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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历史图景的变化是个艰难的成就，其中很多是通过对经典文献的再阐释而实现的，但新风向来自晚期罗马考古这个领域。我相信我已经在注释里很清楚地表明了我对这个领域的借重。就本书而言，相较于新材料，考古发现带来的新启发更多在于解读这些材料的新路径。很多年轻考古学家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把考古材料作为对已知事件的进一步佐证，他们开始探索不为人知的历史图景。他们业已发现的图景常常震慑人心地不同于我们对晚期罗马社会和晚期罗马基督教的通常理解，仿佛由空间探测器发回地球的、某个遥远星球表面的第一批图像。对于研究基督教会的历史学家来说，这种震慑在于曾经熟悉的图景——例如最为他们熟知的罗马地下墓穴——被赋予了令人不安的陌生性。对考古材料娴熟的再阐释所带来的对基督教基本实践行为的再阐释——例如基督教对死者的关照、基督教还愿虔敬的性质、基督徒的纪念铭文以及基督教仪礼场所的创制——揭开了教士话语的面纱。时至今日，我们对基督徒日常生活的了解还是以文本为基础，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在依靠教士阶层的话语。考古学家的阐释技艺提供了一个陌生化的世界，通过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与本书中那些被埋没的“男女英雄”之间的距离被极大地拉近了，我们得以和那些男女平信徒面对面，而正是他们的赠予习俗为基督教会提供了根基。与教会教父们的文字相比，是他们的坟墓以及他们在教堂地面和圣徒墓穴上的涂鸦，让我们更清楚地聆听他们的虔敬实践和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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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试图把宗教研究和如今常被（以要求确定无疑地为之正名的语气）称为“物质文化”的研究相结合。保持这种学科的结合正渐渐变得困难。晚期罗马研究惊人的扩张带来了一种过度专门化的危险。专门化在很多层面的意义上都是受欢迎的，但过度专门化给综合性的探索以及全方位研究社会的尝试（即同等地对待社会的宗教、文化与物质基础）带来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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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必须努力维持这种统一的视野。不同学科间的泾渭分明毫无益处可言，这种区分和古代晚期领域的实际研究经验关系不大。我们很快就能意识到，晚期帝国历史的每个方面都很难讨论。从看起来最缥缈的神学文本到看起来最具体的考古调查，每一项证据都在不同的意义上搭建了一座通向过去的脆弱桥梁。没有哪项证据能够提供毫不含混的结果。即使是付出全部的努力，我们也只是停留在深渊的边缘，眺望深渊下不可想象的遥远世界。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样一种内在于我们职业的思想晕眩。我听说，当法国的登山者们一起到达一个特定的海拔高度时，他们把正式的称呼语“您”换成更为亲密的“你”。这是一种可敬的行为。在一个高处求生的团队中——这一点和我们不无相似——它营造出一种正确的团结精神。因为高处总会有震慑感。无论我们通过何种路径迫近晚期罗马时代——通过教父文本、史书、法律文件、铭文、考古发掘、绘制陶器的分布图所揭示的贸易模式——我们都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基督教在西方的兴起是一个艰巨无比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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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学生发现他遭遇了一种强大到手头的任何工具都无法衡量的力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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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给这本书的读者带来了些许这种魅力，我也只是传递给了他们一种学习的乐趣。在我写作这本书的年月里，是我在这个领域里如此多的朋友和同事把这种乐趣传递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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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个缘故，我感到从我的朋友和同事那里受惠良多，我实在是幸运。回望本书的写作，我发现整个过程能够被标记为一系列罕见的智力上的慷慨。本书的多份修改稿承蒙多位读者的批阅。在一个奇迹之年里，高等研究所迎来了我自己的天堂里的两位名人——丽塔·特斯塔和亚鲁斯·巴纳吉。他们给我的初稿提供了慷慨的关注和批判性的评论。我没法期望更警觉的读者了。不久之后，约翰内斯·哈恩来普林斯顿校园访学，他定期给出的敏锐而准确的评论，给学术友谊的概念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朱丽娅·斯密斯和汉米·司各特通过他们真诚而执着的阅读进一步强化了我的坚持。从头到尾，肯贝里·鲍斯和艾迪·瓦特的评论都让我保持生气并受到指引，在时常发生的生动对话中，我们一起进入过那些对古代晚期研究尚未完全开启的风景，他们透彻而带有暖意的阅读让我时刻处在学术的单纯欢愉中。当本书内容进入早期中世纪时，同时也是全书在数不清的疏于编辑的文档中趋于成形时，赫尔穆特·海米茨和杰米·克莱纳引领了这部书稿（既在思想上也在控制论的意义上），对于这种用心，以及如此具有感染性的热忱，我再怎样感激也不为过。很多其他人也在不同的时间读到过书稿的某些章节或部分，接受他们的评论对我来说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督训。就算只是为了表达一种超越本书写作的感激，我也要提及格伦·鲍尔索克，多年来，他这个榜样对我来说构成了一种鼓舞。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在写作本书时所处的学术环境让我倍感幸运。我觉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希腊研究项目”像是一个温暖的壁炉，在每年的一场场活动中，多亏了迪米特里·贡迪卡斯的才能和精力，那么多我长期喜爱的史学家和地区研究专家被聚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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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相关的工作人员——詹妮弗·巴克、茱莉娅·列维斯通和黛比·缇加登。她们高超的专业技能和好脾气，让这部我必须承认有点儿像骆驼的书稿得以穿过了针眼，并达到了“普林斯顿出品”的工艺和美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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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的夫人贝齐居功至伟。从头至尾，她都毫无保留地支持着我。她一直腾出时间来客观地阅读每一轮草稿，挑出晦涩的或者不恰当的表达和结构。她还常常贡献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储备，以及对于人性是如何在过去的年代中发生作用的（既悲悯又反讽的）独特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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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一起到这段历史发生的很多地区旅行过。我把这本书献给她，在了结了一桩誓愿的那种老派而实在的意义上。这种誓愿，我在为数众多的帝国晚期犹太教和基督教铭文上读到过：我给予她的与她曾给予我的相比，何其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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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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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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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罗马非洲，也就是现在的北非，或阿拉伯语所称的马格里布。见本书页边码第326页。后文出现的“非洲”均为此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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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特别想到的是说拉丁语的巴尔干人，特别参见S Ćurčić，Architecture in the Balkans from Diocletian to 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10）。在Danny Ćurčić 完成他那勇往直前、包罗万象的学术杰作时，能有机会通过和他反复交流来探索这个被忽略的世界，对我来说既是一种愉悦，也是一种荣耀。把被忽略的大量史料集在一起，另请参见M.Handley，“Two Hundred and Sixty-Four Addenda and Corrigenda to PLRE from the Latin-Speaking Balkans，” 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 3（2010）：113-57；关于位于匈牙利的索皮亚纳（佩奇）的4世纪的精美陵墓，参见K.Hudák and L.Nagy，A Fine and Private Place：Discovering the Early Christian Cemetery of Sopiane/Pécs ，Heritage Booklets 6（Pécs：Örökség Ház，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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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Gernet，Le génie grec dans la religion （Paris：Renaissance du Livre，193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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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erome，Vita Malchi：Patrologia Latina 23：5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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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犹太教社群的性质和这些社群中虔敬献礼的意义，我大量参考了S.Schwartz，Imperialism and Jewish Society，200 B.C.E.to 640 C.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及同一作者的Were the Jews a Mediterranean Society？Reciprocity and Solidarity in Ancient Judais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以及J.Niehoff-Panagiotidis，“Byzantinische Lebenswelt und rabbinische Hermeneutik：Die griechischen Juden in der Kairoer Genizah，” Byzantion 74（2004）：51-109 at pp.88-100中关于施舍的独特意义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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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K.Lowther Clarke，Saint Basil the Great：A Study in Monastic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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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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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一部 古代末期的财富、基督教与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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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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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黄金时代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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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农民”到“市政要员”：财富、特权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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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用一些总结性的内容开启这一章。首先，我们将讨论罗马社会中财富和社会地位相辅相成的独特方式。随后，我们会考察财富是如何从土地上被汲取出来的。在此之后，我们将专注于一个世纪：我们会尝试勾勒4世纪拉丁西方地区中上层社会的结构，尽管篇幅上难免简短；我们会考察一个新的社会从多个方面看是何种模样——作为罗马帝国深刻的秩序重构的结果，这个公元300年之后的新社会中出现了新的阶层形式和新的财富展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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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以提出第一个问题开始：晚期罗马社会中的“财富”究竟指的是什么？对这个时期的有钱人有过观察的人倾向于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在绝大多数例子里，财富就是可以将劳动转化成食物的土地。对于有钱人来说，食物可以进一步转化成金钱，进而兑换成特权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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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在社会的多个层面上看到这一进程在起作用。一个发生在4世纪非洲内陆的发迹故事能够很好地把它阐释清楚。一段来自马克塔尔（位于突尼斯西南部内陆高原边缘的一座城市）的铭文讲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穷人”是如何赢得财富和特权的。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学者们都称他为“马克塔尔的收获者”。他用一长段铭文记录了自己的一生。他从不曾完全没有土地。在度过了依靠自己的土地勉强维生的日子后，他发家成了一个劳工群体的工头。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是没有土地的，与他相比贫穷得多。作为收获时节的劳力，这些劳工将会遍布东努米底亚（位于今天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之间）。“在毒日头之下”十二年的劳作，让“马克塔尔的收获者”最后成为“一家之主”，也就是一个不错的农场的拥有者。最终，来自产业的收入使他有资格成为马克塔尔市议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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