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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地主和农民的关系采用的是地主和佃户之间的自由合同这种法律形式，似乎也有某种强制性因素笼罩着它。暴力的威胁（既包括肉体上的暴力和收债带来的暴力效果）常常被加诸农民阶层。因此，晚期帝国的地产都很脆弱。一支军队在内战中被消灭，或是蛮族入侵造成的紊乱，可能就意味着对乡下控制力的失去。这些事件可能会成为农民大规模迁徙的信号，他们将在别处找寻自由和更好的生存条件。农民阶层并没有被法律禁止迁移，然而，对他们的潜在迁徙的恐惧，以及地主们希望束缚他们的意愿，在当时人心中颇为普遍。[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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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很多地区，地主和他们的农民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地主所面对的佃户不能够被随便当成“乡村农奴”来对待。然而，这些佃户也并不是自足的小农，只用向远在天边的地主付地租。4世纪的“黄金热”使农业人口遭受的残酷压迫，比起古代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用安德烈娅·贾尔迪纳的话来说——在立场上，她激烈地捍卫把罗马隶农制看作一种强制制度的传统观点——“丰产和苦难很可能是结伴而来的”[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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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纪的危机给这个残酷的体系带来了考验。帝国西部地区的地主，无论大小，发现他们再也不能想当然地觉得农民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中，再也无法依靠一个被削弱了的罗马政府来强行实现他们的需要。因此，面对暴力的升级以及内战和蛮族入侵造成的紊乱，地主们不得不更使劲儿，以维持对劳动力的控制。从有防御工事的避难所，到在地产上建造教堂，地主们采用的众多招数展示了一种新的用心，目的是加强农民和地主间的上下联系。这种用心在4世纪“黄金时代”的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并不存在。那些实实在在地巩固了与农民之间联系的地主更容易幸存下来；与此同时，对于人不住在乡下的巨富（这个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帝国）来说，他们分散的地产很容易就败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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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罗斯托夫采夫（以及他之后的很多学者）坚定地认为，晚期帝国的地主都住在乡下。他们认定，3世纪的危机已经不可挽回地造成了罗马帝国城市的衰竭。晚期罗马帝国的贵族被认为成批成批地往乡下迁移。作为一个阶级，他们被“乡村化”了。他们在土地上施行的权力，预演了后世封建领主的权力。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令人兴奋的学术推进之一是，意识到在4世纪和5世纪早期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从没有抛弃过城市。从不列颠到迦太基，他们的庄园通常坐落在距离城镇不远和距离通向城镇的道路不远的地方。他们在城镇里的宅邸和他们在乡下的庄园几乎一样壮丽。[64] 就算是罗斯托夫采夫选择的那幅镶嵌画——用来展现晚期帝国设防庄园那种类似于城堡的隔离感——也已经令人信服地被重新解读为富有截然相反的信息。画中背景的围墙是罗马城墙。这幅镶嵌画宣传的是地主对城市的自豪感，它并不是用来庆祝从城市撤到乡野深处的要塞居所。[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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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罗斯托夫采夫描绘的经典印象，让我们把晚期罗马帝国的所有地主都想象成与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和梅兰尼娅属于同一层次，但他们还到不了那种级别，大部分地主是富裕的市议员，但并非巨富。在任何地区，他们不会把自己看作无可争议的乡村主人。每个地主都会发现自己需要和人竞争，对手通常是行省社会中的同侪。在绝大多数地区，和像普罗布斯与梅兰尼娅那样不住在该地的大地主相比，行省地主也过得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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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晚期西罗马帝国庄园的考古能够印证这一点。一些4世纪的庄园规模巨大，例如位于西西里的皮亚扎阿尔梅里纳或位于西班牙的卡兰克。它们好比庄园建筑领域的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就像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因他的财富和贪腐而臭名昭著，这些庄园因它们无与伦比的宏伟而闻名于世。[66] 但并非全部的庄园都像它们一样。在不列颠、西班牙、高卢和意大利，已经有多得多的庄园被发掘。它们的规模更小，常常扎堆出现，彼此距离不远。它们并不像孤零零的城堡那样突出，没有像中古封建领地的中心那样去统治一片地区。事实上，它们被设计成具有吸引眼球的效果；它们做工华丽且精巧，很适合用作彪炳成功人生的纪念物；它们散发着一种高级的品位，以及在祥和的土地上享受到的奢华；它们并非原封建领主的作品，而是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地方城市贵族阶层的产物，这个阶层的人怀有强烈的野心，但他们的视野常被限制在本城或是本省的范围之内。[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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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多这种地主真的获得了成功。在西班牙东北部的地中海沿岸，一幅晚期罗马帝国的庄园镶嵌画展示了一顶城墙形状的桂冠。通常情况下，这种形象是一个城市的好运之神的象征。然而，在这个案例中，它代表了这片土地的好运之神，也带着土地拥有者的好运。铭文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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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塔利斯过得好，图里撒就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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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塔利斯应灵了。地主们的细心关照使图里撒繁荣。该城直到今天还存在，现在叫作滨海托萨（位于西班牙的赫罗纳）。[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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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段轻快铭文中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图里撒的维塔利斯并非巨富。据我们所知，他也不是大地产的拥有者，尽管罗斯托夫采夫斩钉截铁的描述，长期以来鼓励我们把他想象成那样。图里撒庄园的拥有者是个“小号的大人物”，一个行省地主，可能出身于某个地中海沿岸城市（比如巴塞罗那）的城市贵族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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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黄金时代”的新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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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里撒的维塔利斯的例子让我们意识到，在晚期帝国，就像在古代历史的其他时段一样，大地主尽管光芒四射，但并不会单独存在。他们并不是他们所在世界的唯一主人。沃尔特·沙伊德尔对很多社会史学家的观点有着很中肯的批评。他指出，我们被一种“二元管状视野”误导了。这种视野把罗马社会粗暴地分割成很富的和很穷的，没有中间人群。沙伊德尔正确地坚持认为：“存在相当的可能性，用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来调和一个拥有不成比例的大量财富的精英阶层的统治。”[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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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暂且把视线从大人物身上往下移，朝向沙伊德尔所谓的“庞大的中间阶层”。我们会发现，在帝国西部地区的各个行省，充满了有活力、有韧性的人物。在4世纪西部帝国的社会中，未来并不属于普罗布斯这样的大人物，而是属于像图里撒的维塔利斯这样的行省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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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源于西部地区上层阶级的一次大洗牌。君士坦丁的多年统治（306～337年）被证明是很关键的。就像罗马共和国内战之后奥古斯都的“罗马革命”时期一样，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皇帝转向了比之前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来为新帝国寻找支持力量。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们向一个分布广泛的“政治民族”示好，其代表就是行省里的市议会精英。很多被君士坦丁招募和封爵的人，不只是他们各自城市的领袖人物，财富和联姻把他们变成了整个行省社会的领袖。他们远非暴发户，他们中很多人出身于根基深厚的家庭；他们的收入能够达到数千金币；他们不是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那种巨富——普罗布斯的地产跨越意大利南部、北非和地中海的其他地区，就好像现代“跨国”公司。从君士坦丁以降，皇帝把权力天平向行省精英倾斜，向他们开放元老院的成员资格。[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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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省贵族一样得到提升的，还有为帝国统治提供服务的群体，包括廷臣、官僚和军事人员。结果是，一个由新人构成的、遍布全帝国的阶级使传统的罗马元老阶层相形失色。这个新阶级的成员被授予元老级别的头衔——“名士”，而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也相应被授予了“名媛”的头衔。至少有2000人带着元老等级的特权回到地方上定居。因此，那些老派遗老虽然和元老院有源远流长的联系，却不得不与由相继的几位“新拿破仑”——皇帝君士坦丁、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提尼安一世所创设的“帝国男爵”一起竞争品位、权力和财富。[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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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局势带来的结果是，和罗马元老院密切相关的一小撮贵族发现，甚至就在罗马城中，他们身边也挤满了外省人和政府公务人员。面对这种局面，居住在罗马的贵族表现得非常顽固。尽管他们自312年君士坦丁皈依后就生活在基督徒皇帝的统治下，但经过整个4世纪，很多贵族依旧是坚定的多神教徒。他们绝没有被挤出权力中心。他们的巨额财富和继承特权使其得以进入统治圈。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并非唯一一位在4世纪的政治领域依然活跃的罗马元老。[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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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新构建的帝国精英阶层中，罗马贵族代表了一种“家底”。很多贵族家庭都可以上溯若干个世纪，而且，他们是在一个经济异常繁荣的地区居住了若干个世纪。我们必须始终记住，意大利南部和北非（而不是意大利北部、高卢或西班牙）是晚期罗马西部地区的经济重心所在。[73] 在这些地区，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有“家底”的罗马家庭。然而，尽管这些人享有优势，涌入的新人还是为罗马贵族的权力设定了一个比之前的世纪更多样化的背景。普罗布斯之流的巨额财富，不再能够保证他们对于整个罗马西部社会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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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姆嘉德名册：4世纪帝国西部地区的身份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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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晚期罗马经济急速货币化的程度和成因，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史学家还在争论之中。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晚期罗马政府扮演的角色。一些学者认为，前工业时代的帝国像罗马一样受到距离和原始农业耕作方式的局限，没有哪一个能够创造出一套国家机器，单单通过税收需要达到对整个经济的刺激效果。4世纪的罗马政府可能并不像新近一些学者相信的那样有效。很多学者认为，4世纪的帝国至多也不过是见证了国家权力的一次展示，不寻常但也注定不长久。[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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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合理的质疑。而我们不能否认，4世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皇帝和宫廷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在决定罗马社会的阶层结构上发挥了主导作用。财富的分级也更为直接。那些获得帝国特权的人脱颖而出。在大众心目中，新的分层关联着获得万能的索里达，而要获得索里达，首选就是为帝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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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绘后君士坦丁时代“黄金热”的影响时，《军事论》一文的作者接着指出，新近贫乏者的怨恨心态得为他所在时代的犯罪和政治上的不稳定负责。我们不能被他所用的“贫乏者的”一词误导。他所说的“贫乏者的”并非农民阶层或居住在城里的穷人的那种“贫穷”。关键不是“贫穷”而是“贫穷化”，是那些之前不把自己看作穷人的人的贫穷化和权力的丧失。这位作者所针对的是罗马社会中的一个部分（甚至可能包括传统元老阶层的成员）。这部分人群怨念于他们错过了新的黄金时代。[75]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罗马社会的重构是如何在基层，即在各个城市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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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67～368年，努米底亚的塔姆嘉德城（今阿尔及利亚南部的提姆嘉德）壮观的市政大厅竖起了一座碑刻。上面列有市议员的名单，以地位高低为序。这篇习惯上被称为“提姆嘉德名册”的铭文，相当于一份后君士坦丁帝国行省社会的图表。[76] 10位“名人”（即新晋元老）列于最顶端，其中至少有5位是本地人；还有30位议员是提姆嘉德市议会的领导，他们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统治寡头；之后出现在铭文上的是议会的成员。在提姆嘉德，这个群体由150名左右的市议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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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市议员是普通的议员（就像“马克塔尔的收获者”那样），他们因公务而享有品位，并单单因这种品位，就得以在地位上超越乡下的“卑微农民”和城里的民众。然而，这个群体受到了最严重的“贫困化”沉重打击的威胁。他们既需要负责地方治理的枯燥工作，又需要承担为帝国征税这项在财务上充满风险而又残酷的任务。他们需要对城市所控制的地区出现的任何税收短缺负责。如果他们没能完成任务，他们先前所享有的免于酷刑和鞭笞的特权就有可能被收回。然而，尽管饱受困扰，这个群体绝不只是由小人物构成的。在提姆嘉德，一些市议员的家族姓氏可以上溯至少一个半世纪。[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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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有趣的是，有70名曾经的提姆嘉德市议会成员不用在市议会服务，尽管他们出生于本地家族。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官员，在提姆嘉德以及整个非洲作为公务员为政府服务。他们现在服务的对象不再是城市，而是帝国。这意味着，一个最初由60～70个家族构成的集团，在过去的至少两个世纪里曾统治着有一万人口的城市和地区。通过转化为帝国官僚，这个集团被新的黄金时代打散了。通过为帝国服务而获得的帝国特权，决定了市议会中的特权群体和特权较少的群体之间的分野。由于为帝国服务，一部分人被豁免了城市对他们的钱财和时间的索求，另一部分人则不幸被“搁浅”了，他们被束缚在家乡的狭窄视野中。他们可能很有钱，但面对那些因抓住了机会而成为帝国仆人从而更为成功的同辈，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缺乏安全感，并心生怨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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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提姆嘉德名册和其他相关铭文让我们能够生动而准确地一窥某个行省社会，也有助于正确看待巨富们的财富。从基层向上看，罗马元老阶层——更不必提像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一样拥有传奇性财富的人——是很遥远的人物。通常情况下，真正要紧的人，是地主、政府公务员以及在类似于提姆嘉德这样的城市里享受帝国特权的人，他们散布于整个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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