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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的视野：帝国变革中的有钱人，100～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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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在时间上暂时后退一大步，在罗马社会的整个景观里考察有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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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我们的“马卡塔尔的收获者”在有钱人里属于很低的级别。即使在他本人所处的地区，很多市议员都远比他富有。在他之上伸展着一座陡峭的金字塔，有令人眩晕的高度和一个狭窄的顶部。位于金字塔最顶端的财富之巨，长期不见于之后的欧洲，直到工业革命时代的百万富翁才足以与之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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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记住，与帝国的总人口相比，这是一个很小的金字塔。从顶端到底部，所有的有钱人加在一起，不过构成了全部帝国人口中“幸运的十分之一”——为罗马帝国经济建模的现代研究者们带着值得赞美的道德克制这么称呼他们。“马克塔尔的收获者”和他的同类所享有的那种相对的繁荣，百分之九十的帝国人口都没有享受到。大多数人过着悲惨的生活，其生活标准从来没有超过其他前工业时代帝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比如莫卧儿帝国的印度。和莫卧儿印度一样，罗马帝国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但如果沿社会阶梯向下，色彩很快就褪去了。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有关财富和贫困的生动的基督教话语所产生的喧嚣（出自市议员阶层成员之手，而且大都是在向城市居民发声），只影响了总人口的一小部分。这种喧嚣需要被放置在一个更广阔世界的辽远沉默中。一种“适度的经济增长”让我们的“收获者”和很多像他一样的人，得以进入类似马克塔尔这种城市的市政大厅，而那个沉默的世界“甚至没能开始分享这种经济增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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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更开阔的罗马史视野之下，很多学者不禁认为，与前几个世纪的帝国成就相比，4世纪是一个渺小的时代。4世纪的罗马人常常被呈现为一个严重贫困化的帝国里的居民，在先前伟业的废墟中奔忙，忙于绝望而激烈地去阻止——哪怕只有片刻——开始于200年的无法避免的衰落进程。一个曾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西部帝国在410年哥特人洗劫罗马之后的数代里的衰亡，只不过标志着一个逐步走向崩溃的故事的结局。破坏早就已经发生了。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意义上，古代世界在3世纪的危机中走向了终结。4世纪已经是欧洲中古时代的不祥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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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肥皂剧式的观点曾在20世纪上半叶统治史学界。读者们将很快意识到，这不是本书作者的立场。自1940年代开始，针对4世纪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研究发生了井喷。它们表明，4世纪就其自身而言是一个拥有别样的奇异活力的时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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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不能就此撇开比例的问题。4世纪不是2世纪。在前两个世纪中，伴随着罗马统治的巩固而产生的经济上的爆发式增长，是一项非凡的成就，它在地中海留下了印记。那里的海底至今还堆积着罗马时代船只的残骸，其在数量上高于之前的所有世纪，也高于之后前现代历史中的任何世纪。在瑞典的湖泊和格陵兰的冰层中，这个时期铅的沉积量也出现激增，几乎可以肯定它是源自前所未有的大气排放总量，产生自罗马帝国治下西班牙极大规模的采矿和对银的提炼。[14] 与2世纪相比，4世纪远离财富的巅峰。但它究竟向坡下滚了多远？下滑了那么远，它又在什么意义上还能被认为依旧是一个罗马社会？通过何种机制，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避免进一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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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答案或许是，需要被解释的并不是4世纪，而是2世纪。2世纪被恰当地称为“欧洲历史上最不寻常的时期”[15] 。我们不应当把它视为一个黄金时代，并以之为标准度量之后所有世纪的成就和变通。事实上，2世纪是一个代价高昂的侥幸成就。在一个和平的世纪之后，2世纪的特点是发生在多个地区的广泛的过度建设。新的地方精英竞相变得比罗马人更罗马。生态枯竭的迹象已经在2世纪的莱茵兰边疆出现。[16] 2世纪70年代之后，瘟疫的冲击很有可能引发了长期的人口下降。缓慢的下降溢出了罗马帝国史通常的断代期限。[17] 总之，2世纪的社会竭力推进到了任何前工业帝国可能承受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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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世纪始，罗马帝国不得不面对任何一个帝国都常见的局限性。因此，它经历了被我们称作“3世纪危机”的时期。不过，这个时期最好被看成在一段异常好运的时期之后的对现实的回归，而不是一场灾祸。在200年之后，帝国面对着所有伟大的帝国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它发现自己面对着不再能够被轻松控制的敌人。帝位曾经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转移，即从一个超级富裕的意大利家族到另一个。如今，这种方式被一系列军事政变取代，这些政变继而引发了内战，后者以一种不可预期的方式耗尽了行省的物资，却无法通过新的征服加以补偿。篡位、内战和严重的军事失利从顶端动摇了帝国，帝国的芸芸众生专注于日复一日地艰难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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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帝国在绝大多数时候都面临如何存继的问题。但对罗马帝国而言，2世纪异乎寻常的繁荣的光芒，容易让罗马帝国的所有之后的世纪看起来都像是衰落期。但是，相比不可逆转的灾难性的世纪，3世纪和4世纪更应当被视为一个艰苦奋斗的时代，为的是调动一个依旧具有令人惊讶的活力的社会中的资源，以期持久地存继下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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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有些吊诡的是，罗马行省社会的地区主义在3世纪的危机中拯救了帝国。帝国的辽阔疆土和多样性缓冲了罗马宫廷和边疆地区重复出现的危机。这些危机都被地方化了，在构成帝国的广大地区中，总能找到更安全、更繁荣的行省来为帝国提供资源。通过在各个城市间的运作，罗马的税收系统借用而非破坏了这种地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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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都维持得很稳，很多行省在很大程度上毫发无损地度过了3世纪的危机。我们倾向于忘记这一点，因为幸存是件缺乏魅力的事。幸存带来的是沉默，只有当事情变糟的时候，沉默才会被打破；一切持续向前时，沉默就会出现。举例来说，行省炫耀过罗马城市生活带来的好处，例如西班牙诸城的情况。如今，它们依旧牢牢地把利益抓在手里，城市依旧，但那种新生事物带来的激动心情已经褪去了，不再有人觉得有必要竖立研究2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所喜爱的那种积极向上的铭文碑刻，来铭记城里的慷慨事迹和新建公共建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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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受到的内战和大规模蛮族入侵的影响尤其少。在马克塔尔、其周边以及其他地区，贯穿3世纪和4世纪，农业聚集区的建筑鳞次栉比，好似珊瑚礁。生产精制器具的陶瓷窑厂遍布乡村。[20] 铭记公共工程和慷慨义举的铭文在非洲的城市中依旧继续。但就算是在非洲，在3世纪末，建设的步伐也放缓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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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在很多西部地区的省份，公共建筑方面的优先选择发生了显著的风向转移。在高卢和西班牙的很多地区（最终甚至是在罗马城本身之中，奥勒留墙在3世纪70年代建立），城墙代替了剧院、浴场和庙宇，成为公共建筑工程的典范。我们不应该着急地把这些城墙仅视为面对蛮族的逼近而慌忙建起的防御工事。它们设计仔细，修筑规模巨大，所传递的信息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意图：即使是在一个与两个世纪前相比安全感更少的世界里，也要和罗马的伟业一起存继下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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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继下来的是帝国本身。皇帝和他们的仆役在这一点上超乎寻常地直言不讳。在3世纪，帝国通过了忠诚的关键考验。在很多地区，人们普遍感到，罗马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混乱。从这个考验中幸存下来是不小的成就。一个世纪之后，在405～406年的蛮族入侵和410年罗马的失陷后，西部帝国将不再能够唤起同样的忠诚度了。在一个世代的蛮族入侵和内战之后，罗马不可逆转地分崩离析了，尽管这一次的内忧外患并不比3世纪时帝国所经历的那次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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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需要留意帝国是在何种条件下从3世纪的危机中幸存下来的。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通过对古罗马制度进行了很多紧急状况下最为大胆的创新。经过数世纪的积累，那些制度的能量绝没有终结。比如说，税收被严厉地理性化了。它延伸到了所有省份，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决心被实行。[23] 但开始于罗马统治初期的城市和帝国的协作，依旧为征税提供了运行的机制。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有关4世纪西部地区社会轮廓的叙述都必须从财富的根源谈起，包括收获、税收，以及在4世纪税收、收获和市场是以何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一起改造罗马有钱人的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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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的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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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那些与从前相比几乎没变的事情着手。财富主要来自土地上的劳作。这意味着，每一年，罗马帝国超过百分之六十的财富是靠超过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在收获时节积累的。每年基础农作物的收获涉及整个罗马世界，从中东地区开始，绕着地中海，在不列颠和莱茵河收尾。谷物的丰收在中东地区开始于春季，直到夏季在北欧结束。整个地中海地区，葡萄和油在晚秋和早春被生产出来。只有埃及，靠着裹挟着红土的尼罗河洪水在6月和9月的涨落，奇迹般地处在季节步调之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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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时节之前，富人和穷人都一样得等着。因为不稳定的气候状况，地中海地区收获情况的差别是出了名的。精心照料的田地也免不了诸多威胁，例如摧毁性的暴雨、肆虐的冰雹、（在东部和南部海岸地区）始终存在威胁的延续干旱，以及内陆高原地带干旱的冬季（没有降雪因此没有水分的冬季）——特别是在安纳托利亚。不曾预见的粮食减产所造成的“收获的震荡”是常态。在除埃及之外的所有地区，年收成的波动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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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不奇怪，人们普遍认为财富掌握在诸神手中。好收成是自然景观中上帝或诸神的微笑。在311年，最后的多神教皇帝之一（东部帝国的皇帝马克西敏·达亚）告知推罗的公民，他对基督徒的迫害已经让诸神感到高兴。天气本身变得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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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看看，那些挺立的作物在广阔的田野上摇摆着脑袋欣欣向荣；多亏了充沛的雨水、温和气候的回归，以及柔和的空气，那些牧场上的植物和花儿正闪闪发光。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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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们也没有心存侥幸。他们也诉诸超自然的手段来保护和培育他们的土地，其程度和非基督徒不相上下。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们也召唤在这方面享有成功声誉的仪式专家。在4世纪早期，一次在西班牙南部召开的宗教会议禁止基督徒地主招来犹太人为土地祈福，“免得他们使我们（基督徒）对这片受自上帝的土地上所结果实的祈福失效”[27] 。有法术咒语的例子被保存下来了，在突尼斯的瓦德西雷恩，俯视田地的山丘上放着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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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莱奥贝扎格拉（Oreobezagra）、阿布拉克萨斯（Abraxas）、摩克塔尔（Mokhtar）……上帝、各位上主和诸神，让冰雹、霉变、暴风的怒气和蝗虫群远离这片地产和上面生长的果实，远离葡萄树、橄榄树以及播种了的田地，不让任何瘟疫袭击这片地产和上面的果实。只要这铭刻了神圣名号的石头依然在这片土地周围，就保护它们，永远健康无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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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月开始，人们持续一整年都在仔细搜寻下一个收获的预兆。岁首节以相同的方式凝聚了多神教徒、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想象，因为很清楚，它就是一个关于当下财富和未来财富的节日。[29] 在岁首的这一天，普罗旺斯的居民会在他们的桌上堆满好东西。通过这种在阴冷的深冬对丰腴的古怪展示，他们期望下一个收获时节能有丰盛的奇迹。[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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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的拉比们知道对地中海周围及以外地区来说什么是最紧要的。他们指出，犹太教新年的大祷告是为了雨露，“最终为的是，上帝的子民不至于像奴隶一样互相依靠”[31] 。在当时的人看来，社会分层的主要原因是，富人和穷人在面对收获震荡的危险时，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富人能够抵御这种冲击，贫穷农民的全部资源都危险地处于天气的控制之下。这些收获震荡打破了平衡，给农村人口带来悲惨、债务和依附，因为他们不得不产出足够多的粮食才能换得支付租金和赋税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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