。见本书页边码第326页。后文出现的“非洲”均为此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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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特别想到的是说拉丁语的巴尔干人，特别参见S Ćurčić，Architecture in the Balkans from Diocletian to 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10）。在Danny Ćurčić 完成他那勇往直前、包罗万象的学术杰作时，能有机会通过和他反复交流来探索这个被忽略的世界，对我来说既是一种愉悦，也是一种荣耀。把被忽略的大量史料集在一起，另请参见M.Handley，“Two Hundred and Sixty-Four Addenda and Corrigenda to PLRE from the Latin-Speaking Balkans，” 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 3（2010）：113-57；关于位于匈牙利的索皮亚纳（佩奇）的4世纪的精美陵墓，参见K.Hudák and L.Nagy，A Fine and Private Place：Discovering the Early Christian Cemetery of Sopiane/Pécs ，Heritage Booklets 6（Pécs：Örökség Ház，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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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Gernet，Le génie grec dans la religion （Paris：Renaissance du Livre，193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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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erome，Vita Malchi：Patrologia Latina 23：5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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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犹太教社群的性质和这些社群中虔敬献礼的意义，我大量参考了S.Schwartz，Imperialism and Jewish Society，200 B.C.E.to 640 C.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及同一作者的Were the Jews a Mediterranean Society？Reciprocity and Solidarity in Ancient Judais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以及J.Niehoff-Panagiotidis，“Byzantinische Lebenswelt und rabbinische Hermeneutik：Die griechischen Juden in der Kairoer Genizah，” Byzantion 74（2004）：51-109 at pp.88-100中关于施舍的独特意义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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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K.Lowther Clarke，Saint Basil the Great：A Study in Monastic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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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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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一部 古代末期的财富、基督教与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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